张葆森 “简师”琐忆

通州的中等教育自清朝末年“兴新学”时起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老通州们”一直以通州有“两所中学”、“三所师范”而津津乐道，并引以自豪。两所中学，当然是指大名鼎鼎、闻名遐迩的“潞河中学”和“富育女中”（通州二中的前身）。那么“三所师范”呢？其一当然是指“河北省立通县师范学校”，因其只招男生学员，故简称“男师”；其二则指“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简称“女师”；其三则是指“通县简易师范学校”，简称“简师”。这三所师范学校在数十年的办学过程中，都曾数易校址，我上“简师”搭的恰恰是“末班车”：那年学校招了两个班学生，即50名男生、50名女生，到了下一年——1953年暑假，学校只招了一个教学班，50名女生，未招男生，待这个班学生读完三年毕业后，学校就停办了。掐指算来，从学校停办到现在的称呼一直未变。在这三所师范学校中，规模最小、人数最少、办学档次最低且停办最早的当属“简师”。可是我于1952年暑假中所考上的恰恰是这所学校。现在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所以在通州知道“简师”的人是越来越少了。然而，对于我们这些“简师”学子们来说，对母校，对母校的领导和老师、对老同学、老校友的感情却是与日俱增，别的不说，仅以我们这届“简师”老校友入学50周年和毕业50周年的“校友大聚会”地点，特意选在母校旧址，就可以看出对其之意重情深了。

一、校史变迁

据通州史志资料记载，远在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3月，通州就设立了“劝学所”。顾名思义，这既是劝勉鼓励人们上学读书的行政部门，也是领导和管理新、旧学校的组织机构。为了改良私塾和满足先后建立的几所初等小学堂所需师资的双重目的，“劝学所”于宣统三年（1911）在通州卫胡同药王庙内建立了“通州单级传习所”，培训对象为分散于广大乡村私塾学校中的青年塾师和各大书房、高等小学堂的学生，培训期限为一年。——这就是“简师”的前身，也就是“简师”建立的时间、地点和起步时的名称。如果横向里比较一下：“简师”建校的时间仅比“男师”招收首届师范生晚了二年（“男师”于1909年招收首届师范生，校名为“东路厅师范学堂”），而比“女师”建立的时间（1916年）还早五年呢。“通县单级传习所”的负责人由“通州劝学所”总董李浚源兼任。到了民国四年（1915）春，“通州单级传习所”更名为“通县师范讲习所”，从此校名中正式标明“师范”二字，学制也由原来的一年延长至二年，同时，在改扩建校舍时，校门也由通州卫胡同改在了靳家胡同——即由原来的朝南开门，改为了朝北开门。此后的一段时间，“师范讲习所”所长先后由县知事汤铭鼎、李杜兼任，管理员先后由王振东、孙葆光、张和銮担任。截至1930年底，近20年时间内，“单级传习所”和“师范讲习所”共培养出12个教学班448名毕业生。1931年2月，学校更名为“通县乡村师范学校”，学制延长至三年，并继续招收新生。1934年校名又改为“通县简易师范学校”，学制进一步延长至四年。——这就是老通州人数十年间无论校名如何更改，总是习惯地称其为“简师”的原由。正当“简师”缓慢而曲折地前行时，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1935年，日本侵略者扶持的汉奸殷汝耕在通县建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937年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通州同北京一起被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从此，通州在日本鬼子的铁蹄践踏下，各项事业遭受严重摧残，教育事业也不例外。在通州城里，小学三年级以上全要开设日语，在学校内日本教师和“假洋鬼子”教官横行霸道，其他科教师只是敢怒不敢言；在广大乡村，日本鬼子和伪军打着“强化治安”的幌子，不断地施行清乡和扫荡活动，无论是新式小学还是各种私塾关门的关门，停办的停办，教师的需要量急剧减少，于是“简师”于1941年被迫停止招生，改为“通县初级中学”，直至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简师”再没招过师范生。1946年春天，“通县初级中学”再次更名为“通县简易师范学校”，恢复招收师范生，但在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下，直至1948年12月通州解放时，“简师”仅有四个教学班、139名学生、13名教职员。自1929年1月到这时，“通县乡村师范”、“通县简易师范”和“通县初级中学”校长均由王振东担任。1949年3月，通县军管会派曹乃木和李一忠二位领导正式接管了“简师”，不久，正式任命曹乃木先生为校长，李一忠先生为总务主任，整顿恢复办学，学制定为三年，当年暑假即招收男女新生各一个班，学生共100人。从此，“简师”获得新生。1950年又改称为“通县前期师范学校”，1951年又改称为“通县初级师范学校”——这就是我在1952年暑假考上这所学校时的正式名称，所以当时也有人管她简称为“前师”或“初师”。

“简师”获得新生后，为了适应解放后通县城乡空前发展的小学教育的新形势，满足广大劳动人民子女上学的迫切要求，尽快解决小学教师短缺问题，在学校党支部和校委会领导下，学校扩大了办学规模。首先是扩充校舍：一是购买了一处与学校毗邻的民宅改建了教室，二是经通州市人民政府批准把离学校不远的静安寺等公房开辟为学生宿舍，三是把当时属于通县管辖的位于双桥的占地面积达70亩的那桐坟地改建为分校。同时，扩大教师队伍，增添教学设施、增购教学仪器和图书，开辟仪器室、图书室和阅览室等，在此基础上，尽力扩大招生数量。例如：1951年暑假，除招收两个初师班外，还增招一年制短师班一个，同时各个班级还招收插班生，尽力扩大班级规模；1952年2月，又招收短师班3个，经过3个月的短期培训，于当年暑假与三年制初师班、一年制短师班一同毕业，共同走上教育工作岗位，解了很多急需老师的通县农村学校的燃眉之急。这时的“简师”达到了自1911年建校以来最辉煌的时期。这年暑假前的在校生共有6个三年制的初师班、1个一年制的短师班和3个三个月的短训班，学生总数共有536人，教职员数达到40人。

解放后的“简师”在增加了招生数量、扩大了办学规模的同时，不断地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在办学方向上，继承和发扬了老解放区的革命传统，教育学生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热爱教育事业，向社会、主要是向通县地区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小学教师，为通县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众所周知，为了不断提高小学教育的办学水平，在解决了增加老师数量这个当务之急后，更重要的就是进一步提高老师的学历，全面提升老师素质。所以，“简师”在1952年招收了两个初师班（男女生各50名、共100名学生），1953年招收了一个女生班（50名学生）后，就不再招收初师班。1954年只招收了两个走读的初师班。到了1956年暑假，最后一届初师班毕业后，具有远见卓识的上级领导决定停办“简师”，“简师”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光荣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据统计，“简师”自1911年开办，至1956年停办，共为通县地区培养小学师资1690余名，而解放后到50年代中期的短短五年时间所培养的师资数量，就占了其中的近二分之一的数量，质量更不待言。

写到这里，还需补充说明一点：尽管笔者从1952年暑假后入学到1955年暑假毕业，整整在“简师”读书三年，其间和此后对母校历史变迁也多有耳闻，但若让我全面系统地叙述出来，远非本人力所能及。直到50年后我们这届“简师”校友聚会时，老同学西淮发给我们人手一份“简师“校史纲要”，才了却了我的心愿。据西淮说这份材料是由我们的学长、多年参与《通县教育志》撰写工作的刘裕先生整理的，这样说来这份材料是确凿可信的；在此不敢掠美，特作如上说明。

二、校园环境

从通州南北大街交汇处的闸桥往北，穿过鼓楼下的拱券通道，再向北走一小段路，北大街东侧第一条胡同叫作靳家胡同，这条东西走向的胡同两边建有大大小小的民居四合院，胡同偏东坐南朝北开着两扇黑漆大门，这就是我上学时的“简师”正门，在它的斜对面偏东路北有座小学，当时叫作“简师附小”，专供我们这些就读的师范生听课、见习、试讲的地方。走进“简师”大门，门道左侧是传达室；再往前走，迎面而立的是一连六间、两个平房教室的后檐墙，这两个教室就是我们这届“简师”学子在学校读二、三年级时的教室。教室前面、与教室平行建有一排高大轩敞的平房，这是我们全校师生开会时的礼堂兼饭厅；饭厅西侧建有几间南北走向的厢房，这就是为全校师生烧水、做饭的伙房。礼堂南面，另有几间较低矮的平房，里面装有一排排书架，上面摆放着薄薄厚厚的图书，这里就是学校的图书室。我平生第一次接触到的现代文学作品，例如老舍的《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孙犁的《风云初记》、康濯的《春种秋收》、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等等，都是从这里借阅的。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这些建筑并不是校舍的主体部分，而仅仅是校舍的东跨院。若要进入学校的中心部分则需要沿着我们教室的后檐墙往西走一小段路，方能进入学校的主体部分。

所谓校舍的主体建筑，说到底，也就跟一座面积较大、两进院落的大四合院差不多。院子中间长着一株大槐树，粗壮的树干，两名学生各自伸开双臂合围也难以搂抱过来，上面挂一口铜铸大钟，夏秋时节，枝叶茂盛，浓阴匝地，十分凉爽。走进院里，稍微细心点儿的人就会发现，这座大四合院中的房舍，从样式到格局，从用料到做工都有明显的不同：院子最北面靠近邻街院墙的那十来间教室，只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一排平房，无论样式、用料还是做工可以说比稍微讲究些的住户的正房还略逊一筹。可是与之平行的南面的那座教室却与之截然不同：两面山墙和前后檐墙磨砖对缝，做工十分精细，墙下是一圈精选的厚重的石料做房基、台阶；屋顶更为讲究，歇山式屋脊平直峭之；四角跷簷，如雄鹰展翅欲飞；屋顶铺着青灰色的筒瓦，显得高大肃穆；门窗高大、轩敞豁亮，而且，门、棂、椽、柱等木料部分，尚有彩漆涂抹过的痕迹。在这座坐北面南的屋舍前后，分别建有东、西配房，虽然这些配房与正屋比，显得低矮狭小，但用料和做工却毫不逊色，这比它北面的那排教室气派和讲究。记得我第一次看到这些屋舍时，脑海里时隐时现的常常是我在西集读小学时“关帝庙”的正殿和配殿的形象。这个谜底直到数十年后我读了“简师”校史纲要后，才彻底揭开。正是由于“简师”最早是建在通州卫胡同的“药王庙”中的，其他校舍都是后来扩充修建的，所以它们的样式、格局、用料、做工才各不相同。这座大四合院，就是我读“简师”时的校长办公室、教导处、总务处、教研室和一年级、三年级教室所在地。

学校主体建筑的西边、与东跨院大体对称方位，还有个西跨院——这就是“简师”的操场所在地，学生们上体育课和开展课外活动的地方。说是操场，但是连200米跑道都无法安排，再往西就是隔壁民居的院墙了，所以想要扩充操场范围是相当困难的。这可能也是1951年要到双桥去开辟分校的原因之一了。操场北端见缝插针建了几间平房，这就是我们的音乐教室。学生练琴室和课余器乐小组的活动场所；操场东南部与主院落西南部相结合的地方，盖有一片房屋，这里是女生宿舍所在地。

由于“简师”的学生多数来自通县各个乡村，更有的来自大兴、顺义、平谷、三河、香河等县，所以学生都需要住校，可是校园内又容纳不下，于是学校又在静安寺和堂子胡同开辟了两处宿舍点，我们读二年级时，全班50名男生就都住在静安寺里。每天晚上9点多钟下晚自习后，我们整理好书桌，就要相约着走出学校大门，沿靳家胡同往东走一小段路，见到小小的十字路口往南行，路东的第一条胡同就是静安寺胡同，也就到了我们宿舍所在地。“静安寺”一听这名字就可以断定这肯定是座寺庙，如今它的正殿就成了我们50名男生的宿舍。那时还没有如今学生睡的这种双层铁床，而是沿着大殿内的东、西山墙和后檐墙呈∪形状搭成比农村的土炕还长得多的木板大连铺，每天夜间我们这些年仅十几岁的“秃小子”，就成了这里的“住持和尚”。说实在的，在这里生活也真不容易，虽然不用打坐、诵经，但是在这冬天似冰窖（仅凭两个大些的煤球炉取暖），夏季如闷葫芦罐（缺少后窗户）的环境中生活，够艰苦的吧？不过，还有一点，现在想起来仍觉得挺有意思，那时候管学生宿舍不叫宿舍，习惯上都叫做斋，第几宿舍就叫第几斋，就连宿舍长，都叫做“斋长”。我们班的张振玉同学还落下个“老斋长”的称号。这个“老”字不是说他年纪大，而是因为他从在双桥分校时起，一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承担斋长的职务，直到毕业为止。如此看来，我们这50名整整在静安寺大殿中住了一年的“秃小子”，倒真成了“吃斋念佛”、潜心“修行”的“小和尚了”！这样，直到1954年暑假后比我们高一届的“学长”毕业了，我们才搬到位于堂子胡同的男生宿舍之中去住。从此，每天下晚自习后，我们跨出学校大门，沿靳家胡同向西，来到尽头折向北大街后再向南行，鼓楼后西侧的第一条胡同就是堂子胡同，这里的宿舍设在一小的四合院中，五间正房、对面东、西厢房，我们按照班主任给编成的学习小组，分别住在这些房子之中，这样，我们这群“小和尚”又还俗成了“城市平民”，直到1955年毕业后，各自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

还有一点，我想最后说明一下：由于校内的操场狭小，只够全校同学上早操、分班上体育课和分组打篮球用，如要开展某些竞争激烈、带有某种危险、需要较大环境的运动项目，则需要另寻他处了。记得有几次课外活动安排的是打垒球或投掷铁饼、手榴弹、体育班长就特意组织我们到司空分署街西口、西海子电影院东门外的那片开阔的地方去进行，待痛痛快快地玩完一堂课，再高声唱着进行曲返回学校。

上面所介绍的就是“简师“校园环境，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简直可以用狭窄、简陋来形容。然而，就凭这样的环境，培养出的人才包括体育人才，却是数量众多，成绩显著。

三、学习生活

我们在“简师“的学习生活，是从1952年暑假后新学期开学第一天，我们这一百多新生排着整齐的队伍步入学校礼堂、参加开学典礼的那一刻正式开始的。那天的学校礼堂，简直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从主席台的安排，到周围环境布置，从欢快有力的音乐，到台上台下一张张陌生而热情的笑脸，使我们既感到新鲜有趣、欢乐喜庆，又感到亲切温暖、兴奋喜悦。尤其是入学之前我已听别人介绍过，我们的曹乃木校长年轻时是清华学子，后来为了投身革命而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到大后方参加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通州解放后，他成了“简师”获得新生后的第一任校长；具有这样光荣经历的校长本身就是令人钦佩的楷模。今天我们能当面聆听他的教诲，真可说是此生有幸。正因为这样，所以时光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他当时对我们讲的几句最重要的话，至今仍镌刻在我们记忆深处：“……坐在我们队伍中的新生同学们，从今天开始，你们都具备了双重的身份：你们既是一名普通的师范生，又是一名‘预备役’的小学教师！……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老师又如一支蜡烛……在校内，你们要成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你们要成为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好教师……”

从这天起，我们这群孤陋寡闻的孩子，仿佛一下子长大了，明白事理了，不但看清了在校时的目标和方向，而且连今后数十年的漫漫人生之路也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

从这天开始，我们便按照校长的要求，在班主任和各科老师的组织和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到丰富多彩、紧张有序的学习活动之中。

简师的教学情况，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老师为培养合格的小学教师而教，学生为成为合格的小学教师而学。”

为了帮助学生牢固树立“终身从教”的专业思想，鼓励学生抓紧在校学习的宝贵时光、争取更多地学习和掌握文化科学知识，从领导到老师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要想教给孩子们一杯水，你们就要先有一桶水。”那么，老师是怎样竭尽全力，有的放矢地帮助学生获得这“一桶水”的呢？下面仅举几例略作介绍。

我们的数学老师叫杨文遂，中等身材，说话慢声细语，用词准确简练、条分缕析，讲课时每句话都像是经过深思熟虑，精心安排的，绝无颠三倒四、含糊不明的。他在传授数学知识、培养学生计算能力和证明方法的同时，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分析力、概括力和给别人讲解清楚的能力。有的数学老师给学生判数学作业时，只看看最后的结果，只要得数对，不看计算步骤是否完整、清晰，就给打“√”或“×”，我们杨老师比这样的老师要细致得多、要求严格得多。每当他讲完一节课的新知识后，先要在黑板上出两三道题，做完后他领导全班同学一题一题地分析订正，从步骤到结果逐项审查，都做对了还不算完，还要请这名同学到讲桌前，模仿老师讲课的样子，从整体思路到每一层、每一步讲解一遍，最后，杨老师还要评价一下他的语言是否准确、简练，是否能让学生真正听清楚、弄明白。——你想想，经过这样严格要求，耐心培养的学生，将来到了工作岗位上教起小学数学来，自然很少会遇到难以逾越的门槛的。

我们的理化老师，从教我们第一节课起，就反复向我们强调：要学好物理、化学，光靠耳朵听、脑子记是绝对办不到的，要五官并举、手脑并用才能学好，说得再具体一些，就是要集中精力听老师讲解概念，细致入微地观察相关现象，全力地分析原理，亲自动手实验证明。——当然也很简单明了：你们将来有可能要教小学“自然”课，如果不会引导学生观察自然现象，不会熟练地给学生做演示实验，只会让学生死记硬背枯燥的概念，怎么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老师呢？基于此，尽管那时学校的实验条件有限，但我们的老师还要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地让几个学生走上讲台，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做着相关的实验，同时，还要让他们讲述相关的理论，以此来训练学生手脑并用的能力。

我们的史、地老师也挺有趣，没教上几堂课呢，就多次强调：“教是为了不教”。这话乍一听来，使人好不奇怪，进一步听听老师解释，又一个个会意地笑了，频频地点头称是，原来这话的意思：学历再高的学生，在校学习的时间也不过数年，而一个人的学习是终生的事，所谓活到老、学到老是也。而要做到这一点，好的老师就要做到：在向学生传授各科知识的同时，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教给学生正确的学习方法，牢固树立锲而不舍的学习精神。这样，在老师们帮助学生打下的坚实基础上，再有什么新知识学生不就能通过自学而不断获取了吗？老师不就可以“不教”这样的学生了吗？教我们地理的许老师就颇具这样的特点。看外表，许老师是一位瘦瘦的女老师，平时又不苟言笑，很少与学生交流，但是她有一手过硬的本事——当堂在黑板上绘制所讲的省、市地形图。一般的地理老师给学生讲地理课，往往是事先预备好一张大型印刷的地图，讲课时往黑板上一挂，讲到什么用教鞭在图上指点什么；尽管纸幅较大，山川河流等也印得比粗重，然而坐在后排的学生看起来毕竟比较吃力。我们的许老师与此完全相反，上课时除了一本书、几支粉笔，其他一概不带。直待她宣布完这堂课要学哪个省区地形图后，然后背转身，面向黑板，高高地抬起捏着粉笔的右手，唰唰唰眨眼工夫，该省区的地形轮廓迅速勾勒出来，你跟书上印的图形对照，除去放大了倍数外，几无差错。然后，讲到山川、城市、公路、铁路随讲随填，特殊强调的内容，还用彩色粉笔涂之，全班同学人人看得清清楚楚，个个佩服得啧啧连声。这样的地理课学生能不爱学嘛？以后自学起地理来能感到困难吗？

我们在“简师”先后跟随两位老师——郭金锋先生和朱起润先生学习语文，尽管两位老师从外貌到气质，从学养到教法各具特色，但有一点却是完全相同的，即他们在一丝不苟地传授语文知识的同时，都能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学生进入文学梦境之中。在我们读“简师”一年级时，郭老师就在他所教的两个班学生中发现并培养出数名作文成绩优异的文学“新苗”。我当时虽然也喜欢读课外书，满心希望提高作文成绩，但可能是悟性较差，一直未摸到作文的大门，所以作文成绩一直很低。直到升入二年级，朱老师教我们语文课后，我才忽然开窍，作文逐步提高，并学着徐富、孙晶等人的样子，也潜心作起“文学梦”来。朱老师用什么灵丹妙药帮我打开迟钝的心窃的呢？说来好笑，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作文本上接连出现的几个“5”分。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我二年级第一学期作文本上的一串分数是：“3、4、5、5……”——就凭这两步台阶、三个“5”分就把我对作文的畏难情绪一扫而光，把我对文学的热情激发起来。在此基础上，朱老师精心指导，悉心培养，甚至为我们开起了“小灶”。记得那年放寒假前，老师在我的作文后面除了写上了对这篇作文的批语外，还另加一句：“建议你利用假日好好读读苏联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我欣喜若狂，马上到学校图书馆借来这部作品，不待到家，就急切地读了起来。说实在的，如此大部头的苏联文学，从内容到语言实非我辈所能消受得了；在此前我到图书馆不过借些中国短篇小说集，我到阅览室最爱看的也不过是《少年文艺》、《说说唱唱》之类的书。但既然是老师的要求，我哪能怠慢？回到家里，利用一个假期，硬是仔仔细细地把这部作品“啃”了一遍。后来我发现，我听老师话的程度远不如我的同窗好友徐富，老师建议他读《红楼梦》，他竟然利用这一个假期把该书认认真真地反复读了三遍！从此以后，我读书的范围扩展了，见了大部头作品也不犯怵了。记得有一个星期天（那时星期日不上课，我们也不回家），我在学校食堂吃过早饭，急忙赶到“新华书店”，站在柜台前读巴金的《家》，一连几个小时过去了，愣是把《家》读完了，再小跑着回学校吃晚饭、上晚自习。在如此沉迷课外阅读的同时，我还“蠢蠢欲动”了，看到身边发生的有趣事情，经过一番思索安排还要写成“稿子”了。我在“简师”自命题写的第一篇“稿子”叫《为了集体荣誉》，写完之后我还不知天高地厚地寄给了我每期必读的上海《少年文艺》，大大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这篇几百字的“稿子”竟然在1955年第12期发表出来了。——那时我已是贾后疃小学的一名年轻老师了。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在“简师”的郭老师、朱老师培养教育下，我成了语文、文学爱好者；此后，我教了数十年语文，并利用业余时间，“三天打鱼，不定期晒网”地写了数十篇自命题“作文”。请看：优秀的教师对学生影响有多么大、多么深远！

在“简师”读二、三年级时，学校还为我们开设了《教育学》、《心理学》两门师范生特有的专业课程。教这两门课的是胡复老师，白净净的面容，戴一副淡棕色镜框的近视镜，身材比较瘦小，说话慢声细语，带有南方口音，是一位典型的南方知识分子。刚开始学这两门课时，我并没有多大兴趣，总是以为我们不是在接受老师的教育吗？还用学什么《教育学》？再说，编写《心理学》课本的人有孙悟空钻进别人肚子里的本领，连别人心里什么样都能猜得透、看得清？待听胡老师一章章、一节节由浅入深地讲下去，才知道自己对《教育学》、《心理学》的理解是大错而特错了！原来这也是两门内容丰富的社会科学知识呢！《教育学》既要研究教育的本质、教育的目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又要研究各项教育工作的任务、过程、内容、方法和组织形式，还要研究学校领导、教师应具备的素质，应掌握的工作方法，学生如何做到智、德、体、美全面发展等等。尤其是《心理学》，它不但研究人的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情感、性格和能力，而且还研究如何按照学生心理发展特征和规律，解决对儿童教育和教学上的实际问题，如何通过开展多种生动有意义的活动维护学生心理健康、预防心理障碍等。这些既陌生又新鲜、乍一看离我们十万八千里，实际上今后的工作中一时一刻离不开的知识，经过胡老师条分缕析地讲解，有如巨大的磁石一般，牢牢地把我们吸引进去。

我们这些“简师”学子，尽管各有各的兴趣爱好，各有各的特长，但是对于学校所开设的各门课程，却不敢厚此薄彼，稍有忽视。各门知识简单明了，又符合天经地义；各科老师最常说的话就是：“毕业后到了你们的工作岗位上，知道学校领导将安排你教哪门课？万一安排了你的‘特短’课，你说不会教？是合格的师范生吗？为了将来不尴尬，还是认真学好每门功课吧；别忘了，艺不压身！”下面仅举音乐课为例，说说我们是如何学习所谓“小四门”的吧。

上过小学的人都知道：音乐课最好学，只不过是老师边弹琴，边教学生唱；唱上几遍后，学生把曲调旋律和歌词记得八成熟了，再让学生跟着老师弹的琴声唱；最后老师站起身，起一句头后，挥手指挥学生唱；学会一支新歌，再学第二首歌……音乐课就这样轻松快活地下来了。

我们的音乐课可比这样的课复杂、难学多了：既要练发声，还要懂乐理；既要会识谱，还要会弹琴；既要弹唱结合，还要指挥学生唱。您想想：一个好的音乐教师得能够眼看着歌谱、手弹着曲调、口唱着歌词、既踏着风琴踏板、耳听着学生唱得是否有错——眼、手、口、足、耳同时并用、密切配合、瞬息万变且不能出毫厘差错，这哪里是一朝一夕所能练就的真本事呢？记得三年级时，我们每天都要到练琴室，认认真真地练上一节课，到最后，我们仍是手忙脚乱、顾此失彼，常常出错。幸亏我到了工作岗位后，校长没安排我教音乐，否则，我将要为母校丢人现眼了！

“简师”的课外活动既丰富多彩又富于教育意义，这里且不说每天下午上完两节正课后，同学们都根据个人兴趣爱好，分别参加到合唱团、舞蹈队、器乐演奏组、篮球队、美术组之中，有的尽情欢唱，有的愉快跳舞，有的笙管笛箫合奏，有的紧张激烈比赛，还有的聚精会神地素描、写生……整个校园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除此之外，学校团总支和学生会还有计划有组织地多次举办英模报告会，参观有意义的展览会等。其中有几次大型活动，至今还深深地铭记在我的脑海中：一次是和全县中学生一起，在潞河中学大操场听中国的保尔——吴运铎所作的《把一切献给党》的报告。保尔·柯察金是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根据自己的经历写成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的主人公，他出身于工人家庭，从小饱受苦难，在优秀共产党员启发引导下，积极参加多种革命活动，成长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后来全身瘫痪、双目失明，仍然克服重重困难，以文学创作为武器，继续投身革命工作。他说过的最有名的话是：“人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而已。人的一生应该这样来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他在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们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吴运铎是一名中国的优秀共产党员，他的革命经历、动人事迹和崇高精神都与保尔相似，并以惊人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写了一部《把一切献给党》的著作。在这次报告会上，他亲口讲述了自己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的感人事迹，同时，向与会的全体同学提出了“把一切献给党”的希望和要求。会后，在通县中学生中掀起了一股读保尔和吴运铎书、背保尔那句名言的狂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堂帮助与会者树立正确人生观的课，吴运铎就是这堂成功的课的最好的老师。

另一次活动是学校组织我们去参观“通县专区教育展览会”，在展馆里，我们通过大量的照片实物和图表等全面地了解了通县地区教育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认清了我们将要从事的工作有多么光荣、艰巨和重要。尤其是参观了优秀教师事迹专馆，我们找到了自己的榜样，认清了自己努力的方向和目标，明确了达到目标的途径和方法。

我们在“简师”参与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大型集体活动就是走出母校大门、走进大稿村小学校园去实习。对于每一位师范生来说，这是对在校三年学习成果的大检阅，也是对在自己将要从事的教师工作岗位上综合能力的大演习。由于我们毕业后多数人将要去农村小学工作，所以学校领导特意为我们选择了大稿村小学为我们的实习基地。那时的大稿村还不是今天高楼林立、环境优美的模样，而是一条小河自西向东缓缓流过，两岸分散着一座座平房小院，河上架着简易木板桥，供两岸村民来往通行之用。我们这些实习生就像下乡蹲点的干部似的，挤住在村民家中，早晨学生到校前再排着队赶到校园中去，按照实习活动的需要，带队老师把我们编成一个个实习小组，每个组由男女生搭配，业务能力各有所长且分工合作，有人教语、术，有人教史、地，有人兼班主任，有人组织文体活动。当我们第一次出现在学生面前，听到仅比我们小三四岁的小学生管我们叫老师时，那种兴奋和难为情的心态真是难以描述。为了讲好这平生第一节课，大家按照《教育学》、《心理学》的要求，根据老师在各科教法课上所讲的内容，确立教学目的、选择教学方法、安排教学过程、推敲教学重点、难点，写出详细的教案：然后在空无一人的教室中或请同组同学当学生反复试讲，广泛听取意见，一次次地修改教案，直练习到肚子里背得滚瓜乱熟，才能走上讲堂，正式向学生讲课。当然，那些平日训练有素，第一次走上讲台就能觉着冷静、有板有眼顺利完成教学任务、一炮打响的大有人在；可是，站讲台前，眼望天花板、手不知往哪儿放、说话结结巴巴或打机关枪似的——明明准备的是45分钟的内容，20来分钟就“突突突”的也偶有发生。不过，在小学老师和学生的配合支持下，在带队老师和同组同学帮助下，经过一个多月的“实战演练”，每个实习生都有很大提高，实习任务顺利圆满完成。

回校后，进行了细致认真的实习总结，参加了终身难忘的毕业典礼，牢记着范绍义校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教育事业奉献，为母校争光”的谆谆教导，走出母校大门，走上了各自的工作岗位，就像一个个辛勤的农民那样，在小学教育这片沃土上，一年又一年地耕耘、播种、收获，从春到夏，从秋到冬；从青年到中年，从中年到鬓染霜雪！

四、真情永驻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句从小就会说的话，直到晚年才真正理解它比喻得再恰当不过了。我们这届搭“简师”末班车走上教育工作岗位的学子，自1955年辞别母校、老师，转瞬间数十年过去了，再没有进过母校大门，原因是我们离校后的第二年，“简师”就停办了。母校校址先后改为“农业合作干部学校”、“北京市农林招待所”等，我们无缘进入。绝不是我们对母校感情淡薄，恰恰相反，我们对母校的怀念之情、对母校老师的感恩之情、对同窗好友的思念之情却是与日俱增的。别的且不说，仅从下面简述的几次校友聚会情况就可以充分地证明这一点。

1995年9月16日，当我们毕业四十周年之际，我们这届“简师”学子在老同学张国良任校长的管庄小学举行了首次“55届校友大聚会”。尽管女同学已经退休，男同学尚未退休并且有的人因各种原因已经调到外地，要想聚会谈何容易。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老同学西淮凭借着一幅毕业照、一纸毕业前留下的“通讯录”和他的满腔热情，愣是用“滚雪球”的办法把本届校友完全找到了，就连此前已去世的同学，也与他们的家属子女联系上了。这样，聚会的时候，连远在大东北虎林的老同学徐富、远在大西南昆明的张桂玲均已提前到达，更不用说我们这些从未离故土一步的人了。更令人欣喜若狂的是：我们在双桥分校就读时的主任兼语文老师郭金锋先生也精神矍铄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四十年啊，四十年，这是多么漫长的一段历史时光，因工作和生活的需要分散了整整四十年的师生，今日一旦重聚在一处，那一张张阳光灿烂的笑脸，一双双紧握不放的大手，一声声热情洋溢的问候，一阵阵清脆爽朗的笑声，顷刻间帮我们这帮老头儿、老太太穿越历史的隧道，回到了四十年前的学生时代。管庄小学宽敞的礼堂，顿时变成了我们在“简师”表演“大合唱”时的舞台，变成了每个课间都要举行的集体舞的舞场。聚会正式开始后，首先是“校友会”的领导西淮、高林、张立英、冯崇兰等人发言，向大家汇报举办这次活动的目的、初衷、过程及今天到会的情况，接着就是请郭主任讲话，同学们向老师赠送具有特殊意义的纪念品——四十年间每个人在报刊杂志发表的经验总结、论文、诗歌、小说、散文等作品——请老师像40年前批改作文一样再次仔细审阅、认真批改。进而，就是同学自由发言，有的吟诗、有的挥毫泼墨，有的放声高歌，有的尽情舞蹈，有的讲述幽默的故事，有的介绍养生保健知识，总之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尤其令人赞叹不已的是：我们的郭老师竟然现场吟诗一首，把聚会活动推向了高潮。现转录如下：

通师校友40年后管庄团聚抒怀(1995、9、16)

习习秋风，拂此管庄；

会我门生，佳节重阳。

群贤毕至，满室生光；

高谈阔谈，慨当以慷。

吟诗作画，文采飞扬；

放怀遣兴，情意绵长。

有儿女情，莫含莫藏；

有英雄泪，但洒无妨。

有老来福，甘脂共尝，

有居高位，持之以常。

有缠万贯，长发其祥；

有为鬼者，魂其来飨。

逝者如川，人间沧桑；

聚少离多，似有感伤。

举袂共祝，益寿健康。

这首继承了《诗经》遗风的四言古诗，叙述了这次聚会的热烈场面，抒发了对这届门生的深情厚谊，表达了对学生的殷切期望，阐述了人生的深层哲理，更是对这次聚会的最好的总结。

这样的校友聚会，1996年5月4日在东关小学和2000年5月14日在台湖村敬业中学还各举行过一次，由于活动内容、参与成员和欢乐的情绪大同小异，故此本文不再赘述。

下面，把我们所有聚会中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且最具特殊意义的一次简介于下：

2002年8月25日，是我们这届学子步入“简师”大门的50周年纪念日，这次校友会特意选择在母校旧地（这时那里已成了“金百万饭店”），聚会那天，迎着冉冉升起的旭日，不但我们这届同学陆续到了，而且，连已达耄耋之年的曹乃木校长、范绍义校长、郭金锋主任和赵兴老师也都兴致勃勃地应邀而至。当我们师生一起步入半个世纪前的校园时，虽然连旧时的一间校舍也找不到了，但是，当我们发现了院子里不同方位遗留的两棵参天古槐树，我们顿时联想起教室、礼堂、操场等的方位，这样，一幅完整清晰的母校校园立体图，马上呈现在我们每个人的脑海里。当我们步入会议室，围着桌子坐下来以后，西淮同学首先向我们介绍了与会的各位校领导和老师，礼堂里响彻了雷鸣般的掌声，欢迎各位老领导、老恩师。接着，“校友会”的成员又简略地向老领导、老恩师汇报我们这届同学离开母校数十年间的基本情况：我们这届同学绝大多数老师终身从教、直到退休，其中有几位因参军等原因离开了学校，但有人在部队的陆军、空军等院校中先后当学员、教官最后升为军校领导，从广义的角度说，仍然可以称作“老师”。终身从教的同学们，多数被评为中、小学高级教师，还有几位升为中、小学校长。其中，教育教学工作成绩最优异的柴喜春、刘森林二位同学双双被评为特级教师；赵瑞芳同学自1974年3月起被任命为大厂回族中学的校长兼党支部书记、河北省“园丁奖”获得者，她的事迹被载入河北省教委主编的《一代教育功臣》和大厂回族自治县的《县志》中；柴喜春同学在数十年的教育工作岗位上，先后荣获了县、市、全国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和北京市十佳教师的光荣称号！纪清玉同学在学校时被选为“学生会”生活部长，在帮助同学搞好生活、办好伙食、照顾好生病的同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数十年，取得了优异的成绩，1981年被评为“北京市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同时，还在社会上做了大量的好事，例如救助失学儿童、关爱武警战士、资助有困难的同学、同事，《北京青年报》、北京电视台等都报导过她的感人事迹，被尊称为“首都楷模”，退休后在社区仍坚持无私奉献……

曹校长、范校长、郭主任、赵老师听了他们亲手培养起来的这些学生在数十年间所创造的普通又可贵的事迹后，不断地点头、欣慰地微笑，并啧啧连声地说：“你们为母校争了光，我们为你们感到光荣和骄傲！……并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接着，曹校长代表与会的领导和老师讲话：他首先谈了从接到参加聚会的电话到今天走进“简师”旧地的激动心情，进而讲了在“简师”工作期间的生活情景和美好记忆，然后介绍了几位老师听到简师学子所创造的优异成绩后的兴奋和喜悦，最后，语重心长地叮嘱大家要安排好退休后的生活，有条件的话还要多读些书，多为社会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听了曹校长的讲话，在场的同学个个兴高采烈。有人吟诗，有人作画，有人放声高歌，有人翩翩起舞，各自运用自己最喜欢的方式表达对母校的怀念之情，对恩师的感激之情。其中，杨希斌同学的《怀念母校颂恩师》最能代表大家的心声，兹引述其中几句如下：

母校是我们成长的摇篮，

永远镌刻在我们心中；

虽无富丽堂皇的校舍，

却有饮誉教坛的精英。

恩师废寝忘食播撒知识种子，

呕心沥血塑美好心灵，

恩师如春风扬起我们理想的风帆，

似红烛照亮我们前进的路程；

像春蚕织出校园锦绣，

如春雨育出教坛新星。

母校和恩师是我们人生路上的航标，

我们按照她指引的方向前行，前行！

另外，老同学徐富当场吟诵了一首七律，也完全传达了大家的心声：

寻    根

靳家胡同树成荫，赖有师范文脉深。

古塔巍巍传经典，运河滟滟润诗文。

三年感悟摇篮曲，半世情抒学子吟。

魂牵梦绕恋热土，故地重游好寻根。

聚会结束前，就像近半个世纪前在母校校园照毕业照那样，我们又请高级摄影师为大家拍摄一张集体照，两位校长、郭主任、赵老师坐在中间，我们这些均已年过“花甲”的老学生跟当年一样或蹲、或坐、或站，一排排整整齐齐地簇拥在学校领导和恩师周围，一个个心花怒放、喜笑颜开……

这样的大型聚会，2005年和2008年还各举行过一次，至于各种各样的小型聚会和老同学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下面，仅简述一事即可看出这方面的情况。

我们有一位老同学叫李玉金，1955年毕业时同北京住家的几位女同学一起分配到了大兴县一所农村小学，成了一名光荣的“乡村女教师”，深受学生的欢迎和农民的爱戴。她爱人也是一位教师，婚后生有一女一子，为了更好地为农村教育事业做出贡献，他们特意把家安置在农村。此后数十年如一日，一直坚持农村教育事业，直至退休。她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都很满意。可是，退休不久——1996年10月中的一天，她骑车外出，遇到了一场车祸。老同学赵银素很快就得到了这一消息，马上赶到李玉金家中帮助她联系住院，并亲自把她送进住院部，帮她安排好一切住院事宜。手术那天，赵银素、杨秀英、柴喜春等同学，整整在手术室等候三个小时，直到把李玉金安全地送回病房才离开医院；手术后，家住黄村的柴喜春每天到医院为她送饭，什么饭顺口就做什么饭，什么菜有营养就炒什么菜；出院后，为了让她复查、治疗方便，柴喜春四处求人为她在医院附近廉价租了一套居室楼房，郭金锋老师为她送来一张床，纪清玉送来被褥，家住通县的杨秀英送来家具，这样，大家帮她在黄村安了个新家；在“新家”疗养期间，很多老同学前去探望，家住外地的同学邮寄来书信、营养品、衣物等日用品，表达各自的关心和慰问。老同学一封封热情的书信，一句句火热的问候，都深深地打动着她，给了她巨大的精神力量，住院手术治疗后，李玉金病情一度好转，可是后来又引发了不少疾病，再加上不久她的老伴因病去世，她的病情越来越重，最后连吃饭、喝水、说话、行动都相当困难了。很多老同学为了帮助她克服困难、减轻她的孤独寂寞，无论酷暑严寒、无论刮风下雨，大家轮流来看望她，帮她做饭、做活，陪她聊天解闷，为她送去战胜病痛的信心和动力。这些老同学从年近“花甲”，一直坚持到年逾“古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关心照顾、支持鼓励李玉金达十数年之久。李玉金同学在大兴区《老教协》杂志2008年第一期上，曾发表过一篇《世界上最值钱的东西是真情》的文章，这篇文章详细地介绍了在她与疾病作斗争的漫长岁月中，老同学是如何关心和照顾她的情况后，深情地写道：“最后，我要向同学们交待一件隐藏在心中很久的事情：我在过去的几年中，由于无法忍受病痛的折磨，曾经有过两次轻生的行为，没有成为现实的重要原因是同学们给了我力量。在行动过程中，我思想斗争很激烈，前思后想，觉得如果是那样做，太对不起大家了。同学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活下来，我胜利了，是同学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借此机会，我要向同学们道一声‘谢谢’，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爱护、支持和帮助。如果真的有来世，咱们还要做同学，做朋友！”

摘引到这里，我也情不自禁地心潮激荡、热泪盈眶了。我们这届“简师”学子虽仅同窗三载，却结下了深情厚谊，做到了真情永驻。我们之所以对母校、对恩师、对同学有如此浓厚的感情，如此重情尚义，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简师”的思想品德教育、尤其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的卓有成效，无疑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

值此我们的母校——“简师”建校百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时，提笔写下这篇《琐忆》，无非是想说明：“简师”在老通州的三所师范学校中，虽然是一所规模最小、人数最少、停办最早的学校，但也是一所求真务实、成绩显著、贡献不小并值得纪念的学校。

2010年10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