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这样的生活体验：一顿没吃早点，中午肚子会很饿，午饭就吃得特香；中午没吃上饭，晚上会吃的特多。这种偶然一次短时间的挨饿滋味儿，好多人都是领教过的。要是一周吃不饱饭，就会有些人挺不住了。要是一个月、两个月呢？可想而知，不消说的了。要是连续几年，人人挨饿的情况会出现吗？极为罕见，但是有过。那就是1959年到1961年，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我虽然经受过那样的日子，也许是因为我当时年纪太小，不谙世事。因此我记忆的往事自然是支离破碎，挂一漏万。写下我的一点见闻感想，虽然真实，真切，也只是穴中望天，孤帆远影而已。

    那个饥荒的三年，人人挨饿，家家挨饿，村村挨饿，其实饥荒的日子，是从风调雨顺粮食丰收的好年景起步的，粮食“多收了三五斗”，人们反而挨了饿，岂不怪哉？又是是“从敞开肚皮随便吃”以及“吃饭不要钱”的情况下开始的。那是在1958年8月，全通州最大的公社——永乐店人民公社成立了。不久，就成立了上百户人家一起吃大锅饭的大食堂。第一天早晨，村头大槐树上的钟声响了，几百口的大人孩子都快步走进大食堂里吃早饭。大米面的窝窝头和大米粥，随便吃，不限制，不要钱。到中午，不止米饭随便吃，还有打过的白菜汤佐餐。那是农家，多数是算计着吃饭，早晚以渣粥为主，中午才能吃上干粮。如今的大食堂可以随便吃，“天上掉下了大馅饼'”这样的天方夜谭的美梦，是农家多少年来所盼望的。共产主义的美好蓝图是多么令人向往啊！

    当年《人民日报》刊登过的一首诗，也正是表达了这种万民同欢的喜悦之情：“自从实行吃饭不要钱，农村风气大改变；男的听到吃饭不要钱，浑身干劲冲破天；女的听到吃饭不要钱，做活赶在男人前；老的听到吃饭不要钱，不服年老也争先；小的听到吃饭不要钱，勤工俭学成绩显；鳏寡听到吃饭不要钱，满面春风笑开颜；病人听到吃饭不要钱，毛病顿时轻一半；懒汉听到吃饭不要钱，连声检讨就改变；做活想到吃饭不要钱，一分一秒都争先；睡觉想到吃饭不要钱，越想心里越是甜；为什么越想心里越是甜 ? 共产主义快实现!”也许当时的村民们都会这样想：“人民公社真的好呀！”

    我在大食堂没吃几天，就随着深翻大军走向田野了。直到上了冻，这几个月，全在地里吃饭。每天三顿饭，全是由大车送到地头，大笸箩米饭，随便吃，水桶里的菜汤，随便喝。到了冰天雪地的数九寒天时，我回到家，大食堂就变成了小食堂，大约30户人家，吃饭的人，少了一大半，开始按人定量，用食堂印的餐票。着分成早、午、晚的餐票，一直沿用到1961年。记得早餐就是一人一碗稀粥，午饭两个小窝头，晚饭一个小窝头加一碗粥。这么点定量。谁能吃饱？

    1959年继续跃进，社员吃不饱饭，干活不能卖力，干多干少一个样，不肯卖力。田里收成不好，粮食就更短缺了。乡民们只是肚子饿，什么招儿也没有。我想，那些干部一定着急。要保卫食堂，又没米下锅，只好想方设法糊弄老百姓的肚子。开始是磨稻草，用稻草面掺一点棒子面蒸窝头。肚子太饿，吃起来不管不顾了。每天喝的粥，黑乎乎的，至今也说不清是什么面熬的。后来，就花样翻新了，棒子骨面，豆腐渣，树皮面，棉籽饼·····至今，我还有点感谢当时的政府，因为我们村绝对没有豆腐渣和棉籽饼，这是从哪里运来的呀？这两样在当时可是最可口的美味呀！

   到1961年的春节，村干部下决心杀了两口猪，每人分得2两猪肉，每人一斤白面。后来得知，村里一粒麦子也没有，全村大约2000口人，哪里去找着两千斤白面？有人想到，有些殷实人家，可能有存货，也许藏在柜子里，也许藏在瓮里，埋在地下。于是成立了'“搜粮队”，对当时的“上中农”人家，来个彻底首查，最后，终有所获，搜出了几石麦子，度过了这个难忘的春节！

   村里干部为保卫食堂绞尽脑汁。他们知道万一食堂散了，他们该当何罪？老百姓也为了不被饿死，也各出奇招，好多人成了“吃草根，嚼野菜”的“长征战士”，或者成了“尝白草”的“神农氏”。我发现当时村民主要吃两样“野味”：一种是树叶，一种是草根。开始吃榆树叶，后来也吃柳树叶，杨树叶，（杨树叶要泡几天才能入口）至于，槐树花，榆钱，香椿，那时佳品，那是很难找到的了。草根里，小燕芙的根儿是最好的，粉白色，像细细的粉条。生吃，甜津津的，拌上杂合面，上锅蒸。可惜大食堂成立时，铁锅就都被砸碎了，怎么办？买吧，为了吃这草根儿，家家买了铁锅。这种小燕芙根儿，那几年地里特别多，老百姓感谢这种草根，曾经叫它“救命根儿。”还有一种白毛菜，叶子可以吃，方法也是拌上面蒸。度过那样的岁月，至今我对家乡的一草一木怀有敬意，这种浓浓的草木情怀，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

    鲁迅先生有一首诗：“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这首诗反映的是旧社会老百姓饥寒交迫，民不聊生的局面的，用在这里，“蒿莱”（野菜）的茂盛，实际上救了百姓，有了这些蒿莱，故乡人才能度过钠盐艰苦的岁月。这也许是鲁迅先生始料未及的吧。我们村在京郊东南一隅，那土地是出了名的薄碱沙洼。村里大多是盐碱地，春天里，太阳一出来，满地白茫茫的一片，像下了雪似的，最多的野菜是各种蒿子。蒿子耐盐耐碱，碱很重，可它还是碧绿的。只有碱太重的地方，盐蒿子长成紫色的，那种盐蒿子太老，不能吃。在那些日子，便在跑很远的地方去采。蒿头的叶子采光了，便采车前子，也就是叫做猪耳朵菜的种子，捋下来，去了皮儿，就剩下比小米还小的圆粒儿，黑黑的，用它熬粥，也粘糊糊的，有点涩，能解饿。至于那些好吃一些的野菜，荠菜、曲曲菜、马齿苋····一出头，就被人采光了，很难长大了。那时，乡民们个个饿的面黄肌瘦，甚至得了“浮肿病”是不鲜见的。那时候，我深深体会饥饿的感觉。饥饿使人心慌，腿软，冒虚汗，手脚颤抖。而长期的饥饿并没有锐利的痛感，那是种慢性的虚脱。胃里没有食物，大脑被停止了供给，麻木了。这时对外界不再感兴趣，老师教的树立远大理想，这时什么也不敢想了，只要能吃饱饭，那便是天堂，那时，经常想的是，何时能饱饱地吃一顿白米饭呀！

   直到1961年5月，党中央决定：食堂办不办由农民自行决定。很快，各村的食堂就一哄而散了。由此可见，办食堂是多么不得人心！可喜的是，这个造成多少人忍饥挨饿度岁月的畸形儿——食堂，终于寿终正寝了。50多年后回想，造成这种历史罕见的悲惨现状的原因，有天灾，也有人祸。“中国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这是我在一本书开头写的第一句话。这是我从三年自然灾害中得出来的亲身体会，也是对中国几千年历史最原始的认识。

　　 一个人对饥饿的态度与理解，关乎他对政治与社会的理解，甚至整个的人生哲学。在70年代末，我发自内心地拥护和报道包产到户；发自内心地赞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十几位弄明的勇气。我是农家的孩子，这个认识来自人生体验。几十户人家租场一个生产队，没有地主剥削，却又凭空出现了不干活拿工分管理者。他们是队长，副队长，记工员，会计，仓库保管，出纳，食堂工作人员，看护庄稼的人员，饲养员·····这些人不用下地劳动，一样拿报酬，干活的人少，吃饭的人多，不挨饿才怪？中国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这是我从三年自然灾害中得到的认识，也是对中国几千年历史最原始的认识。一个人对饥饿的态度与理解，就会懂得一个朴素的道理：能吃饱饭，能活下去，这是人类社会最大的道理。

   在我生活中，对农村印象最深的是两段历史，一段是1960年前后的自然灾害，一段是1980年的农村包产到户。我由衷赞叹邓小平的一句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发展，先要温饱，才有发展，时间是检验这里的唯一标准，无论是谁第一个作出“人民公社好！”的判断，无论谁坚持“保卫公共食堂”的政策，历史无情地做出了铁定的否定。实行包产到户，就是一家有一块田，人们就不会挨饿，人人有饭吃，只有坚持“发展经济，保证供给。”人民才能看到社会党进步。对于“大跃进”，“大食堂”那样的折腾。这样的历史悲剧，绝对不可以重演，对于这两个历史怪胎，用一句诗说，就是必须“纸船明烛照天烧”。1961年以后，便是漫长的票证时代，虽然生活也很拮据，但是，老百姓对付着不至于挨饿。离忍饥挨饿，1980年实行的包产到户，其效果令人称奇，三年后的1993年5月10日，北京放开了粮油及其制品供应的那一天。标志着票证时代彻底结束了，改革开放，大得人心，万民欢呼“春风杨柳万千条”的美好日子。真的就要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