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和小说家邹志安沿着古城西安东城墙根散步时,他说:“你知道我多喜欢麦收时节。看见那一片片金黄的麦子随风轻轻摆动着,心里就痒痒的,生出无限欢快。”
邹志安说这话时,眼里闪着亮光,像一个地道的农民,期待着丰收。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有着和他一样的体验。望着一片片待割的麦田,那是对从秋天播种、春天耕耘,直到夏天收获,几乎是经历了一年的辛劳而得到的成果的自豪,其喜悦之情是自不必说的。而且,尤其是如我们这些经历过饥饿和困苦的农家子弟,没有不对粮食,尤其是小麦,心存崇拜的。我从上小学直到上初中、高中,都是从家里背着馒头或锅盔上学的,一背至少是三天的干粮;多数时间背的是玉米面的粗粮食品,偶尔有一点麦面搅在里边,便觉得十分的奢侈了。邹志安对麦子的喜爱和期盼,正应着我的心。
邹志安话锋一转,突然对我说:“你信不信,至今,只要我头天晚上梦见成熟的麦田,第二天肯定会收到一张稿费汇款单。”
“真的?”我感到惊奇。
“屡试不爽!”他肯定地说。
这经验我倒不曾有。大约是我这人不太做梦的缘故。再说,我平时也很少信这些玄虚的东西。不过,我知道邹志安信这个。他会所谓的“诸葛马前课”。每有事情,便会右手拇指掐着其余四指,一节节细算起来,说是结果十分应验。他说,有一次他和几位西安作家到南京去开会,返程时,大家要他算算行程可否顺利。他随即掐算了起来,说:麻烦,今日行程不顺。大伙似信似疑,到了机场,却一切顺利,便都嘲讽他算得不准。岂料,就在登机前一刻,机场突然宣布这班飞机因故临时取消,让他们在机场白白等了一天。这样的故事,邹志安那一次给我讲了好几个,让我得另眼看待这个高高瘦瘦的礼泉汉子。
我和邹志安虽是乡邻,仅一条泾河之隔,但先前并不熟识。看过几篇他得了全国短篇小说奖的作品,觉得写的都是家乡人物和故事,十分亲切。从朋友们闲聊知道,他是位从县文化馆调入陕西省作协不久的作家,地道的农家出身,家境也十分贫寒困苦。这倒是陕西作家几乎共有的特点,像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京夫、高建群、程海等,都是劳苦农民家庭出身,他们刻苦、执著,把写作当成务弄庄稼,破着命写作,都有了惊世的成就。大约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在一家出版社任文艺部主任,突然收到了邹志安一部长篇小说稿《多情最是男人》。读他的文稿令我十分兴奋,除了亲切之外,深感邹志安是个编故事的圣手,立即决定出版。不久,我又通过朋友,将这部小说介绍到台湾出版,为邹志安多争取了1000元美金的稿酬。
前边说与邹志安在西安古城根散步的事,就是小说出版后不久,我去西安开会时的情景。邹志安知道我在西安,一定要安排请我吃饭,我一再推辞说会上伙食很好,实在是不忍心让他破费。但怎么也推不掉志安的一片实心。我说:这样吧,明天早上去你家吃早餐,不要麻烦,玉米糝稀饭、萝卜丝菜,就非常合口。志安连说:“好,这好办,都是我媳妇的拿手饭。”他一转脸,又笑嘻嘻地说:“我媳妇虽说是农村人,做的一手好饭。再说,人也长得白,跟白兔娃一样。”那一次,志安的豁达、乐观、幽默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到了志安家,更知他经济之窘迫。他指着一台冰箱对我说,这还是拿你们给我的稿费新买的。
那顿早餐虽说简单,但都是家乡口味,吃得十分舒畅。邹志安拿着大白馒头不断推让我吃,说是从远处特意买来的富强粉馒头,好吃得很。
饭后,我们便出了古城东门,沿着城根边走边聊。路很长,话也很多,说到家乡、人生、写作、神怪、奇异,无所不谈。邹志安是一个生活的杂家,读的书虽不算多,但乡间的事情几乎无所不知。那时,我更相信他会写出更好的小说。
可是,1993年某一天,突然有消息说邹志安因病去世了,几乎是与路遥前后脚,这让我惋惜不已。扳指一算,1947年出生的他,刚步入中年,正是人生的好年华。天道不公,如此才气沛然的一位作家,竟这么样就早夭了。而且对他那个困苦的家庭来说,中梁摧折,今后生活将何以为计!邹志安生前时时做的那一片麦收的梦境,就这样永远地消失了。听说,坟墓就设在他出生的乡村。我想,在那里,他会追随季节,看麦子的播种,听麦苗的生长,感受麦忙收割的喜悦。一个崇拜麦子的人,生命又回到麦子里,成了一个永远的麦田守望者。当初,他父亲弥留之际,说过一句话:“麦子黄了就收割。”他把这话记了一生。
在那次闲谈中,邹志安惟一的一次冲动和激愤,是讲起他曾经蒙受的一次刻骨铭心的羞耻。
上世纪80年代,买电视机需要购物票。邹志安想买一台电视机,作为一个作家,他也实在应该有一台电视机。当时,西安有好几个电视机厂生产电视机。邹志安看到许多人都能弄到电视机票,便写信给各个电视机厂的老总,诉说他想买电视机的愿望,以及想得到一张电视机票的急切心理。态度十分真诚和谦卑。
“但是,没有一个人理你,没有谁肯回你一封信。”邹志安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他愤然地说:“日后,这些有钱有势的人,跪到面前求我,我也不会为他们写一个字!”
那声音渗透着一个关中汉子的死硬和杠直,冷峻得打得我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