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了这么多文字，就是没有写过大姐。我不是不想写，是不敢写。我一想起大姐，心里就痛得不行，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再过几天就是大姐的忌日了，这几天的夜里老梦见大姐，醒来后就痴坐着想一些大姐生前的事，想完后觉得应该写写大姐了，就让这些文字作为我敬奉给大姐的忌日供品吧。

     父母生了我们姊妹兄弟六个，大姐是老大。大姐如果活着的话，今年也得小六十了，在她身后排行老二的二姐今年已经五十六七了。

    从我记事起，大姐的身子永远就是干瘦干瘦的，老是一副皮包骨头的样子。可大姐有的是精力，有的是力气，无论干什么活，她从来都是不服输的。她那个年代靠工分吃饭，整男劳力干一天挣10分工，女劳力是7分。大姐就找生产队长要求跟男劳力一块干活，大姐一天能挣到9分，这在我们村里是没有过的事情。大姐从15岁就下了学在生产队里干活，一直干到快30了才出嫁，为了父母，为了兄弟姊妹，在家整整出了近20年的力。同一个生产队干活的姑娘们给大姐起了个外号“密筢”，这个称号用在大姐身上的确是恰如其分。其他姑娘干活时干什么活就拿什么工具，大姐下地时除工具外，总是右手挎着提篮，左手牵着羊或者牵着牛，等到了地头，把羊或者牛拴下，把提篮放下，就开始干活，歇息的时候，男劳力抽烟啦笑话，姑娘们纳鞋帮纳鞋垫，大姐则提着篮子到地头和地堰上割草。散工的时候，一群人说着笑着往家走，大姐则背着一大筐草牵着牲畜在人群的后面默默地走着。回到家，拴上牲畜，喂上兔子和鸡鸭，洗把手就赶紧帮着母亲做饭。一年四季晚上的煤油灯下，大姐和母亲坐在灯下做针线活，纳鞋底鞋帮，缝褂子裤子，全家的穿戴就是靠着母亲和大姐的双手。冬日的夜晚，有时我一觉醒来，大姐和母亲还坐在灯下忙活着，她俩的鼻孔总是被烟子熏得黑黑的。不到二十岁，大姐的饭食和针线活就拿得起放得下。大姐干过一段生产队的识字班班长，说是班长，实际是领着干活的姑娘头头儿。那时村里种棉花多，给棉花打药基本上是姑娘们的活。药见到阳光效果就差火候，给棉花打药得趁太阳出来之前。夏天的早晨，天刚露明，大姐就带着队里的姑娘们下地了。等人们吃早饭的时候，大姐们就打下好几亩地了。要知道，一犁棉花的趟子有一里路长，一个早晨要打几十犁。药筒子装满药重五六十斤，一早晨加上半个上午下来，大姐她们一个人就得把上千斤的药水撒到棉地里。等太阳出来，大姐她们吃过送来的早饭，就开始拿棉花虫子。从初夏到深秋，光伺候棉花这活，大姐这帮姑娘的肩膀就得褪十几层皮。我经常见大姐又红又肿的肩上贴着膏药，大姐也经常被身上的伤痛折磨得晚上睡不着觉，母亲有时边给大姐上热敷便一声声的叹息着。

    十八岁那年，大姐和村里几个男男女女的年轻人一起去陶瓷厂干临时工。陶瓷厂离我村十多里路，中间的路边有个火葬场，火葬场时常烧死人的衣物和被褥，再加上人们一些狐媚鬼怪的传说，一煞黑就很少有人走。大姐和她的伙伴们在这条路上一走就是五年整。早上，大姐早早起来，草草吃上几口饭，再用手帕包上两个煎饼作午饭，和伙伴们嘎乎着就上路了。那时村里很少有自行车的人家，十几里的沙子路，大姐她们是步行着走的。大姐后来告诉我，她们有时也爬拖拉机，用拖拉机代脚。在路上，只要碰上拖拉机，她们就会一拥而上，快速地追上，用手捹住车厢帮，脚踩在车轮处的弓子板上。这种机会是很少的，多数的路还是靠双脚来走。一天一个来回就是30里，五年里大姐就走了5万多里路。不可想象的是，大姐一天到晚吃的是地瓜和有数的玉米煎饼，干的是重体力活，还要赶那么远的路，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我曾经多次问过大姐这个问题，她说：咱家我最大，我得替父母操持咱这个家啊！大姐每次都是这么回答我。每当这时，望着大姐那一脸的坦然和安静，我心里总是有一股酸楚和歉疚。大姐每月能挣30多块钱，这是我们全家的花销。发下工资来，大姐一分不留地全部交给母亲，自己花钱再问母亲要。母亲说，钱是大姐创的，大姐自己却一分也不舍得花。大姐发工资的日子，是我们全家改善生活的日子。平日里，母亲炒菜只用少少的一点豆油，只有大姐刚发下工资的一些日子里，母亲才舍得割点肥肉开开荤。可以说，是大姐的劳动汗水和辛苦付出让我们全家度过了那些艰难的岁月。

  大姐心地奇善，无论是谁，跟大姐相处，总会得到她的照应和给与。每逢过年，家里给她做件新衣服，她总是先给和她个量相仿的二姐穿，二姐穿完了她再穿。过年过节家里做点好吃的，她总是最后一个上桌，先让父母和兄弟姊妹吃。大姐干活累，有时母亲给她留一点好吃的，她也是不舍得吃，留给父亲做下酒菜。在陶瓷厂干临时工那些年，她经常接济家庭困难的伙伴，把捎带的干粮匀出一些来给别人吃，等晚上回到家，常常饿得一进门就一头扎到炕上去。有时家门口来了要饭的，大姐会毫不犹豫地从干粮笸箩里拿块干粮，然后再倒上碗热水送过去，感动得要饭的直给大姐作揖。就是左邻右舍有个吵嘴拌舌的，只要大姐出面，没有劝不住地，大概人家尊重的就是大姐为人的善良与正直。我们姊妹六个都逐渐长大了，每当哪一个因为一点小事和父母起了纠纷和冲突，大姐总是坚定不移地站在父母一边，维护老人的尊严和利益。她教导我们说：老人半辈子净撵上些苦日子，伺候老的抚养小的怪不容易，不管谁的情理不是，在老的面前就应该让着老的，谁都不能惹老的生气。在大姐的影响下，长大成人的我们没有惹老人生气的，这一点村里人都非常佩服我们家。

  大姐出嫁后，嫁给了只有一个儿子的人家，姐夫从小娇生惯养，脾气暴躁，又不会干庄户活，大姐在婆家吃尽了苦头。大姐的公公略识得几个字，年轻时在外闯荡，回家后对地里的活不屑一顾，婆婆为闺女时是个半拉子小姐，家里的坡里的活也不怎么爱干。大姐一进婆家的门就如同老牛套上了索头，就只有一门心思地劳作不休。大姐忙完地里的再忙家里的，就是打个麦捆垛个草垛也得大姐手把手地教着姐夫，一年当中麦季和秋季忙下来，大姐的身子瘦得就像麻秆一样。每当学校放假，父母亲就安排我们姊妹几个轮换着到大姐家帮着干活。我从四年级开始就经常去干活，我帮大姐割过麦子，掰过玉米，拔过萝卜，拾过棉花，大姐家的三个外甥我都照看过，外甥们至今对我还有一份特别的感情。大姐家靠河滩，每年河里封冻时村里都分河滩上的苇子，这时父亲就会亲自带领傅家一家一档的几十号人去帮姐姐家割苇子，这也是大姐最高兴的时候。虽然过年去出门也高兴，但去的不外乎是最亲近的几个姊妹弟兄，这时去的是傅家的一大帮子人，大姐就觉得娘家有势力，怪场面，大姐的心里就格外地兴奋。我们在河滩上忙活，大姐就在家里的厨房里忙活，等我们干完活回来，大姐拾掇好了几桌子菜，吃饭的时候，大姐不上桌，只是坐在一旁吆喝着我们吃喝。父亲领着我们离开大姐家的时候，大姐送出我们很远，眼里含着泪水。大姐过门不几年，公公婆婆先后瘫痪在炕上，大姐伺候吃喝，端屎端尿，洗洗浆浆，一伺候就是十几年。母亲去看大姐的时候，大姐的邻居们跟母亲说，公婆心情不好，摔摔打打的，连孙子都摔打得不愿靠前了，大姐却从未有半句怨言，对老人一直悉心照料，从不嫌弃。大姐养育了两男一女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花费了大姐不少的心血。其中的两个先后寄宿在姥娘家里上学，大姐总是风雨无阻地往娘家送粮送菜，支持孩子们好好上学。孩子们的学业不行，大姐就求亲告友地为孩子找工作。记得大姐为大外甥的工作多次登门找我，我跟大姐说让她别一趟一趟地窜乎了，我是孩子的亲母舅，我会为孩子上急的，大姐答应着，可还是顶风冒雨地一次次来单位找我，直到孩子的工作有了着落。

  大姐是老大，在娘家时对我们五个姊妹担任过管教任务，我们都对她尊敬有加，她对我们五个小的有着特殊的感情，刚出嫁那阵儿，大姐不几天就要回家一趟，回家也没有实质性的事儿，就是对我们几个不放心，回家看一眼心里就踏实了。大姐对娘家的我们三个兄弟尤其宠爱，对我们的孩子呵护备至，巴不得放了嘴里含着。星期天我和妻子领着儿子去看大姐，孩子进门叫一声大姑，大姐就赶忙扔下手里的活，一把抱起孩子，脸贴着孩子的脸，亲了又亲看了又看，老是不舍得放下。只要我们去了，她啥事也不顾得了，高兴得手脚都找不着地方放了，就跟个小孩子似的。天晌还早，大姐就忙活着做饭，一边做一边嘴里数落着她侄子爱吃什么，弟媳妇爱吃哪口，弟弟从小是个啥口味。我记得有一年春天去的时候，小鸡才一抓大，为了让我们吃上她亲自烤的烧鸡，她满院子追着抓小鸡，尽管我和妻子再三阻拦，烤得黄笼笼的小烧鸡还是上了饭桌，吃得我们三口嘴角淌油。临走的时候，大姐又带我们到她家的菜园里去，给我们拔上一大些这样那样的蔬菜，说这些菜都是城里人一般捞不着吃的无污染菜。在大姐心里，娘家的事永远都是大事，弟弟结婚，妹妹出嫁，弟妹生孩子，父母感冒发烧，盖屋上梁，叔叔大丧，大姐都提前介入，出谋划策，跑前跑后，出力出钱，乐此不疲。大姐常说，闺女出嫁，有一半心得放在娘家，娘家的事是自己一辈子的事，娘家的人永远是自己的血脉亲人。

    大姐操劳半生，我们姊妹五个心里老觉得有些愧欠大姐，就在大姐快五十岁的时候，我们五个小的商量着给大姐过个像模像样的生日，姊妹六个也借机会乐和乐和。而就在这个时候，大姐病了。应该说，大姐的病根由来已久，这还是听母亲讲的。大姐三岁那年，母亲下地干活，母亲就把大姐托付给我老爷爷看着，老爷爷就领着大姐到路旁找人下棋，下棋的空中，大姐哭着要回家，这是正好有个到南海担咸鱼的熟人路过此地歇息，老爷爷就顺手从筐子里拿了一个咸蟹子哄大姐玩，小孩不懂事，只觉得蟹子咸乎乎的好玩，一个咸蟹子咂吮了半晌午，耽误了喝水，从此落下个气管上的毛病。这个毛病缠了大姐近五十年，大姐从小就一阵阵不停歇地咳嗽，也没碍着她干这干那，家人也没觉得是个什么事。就在那个初夏，大姐的病暴发了。等我接到电话赶到大姐家，大姐已经去了医院，邻居大娘告诉我，大姐咳嗽时带血丝快一年了，大姐时常和邻居大娘说这事，大娘催她到医院看看，大姐没拿着当回事，三拖两拖实在靠不住了，出现了大吐血。我到医院的时候，大哥和外甥们已经陪着大姐检查完了，只是结果还没出来。我到透视室找了个大夫问道，大夫说情况可能很坏。等检查结果出来，证实了大夫的说法，大姐得的是肺癌，且靠近心脏的左肺满了肿瘤，已经无法实施手术。大姐住上院后，我和大哥及外甥们商量着对策：一是对我的父母和大姐保密；二是采取保守疗法积极治疗。大姐是个闲不住的人，从来没住过院，就是头痛发烧也是吃个药片算完。第二天，大姐就问我：他二舅，我不住院中不？打针咱回家打，就是没有病在这里也得急躁出个毛病来。我委婉地做着大姐的工作，告诉她打几天针消消炎就回家，大夫说没什么大毛病。这院一住就是四个月，根据大姐的要求，中间换过几个医院，也回家呆过几次。再后来大姐越来越不行了，有时深更半夜医院给我家里打来电话说大姐病危，我就急匆匆地穿上衣服蹬开摩托车就往医院赶，抢救过来后大姐的生命就会气息奄奄地再拖延几天，大姐这样反反复复地病危过十几次，次次都是大夫竭尽全力地尽可能地抢救。大姐热爱生活，留恋着这个世界，她不甘心就这样离去。在医院里，别人不在场的时候，大姐几次问我：他二舅，你和我说，我到底得的是什么病？这么些日子了，怎么就是好不了啊！我也实在是回答不了大姐的诘问，我只有强忍着泪水一次次握紧大姐的手。大姐似乎觉得有些为难我当这个弟弟的，也就叹口气不再追问，低下头瞅着手上那永远打不完的吊针。我知道，大姐从住院那天起，就有了一种预感，大姐是个明白人，又有些文化，她不会不知道自己病的严重性，她只是不愿戳破这层窗户纸，怕我们和她的孩子们失去了最后的一点希望。大姐用违心的话语给自己营造着一个她自己也知道是不可能的幻想，大姐不想走，大姐不能走，她还有一大些活儿没干完，她还有一大些心事未了，它还要看着两个儿子娶上媳妇，她还要亲自抱抱自己的孙子，她还要给女儿找个好女婿，她要等着她的外甥出生的那一天。她的奋斗，公公那辈的土坯房变成了大瓦房，她给刘家养育了三个后代，改变了姐夫独苗单传的状况，三个孩子有了工作有了工资，日子过得宽裕滋润了，大姐还有好多的美好计划等待实施。大姐还要回家看望自己的老父老母，大姐多次央求我：他二舅，快给我治好病吧，我还得回家看爸爸和婶子（母亲）。几个月来，大姐一直未见到父母，她心里挂念着两位老人，她知道自己不能给二老养老送终了，她心里明白自己不可能将孝女做到底了，这也是大姐生病后嘴上一直叨念着的。大姐病弱的身子里装得都是搁不下的心事啊！

    大姐还是走了。父母的牵挂，姊妹兄弟的亲情，孩子们对大夫的苦求，那数不清的药片药丸和药水，终究还是没挽救住大姐。大姐走了，大姐是张着嘴睁着眼走的，大姐放不下这个世界的一切。大姐走在炙人的盛夏，孩子们撕心裂肺地哭着一次次扑向已经停止了呼吸的母亲，呼着天叫着地地要母亲再回来，泪水和着汗水，三个孩子好几次哭得昏死过去。大姐下葬的时候，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墓地的，待人们都已离去，我双腿跪地，一下子扑在姐姐的坟上，所有的语言都化作了痛苦的泪水，这是我和大姐的最后一次诉说和倾听，这是我和大姐两个世界的唯一的交流方式，这是大姐生病四个月来我郁结的彻底倾泻。当我再次爬起来时，我又给大姐重重地叩了三个头，跟大姐作了永久的告别。

    大姐走了快十个年头了。这些年间，孩子们一个个都结了婚，生了孩子，都真正地长大成人了。大姐已有了两个孙子，这些算是给大姐的告慰吧。而我，大姐的弟弟，除了对外甥们的工作和生活给以关心外，对大姐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文字叙写大姐生前的时光，表达对大姐的追忆与思念。

    （在大姐的忌日来临之际，以此文奉献给敬爱的大姐，追忆和大姐相处的那些珍贵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