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怎么搞的，我是九岁那年才上的学，以后的岁月里，每当有人问起我上学的岁数，我都不好意思回答人家。我常常为此事苦恼着，别人家的孩子都是六七岁上学，我却比人家晚了好几年，总觉得自己的智商比别的孩子差了一截，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智商一点也不比别人差，有些方面甚至还强起他们。

现在想想那个时代，小孩子入学的年龄的确是参差不齐，一个班里的学生年龄相差悬殊不小。这不能怪孩子，也不能怪家长，更不能怪学校，怪只能怪那个时候的岁月不济。

地瓜是那时候所有人家的主食，从早上到晚上，一天三顿吃的几乎都是地瓜，偶尔吃上个煎饼算是打牙祭。那时的地瓜不如现在的中吃，现在的地瓜品种繁多，有红瓤的，黄瓤的，红黄瓤的，还有花瓤的，都细溜溜的的活像当下的苗条女子，不用吃，光看也看不够。那时地瓜只有两个品种：时地瓜和倭地瓜。时地瓜细长一些，水也多，耐储存，吃起来也顺口，如果放在太阳底下晒上几天，去一下水分，煮熟后会更绵软甜润。倭地瓜就不行了，单说那模样，矮矮的，粗粗的，红里透着紫的外皮。吃起来感觉也颇是不佳，得用手先将地瓜捏破，然后一小块一小块地絮到嘴里，慢慢地嚼，慢慢地咽，咽急了会惹得呴呴的。一天早上我去邻居我二叔家约叔伯弟弟上学，他们全家正吃早饭，吃的是一笸箩子煮熟的倭地瓜。可能是因为我去了，家里人想快吃完拾掇桌子，不料想一急便吃出了毛病，全家人让地瓜惹得洋相百出，有的打嗝，有的直往上抻脖子，有的仰着脸直翻白眼，我二叔惹得最厉害，竟然喝了几口水，都没送下嗓眼里的那口地瓜，我二婶一边自己打着嗝，一边给二叔捶脊梁，直把个二叔捶得嘴里嘎嘎地冒响声。上学路上，二叔家的弟弟还埋怨我：“要不是你来得这么急，俺们也不会惹得这么厉害，平常也就是惹个吃饭急的。”地瓜里多的是淀粉和糖分，地瓜可以酿酒，可以做糖，可以做成粉条粉皮等各种花样的吃食，可360日一天到晚地靠这玩意儿果腹，怎么会受得了呢？人终究还需要蛋白、维生素、氨基酸等多种营养元素啊。那时的孩子和大人一样，吃得都是这种撑破肚子也没多少养分的食物，孩子们的身体和智商也就可想而知了。村里的孩子，一个个瘦巴巴黄拉拉的，吃完饭上学时都挺着个圆滚滚的地瓜肚子，不到放学时间肚子就饿得咕咕乱叫，放学后路上走着的是又是一群群精细的麻杆。这还不算，孩子们还要时常跟着大人下地干活，拾棉花、拾麦穗、割地瓜秧子、褪秫秸叶子，这些都是妇女和孩子们的活儿，壮劳力只干重体力活儿。除了暑假、寒假和秋假，还有根据地里的活儿随时安排的一个个临时性的假，那时一个生产队长就可以找到学校要求学生放假干活。这样三下五去二，能坐在课堂里学习的时间就不是很多了，再说假期回来的头几天，学生们的心绪还在那广阔的天地里自由地野着，哪还有心思用在课本上。地里的活儿要干，家里的活儿也需要孩子一块操扯，割兔子食，剁鸡食，喂猪打扫天井，看比自己小的弟弟妹妹，可谓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里里外外一把手。如此一来二去，有些家庭就舍不得孩子早上学，放在家里能多帮一年就多帮一年，致使好多孩子入学时年龄就偏大一些。我就是这些年龄偏大的孩子当中的一员。

记得走进学堂的第一课学得是《毛主席万岁》，接下来的便是“中国共产党万岁”、“我爱北京天安门”等。因为数字学得不很多，还不知道一万是多大个数，只听得老师解释说一万这个数实在是不小不小的，就觉得毛主席和共产党这两个人物确实怪伟大的，能够活上一万年，俺村里当时活得岁数最大的是姓宫的一个我叫奶奶的老太太，死时89岁。后来才知道这是个比喻，意思是毛主席和共产党打下了天下，希望毛主席永远健康，共产党永远年轻。老师讲天安门那一课讲得特别好，把个天安门讲得神乎其神，直把我们些小孩子唬得一愣一楞的。后来才知道，老师压根就没去过北京，也没见过天安门。我们学校里的老师只有一个姓孙的文革串联时在天安门广场听过毛主席讲话，从远处见过天安门，而她还是个教数学的。八十年代中期我终于有机会去了北京，近距离地观看了我十几年里仰慕已久的天安门，天安门也不过是老北京古城的一个正门，所以叫天安门城楼。令我惊讶的是墙上大大的毛主席像和像两边那些大字的口号。

教我们的老师普遍文化程度不高，有老三届的高中生，有初中肄业的，还有小学文化的，讲起课来水平差距也就很大。当然，小学的东西不用很高的文化就可以教了，有些老师虽然文化水一般，讲课却很有味道。一个姓翟的男老师，一上课就给我们先讲故事，把要学的课程揉到相关的故事里讲解，就很受我们欢迎。放麦假到地里拾麦穗，这个老师在学生前面一边拾一边讲故事，讲的尽是些七侠五义和西游记之类的热闹事，落在后面的同学怕远了听不见，就一个劲地拾着往前赶。这个办法真是有效，相邻的地块，一样多的学生，我们生产队的学生拾的麦子就比别的队多。老师还美其名曰“兴趣激励法”。这一激励不要紧，活是多干了，可把我们累坏了，傍黑散工回家不等吃饭爬上炕就睡觉，用家长的话说，些孩子怎么睡得像小死猪似的。最有意思的莫过于早上捎着作业上学时，晚上布置的作业写在石板或盆底上，学生们怕不小心抹掉用石笔写在石板上的作业，都用手举着或者干脆用手扶着扛在肩上，胡同里，大街上，稀稀拉拉走着的全是举着或扛着作业的学生，石板上的字体花猫一般，学生们相互取笑指责着一路嘻嘻哈哈上学去。那时上学的教室是生产队的牲口棚改造的，房子坐北朝南，背面没有窗户，南面的窗户是竖棂子的，糊着窗户纸。课桌是泥凳子，坐的小板凳是学生们自己带的，作业本是泥盆的底子，笔是一种矿物质粉末压成的石笔，家庭好点的不用泥盆底子，用的是镶有木框的石板。我一个姓李的同位，家里很穷，上学连个泥盆底子都没有，这家伙胆大包天，竟然把全家仅有的一个泥盆故意打破，把底子做成作业本。他娘发现后追着打他，打遍了半个村，气得他娘把泥盆底子从儿子怀里拽出来摔了个粉碎，儿子在地上痛得打滚竖提溜，哭得鼻涕大长长。牲口棚改做教室，操场就根本谈不上了，好在教室东边紧挨着生产队的场院，场院便成了我们当然的课外活动场所。体育课的内容简单得很，没有篮球架，就把篮球当足球踢。没有跑道，就围着场院的外圈乱跑一气，直跑得小汗溻湿了衣裳。体育课玩得最多的是老鹰捉小鸡，老师当鸡头，大一些的男生当老鹰，一群学生一个拽着一个的褂子跟在老师身后当群鸡，老鹰来回转着圈捉，老师后面的群鸡就甩来甩去地躲，最后面的小鸡是被甩得最厉害的，等甩掉队被老鹰捉住后，要么罚着唱歌，要么换角色当老鹰捉别人。这个游戏不用借助器械，规则也很简单，玩起来很热闹，闹得整个场院尽是笑语欢声，惊得场院边的牲口们瞪大了眼睛，张大了鼻孔，喘着粗气，一个劲地朝我们使劲。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除文化和体育课之外，音乐课我们也上。教我们音乐课的是我本家的一位老师。他当过兵，音乐是在部队里学的，会拉二胡和京胡，会弹扬琴，手风琴拉得最好的。他教我们唱歌，还教我们识简谱。有些歌名我还记得，如大海航行靠舵手、社员都是向阳花什么的。我上五年级那年延上修潍河大坝，学校组织宣传队到工地慰问筑坝的社员，老师领我们排的是《兄妹开荒》，我扮演戏里的兄，一个同班姓宫的我的表姑演妹妹，全戏就两个演员，戏里除了不多的动作，大部分是唱腔，唱腔是陕北秧歌的旋律，听起来好听，可唱起来特别不习惯那些拐儿弯儿的。为了强化歌词的记忆，老师就先给我们俩说戏，说这个小戏是毛主席的在什么地方的文艺什么会上的讲话之后，戏剧家们为鼓励部队开荒创作的，说的是哥哥到岭上开荒，妹妹也不甘落后，抢着去给哥哥送饭。词挺好，男的上来就是：雄鸡雄鸡高呀么高声叫，叫得太阳红有红……扛起锄头上呀上山岗，站在山岗上，好呀么好风光……。女的上来就是：太阳太阳当呀么当头照，送饭送饭走呀么走一遭，哥哥刨地多辛苦……。因为时间紧任务重，加上工地没有合适的场合演出，筑坝指挥部决定改为有广播喇叭播出，就是广播剧了。这正合我和小表姑的心意，不用上台闹紧张了。演出那天，我俩在用山席围成的工地播音棚里，一人面对一个话筒，就唱起来了，因为排练时都是带动作的，我俩在话筒前也是手脚并用边比划边唱，人山人海的工地上被我俩的声音全部覆盖了。现在想想，这是我本人目前为止在声音方面最风光的一次，也是我演艺生涯最牛逼的的一次，尽管后来展现我舞台表演艺术水平的机会也不少，可加起来的总和也比不上这一次。一上午演了两遍，午饭是在工地上吃的，馒头就着大萝卜丝。馒头一斤一个，就像小孩枕头，萝卜擦成丝后用葱油和咸盐拌了的。吃饭时正好碰上我本家的一个在工地上推车子的叔叔，我有些显摆地问他听到我唱的戏了吗？他说光干活累得像个婊子儿似的，哪有心思听个破喇叭胡咧咧。这话我和表姑听了很是寒心，回家的路上小表姑不说话，不断地用手帕抹眼泪，伤心得不轻。好在伙房里做饭的我小姑偷偷地塞给我一个大馒头，我一路上怀揣着馒头才有了些安慰。到家门口时，表姑突然狠狠地冒出一句话来：以后再也不去演那些破戏了。音乐老师造诣不浅，就是性子急，脾气骤，动不动好动手打个人，哪个学生上课调皮捣蛋，一旦被他瞅上，教鞭粉笔头立马就到，有时还用手指在学生头上弹波骨，直弹得头皮嗖嗖的痛，有些挨不住的会掉下泪来。当然，这种待遇直限于男生，对女生还是怜香惜玉手下留情的。我如今见了乐谱就情不自禁地想哼两句，还是得益于这个老师的的面命耳提。

小学五年，那时生活艰苦，就学条件也很简陋粗糙，但这并不妨碍一群孩子找寻和制造着乐趣。那些乐趣不是今天的孩子们能理解得了的，因为相对于今天生活富裕环境里的孩子来说，那是属于过去的一段时光，那是那个时光里的孩子们的生活和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