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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文化偏至论》看鲁迅早期思想的矛盾
  • 来源:转载 作者: 邓晓芒 日期:2008/4/23 阅读:8002 次 【 】 A级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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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曾说到自己的内心矛盾:"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例如说,"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倒不放心"(这是人道主义,因为总是在担心别人活得怎么样),"死了,我就安心"(这是个人主义,因为人都是要死的,而死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不必去管他人)。"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拚命的做。"(《两地书》)我在"继承五四,超越五四--新批判主义宣言"(载《科学·经济·社会》1999年4期)一文中对此评论说,西方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本来是靠一种超越世俗生活的彼岸信念而结合成一种普遍的独立人格的,但在引入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彼岸信念的文化中来时便解体了,个人主义被理解成中国传统"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狂士风度,失去了普遍性,人道主义则被理解成中国传统"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圣人主义,失去了独立个性。这就使得鲁迅的这一矛盾无法调和,必然在内心极端痛苦中导致自己的"生命从速消磨"的悲剧。当然,鲁迅本人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否则他就会更仔细地检讨一下自己在吸收西方思想时所不自觉地产生的偏差,并找到平衡自己的心态的方法了。在本文中,我打算追溯一下鲁迅的这一矛盾在他的早期作品、特别是《文化偏至论》(1908年)中所埋藏的根苗,以揭示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文化一开始就存在着的某种误读,从而深化我们对这一场思想运动的性质的理解。

    (一)

    《文化偏至论》一开篇,鲁迅就探讨了近世中国落后的原因。自古以来,中土华夏依仗自己固有的典章文物傲然于四夷,周边各国文化"无一足为中国法,是故化成发达,咸出于己而无取乎人",又由于交通阻隔,未能与古代希腊罗马相互学习,养成了封闭自大心理。这就导致国人在近代尤其显得麻木不仁,"见善而不思式",一旦西方列强挟"方术"来攻,则遭惨败。如何拯救危难?有些人不顾国情,"竞言武事",以为国家首事在于装备西方的"钩爪锯牙",既可御敌于外,又可提高本国文化,"极世界之文明"。鲁迅认为这种思路不是"根本之图",国民素质孱弱,即使有现代化的武器,"奚能胜任,乃有僵死而已矣"。第二种方案是"制造商估"和"立宪国会"。对前者(即发展工商业)鲁迅认为属于个人温饱之事,纵不提倡人们也在孜孜以求,犯不着打出"力图富强"的旗号;至于后者,鲁迅表现出对西方立宪议会制度在中国的命运的深深忧虑,即"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即缘救国是图,不惜以个人为供献,而考索未用,思虑粗疏,茫未识其所以然,辄皈依于众志",这就像有病之人乞灵于巫祝一样危险,更不用说大批屑小之徒以此作为谋利之借口,晋升之阶梯了。鲁迅叹道:"呜呼,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竟与当年霍布斯鼓吹专制独裁的理由如出一辄(霍布斯在论证君主制优于民主制时说,君主制中只会有一个尼禄(即暴君),在民主制下却可能会有许许多多的尼禄。)。

    当然,鲁迅的本意并非鼓吹专制,而是认为在个人素质低下、"势利之念昌狂于中","志行污下,将借新文明之名,以大遂其私欲"的情况下,立宪国会的方案不可能不变味,其流弊较专制统治之下更甚。后来(1934年)瞿秋白对此惊呼道:"这在现在看来,几乎全是预言!"针对以上谬见,鲁迅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当今兴国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鲁迅的这一提法是与当时的风气大相悖逆的,他所抨击的"物质"与"众数"两端,正是洋务派和改良派的主张,这两者在后来进一步发展为五四运动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但鲁迅比这两种主张都看得更为深远,在他看来,物质(科学)的主张也好,众数(民主)的主张也好,都要看是什么样的人来执行,若精神不张,个性不立,则凡事不举。

    因此,忽视人的素质而专注于外部功效,羡慕西方的科技手段、典章制度而昧于其人性根源,这无异于舍本求末。鲁迅认为,物质和众数都是西方十九世纪文明迁流所导致的一种"偏至"(偏颇),在西方是有其"不得已",但"横取而施之中国则非也",更何况即使引进西方的物质和众数成功,在西方却已成过时之物,陷入人家已经克服的偏至,岂不永远跟在人家后面爬行?为说明这一点,鲁迅追溯了西方物质和众数产生的历史渊源。

    他指出,自罗马统一欧洲以来,西方中世纪教皇统治"梏亡人心,思想之自由几绝";路德改革宗教,影响遍及世俗社会,君主与教皇对抗,而思想的解放导致哲学与科学的发展,地理发现和工商业的兴起,并"进而求政治之更张"。但君主上升为绝对权力后,越加压制人民而不受牵制,"而物反于穷,民意遂动,革命于是见于英,继起于美,复次则大起于法朗西,扫荡门第,平一尊卑,政治之权,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会民主之思,弥漫于人心"。另一方面,在这场大革命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是一大批科学家:"其时学者,无不尽其心力,竭其智能,见兵士不足,则补以发明,武具不足,则补以发明,当防守之际,即知有科学在,而后之战胜必矣",自此,西人对于科学"信乃弥坚,渐而奉为圭臬,视若一切存在之本根"。于是,这两种思潮,即民主思潮和科学思潮,各自构成了"十九世纪大潮之一派,且曼衍入今而未有既者"。但两者的弊病或"偏至"之处也就暴露出来了:前者导致"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后者导致科学"将以之范围精神界所有事,现实生活,胶不可移,惟此是尊,惟此是尚"。

    但在鲁迅看来,众庶并不足以"极是非之端",物质亦不足以"尽人生之本",这种时代潮流不过是西方文明发展的矫枉过正的偏向而已,且已为十九世纪末西方哲人(如尼采等)所察觉,遂"掊击扫荡","以反动破坏充其精神,以获新生为其希望"。后一思潮植根于十九世纪初的德唯心论(即"神思宗"),对当时的文化偏至进行纠偏,被鲁迅称为二十世纪"新生活之先驱",并从中拈出两大核心思想:"非物质"和"重个人",命名为"神思新宗"。

    于是鲁迅对他所说的这两大核心思想展开了辩护和鼓吹。他首先把"个人"概念与通常的"害人利己"区别开来,而限定为"入于自识,趣于我执,刚愎主己,于庸俗无所顾忌",认为这是法国大革命以来"渐悟人类之尊严"、"顿识个性之价值"的结果。但与此同时,"社会民主之倾向,势亦大张","此其为理想诚美矣,顾于个人殊特之性,视之蔑如,既不加之别分,且欲致之灭绝",必将导致"全体沦于凡庸"。此时西方有一批"先觉善斗之士"起来反抗这一流弊,鲁迅举出了斯蒂纳、叔本华、克尔凯廓尔、易卜生、尼采诸人为楷模,鼓吹"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及"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的"超人"之说。又举古代苏格拉底、耶稣、刺杀凯撒的布鲁多,都遭大众迫害之事,说明众数之"变易反复"而"无特操"。结论是:"多数之说,谬不中经,个性之尊,所当张大"。至于"非物质",他认为也是为了"抗俗"。物质文明固然是"现实生活之大本",但强调过度,必将"失文明之神旨",即丧失"主观之内面精神",物欲横流,性灵黯淡。所以十九世纪新神思宗崇奉的意志主义和主观主义,一是用主观去规范客观物质,一是视主观心灵比客观物质更高贵,而后一含义更是此一思潮的内在原因。由是而"鹜外者渐转而趣内","知精神现象实人类生活之极颠,非发挥其辉光,于人生为无当;而张大个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义也"。这种人格与古典哲学(黑格尔)及浪漫派(莎夫茨伯利、卢梭和席勒等)所主张的和谐人格均大不相同,具有某种偏激性,体现为一些"意力轶众"的"勇猛奋斗之才"。但鲁迅在赞扬之余,也认为"虽然,此又特其一端而已",即另一种偏至,它正好从另一面反映出西方的文明流弊,性灵隳沉,"此正犹洪水横流,自将灭顶,乃神驰彼岸,出全力以呼善没者尔,悲夫!"所以鲁迅其实并不以为这种新思潮就一定可以作为人类精神的未来归属,而是认为"其将来之结果若何,盖未可以率测"。

    那么,鲁迅为什么要把这样一种前途渺茫的外来思想引入中国并大力宣扬呢?用他的话来说,"今为此篇,非云已尽西方最近思想之全,亦不为中国将来立则,惟疾其已甚,施之抨弹",即为了"作旧弊之药石,造新生之津梁","出客观梦幻之世界",发扬主观"精神生活之光耀"。这样,"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愈明,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所以,前途虽未可臆测,但这是唯一的出路:"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总之,物质与众数,是欧美列强用来炫耀于天下者,但"根柢在人",学习西方要学到根本。所以中国要在当世生存,"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而不能贪求表面的"现象之末"。否则,中国过去的毛病就在于"尚物质而疾天才",现在又借外力而"重杀之以物质而囿之以多数,个人之性,剥夺无余",则传统与西化"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甚至书名作《坟》,他也自认为是一种"取巧的掩饰",即明明是舍不得,但出于"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的考虑,预先把那叫作"坟",将来要追究起来了,可以借口开脱自己。例如,在白话文运动中,复古派就恰好引鲁迅的这几篇文言文字来证明古文的用处,"实在使我打了一个寒噤",并检讨"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我常疑心这和读了古书很有些关系,因为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并再一次强调他劝青年不要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痛苦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总之可以看出,在这里面通篇充满着矛盾和犹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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