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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维陈寅恪与中国现代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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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杨子 日期:2008/1/23 阅读:1665 次 【大 中 小】 A级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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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梦溪 来源：国家图书馆
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再到后来的整个二十世纪，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端、发展和取得成绩的时期。
所谓现代学术，主要是同传统学术相区别而言的。
王国维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开辟人物之一，他是介绍外来学术思想的先行者，是用西方哲学美学思想诠释中国古典的躬行者。他对中国 现代学术所起的奠基作用，表现在他坚实地立于传统学术的根基，旧学新知完美结合，以及追求学术独立。王国维对现代学术思想的贡献， 还表现在他特别注重学术分类。
陈寅恪把王国维的死，看作是一个学者追求和保持自己的“独立自由之意志”。
陈寅恪的一个特点亦是始终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把王国维的学术内容和治学方法概括为“三证”的方法。
第一，是地下的实物和纸上的遗文互相释证。因为上一个百年地下发掘的东西非常多，如果不研究地下考古新发现，光是念古书，那 么学问还不能到家，所以他主张地下的实物和纸上的遗文互相释证。
第二，把异族的故书和本国的旧籍互相补正。
第三，外来观念和固有材料互相参证。
陈寅恪先生非常重视学问的工具，熟悉多种文字。在研究中非常重视新材料和发现新问题是陈寅恪研究方法的特点。
讲座全文作者简介
刘梦溪，1941年生。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国文化》暨《世界汉学》创办人兼主编，文学思想史暨学术思潮方向博士生导师。近年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和近现代学术史与思想史研究，有多种著作出版。我讲的题目是《王国维陈寅恪与中国现代学术》。我想把这个题目的有关背景材料先交代一下。
第一，3年前，即1997年，是王国维诞生120周年。当时国内外学术界有许多纪念活动。清华大学开了一次大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台湾、香港也开了相关的会议。大前年，即1998年，是戊戌变法100周年，而陈寅恪家族的命运，是和戊戌变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前年，即1999年，又是陈寅恪先生逝世30周年。去年，就是2000年，是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死难100周年。因为这样一些情况，所以王国维、陈寅恪引起了学术界比较广泛的注意。
第二，这几年，对于王国维和陈寅恪的研究(其实还有吴宓和钱钟书)，学术界发表的文章比较多，出版的书籍也不在少数。陈寅恪的名字被频繁引用，因此有人说，已经有了一个“陈寅恪热”。虽然这一说法我个人不一定赞成，但确实在近一个时期以来，王国维和陈寅恪成了学术界瞩目的焦点，这应是不争的事实。
第三，在国内，研究王国维、陈寅恪小有气候，我想也许同我个人有一点关系。因为近10年来，我一直在作王国维、陈寅恪的研究，发表的文章也比较多；我主编的《中国文化》杂志，也注重这个题目的开拓。可以说，我尽了一点推动之力(不敢说有推动之功)。因此其中的成败、得失、冷暖、苦甘，本人微有所知。
第四，这几年对晚清以来的中国现代学术的研究，国内学术界是重视的。而研究现代学术，研究20世纪的学术，总离不开王国维和陈寅恪。由于地下资料发掘得越来越多，学术界、主要是古史研究界，有回到王国维的呼声，因而对本世纪初的疑古学派多所置疑。大家知道，在20世纪初，在五四前后，当时的学术界有势力很大的疑古学派，主要以顾颉刚、钱玄同等人为代表，也得到胡适之先生的支持。他们以为古代的很多问题，都需要重新看、重新探讨，觉得很多被当作信史的东西其实都是传说，而不是真实的历史。他们有一个理论，叫“层累堆积说”，认为古代的传说就像滚雪球似的，原来可能有一点点影子，但这雪球越滚越大，越大就越离原来那一点点影子越远。所以，古代的东西就值得怀疑了，因此这个学派被称做疑古学派。当然顾颉刚是受了晚清今文经学派的影响，具体说是受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影响，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此处不能多讲。
然而，随着近百年来地下发掘物的大规模的增多，随着考古学的新发现，大家又觉得疑古学派的看法不一定正确了。而当时就对疑古学派持批评态度的王国维，他的研究方法则显得非常扎实，他对古史、古器物、古代社会制度的研究考证，取得了很多新的成绩。所以近来学术界又开始不赞成疑古学派，有回到王国维的呼声。这也就是对王国维的研究何以也成为热门的原因。
第五，我听说有人把对王国维和陈寅恪的研究同“新保守主义”联系起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跟我也有一点关系。但实际上我更喜欢“新传统主义”这个概念。究竟应该怎样看，我一会可以慢慢讲来。这是关于背景方面的几点情况，我只是概括地讲一下。
下面我分五个部分讲这个题目，也只能讲一个大致的轮廓、讲一些主要观点。余下的时间，欢迎大家提问，再作讨论。
一、我个人为什么特别关注中国现代学术
我所讲的中国现代学术，是指清末民初以来，大约是从1895年左右。当时中日之间发生了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了，国势弱到了极点，因而从上到下，响起了变革现状的呼声。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使自己强大起来，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愿。所以介绍西方的学术思想，成为一时的时尚。就是在这个时候，也就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再到后来的整个20世纪，我把它看作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端、发展和取得成绩的时期。
所谓现代学术，主要是同传统学术相区别而言的。中国是人文大国、学术大国，学术思想源远流长。自周秦时期迄于晚清，出现了众多的思想家、学者。他们是一个民族的理性之光，是一个国家文化发达与否的标志。但直到清朝结束以前的社会，一般称作传统社会，传统社会的学术，我们可以叫作传统学术。现代学术有与传统学术不同的特征，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现代学术对学术本身的价值有所认定，倾向于把学术本身当作学术研究的目的；二是学者有了追求学术独立的自觉要求，不愿让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庸；三是吸收了新的学术观念与方法。清末民初那个时候，东西方文化交流大规模开展起来，因此学者们已经开始注意用西方的观念和方法，来重新看待和解释中国的古典。如果这样来介定中国现代学术的内涵基本上可以成立的话，我想它的发端应该是在晚清，也就是在1895年前后。第一批代表人物应该是严复等，特别是王国维，所起的作用非常突出。
那么这些年，包括我个人在内的许多研究者为什么格外重视现代学术了呢?主要是因为20世纪结束了，新的世纪
--21世纪来了，我们处在一个世纪转换时期。在世纪转换的时候，容易引发我们的回忆与联想。上一个世纪转换的时候，也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思想界也曾有过许多讨论。当时的风气是重新检讨和看待东西方文化。大家知道，当时像梁漱溟先生，写过《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这样的书，有过一场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大论战。当时有一种看法，认为西方文化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是1914至1918年那个时候，觉得西方文明发生了危机，而东方的问题也很多。总之世纪转换，最容易引起学术界反思。这次20世纪和21世纪的转换，人们自然重新检讨上一个世纪的学术思想，这是近年我们特别重视中国现代学术的时代契机的原因。
还有一点是，在20世纪，也就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生和发展时期，确实出现了一大批学术上的大师巨子，他们是一批非常优秀的人物，是人类的精英、时代的俊杰。他们的学术创造，标志着我国学术继乾嘉之后的又一个高峰期。中国学术的发展，有自己的历史线索：先秦子学、西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到清代就是乾嘉时期的考据之学，又称清代汉学或朴学，即梁启超所说的盛清学术。而晚清又开始有新学。晚清新学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的一个过渡期。中国学术有很多高峰期，比如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期是一个高峰，宋明理学又是一个高峰期。但乾嘉时期的学术，确实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高峰期，出现了许多学术大师。
清末民初开始的中国现代学术，我认为是乾嘉之后出现的又一个学术思想的高峰期，出现了许多了不起的人物，像严复、蔡元培、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以及廖平、梁漱溟、胡适、傅斯年、顾颉刚、辜鸿铭、熊十力、马一浮、钱穆、鲁迅、郭沫若、冯友兰、金岳霖、杨联、萧公权、唐君毅、牟宗三、董作宾、方东美、张君劢、张东荪等一大批学术人物，甚至还可以举出很多(我主持编写的《中国现代学术人物志》选了100家，还觉得多有遗漏)。用“博通古今、学贯中西”八个字概括他们，一点也不错。而且他们在个人学识的积累和知识建构方面，我的看法，可以说他们既是承前启后又是空前绝后的。
讲承前启后，我想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因为这样的学者，他们总是对以往的历史状况和思想资源有所承继，对后来有所启发，肯定是承前启后的。但是，为什么我又说他们是空前绝后呢?我说“空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晚清以来的这一批中国现代学者，他们已经受了西方学术思想观念的影响，他们很多人都有留学外国的的经历，因此他们在治学方法上，与传统学者，比如清儒和宋儒，已经有很大不同，他们程度不同地受到了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而宋儒和清儒则没有这个历史的条件。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说他们是空前的，乾嘉学者也不能跟他们相比，没有他们那样的接受西方的条件。
那么讲“绝后”，又怎么讲呢?是不是太绝对了?我是说，这些人不仅有比较好的西方学术思想的根底，在中国传统学术方面，他们的累积也是相当之厚的。他们这些人大都有比较好的家学渊源，常常从五六岁开始，至少从七八岁开始，就系统接触中国经典，到十几岁的时候，四书、五经，甚至十三经、前四史，就已经很熟悉了。不少经典，他们都能背诵。这样的传统学问的根底，我想像我们这一代固然无法望其项背，就是后来，恐怕也不会再有了。我们不可能从小就那样的读经典、背诵经典。在这一点上，我想说他们是绝后的，也许大家不会反对。当然未来的学术有自己的方向，并不一定需要像前辈学者那样去背四书、五经，正所谓一代有一代的学术。
我们今天提起这些人物，还由于我们今天所遇到所面对的问题和他们所遇到所面对的问题，有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思想界提出的问题，我认为晚清学人、五四先贤，他们大都比我们很早就提出过了。甚至他们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也没有解决。这个事情有一点悲观，因为他们很早就提出东西方文化问题，我想他们没有解决，那现在是不是就解决了呢?我也不认为已经解决了--直到如今不是还在讨论、争论吗?
我们今天重新提起这些人物、关心中国现代学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还曾经有过对他们的不公平。比如王国维，过去我们很容易认为他是溥仪皇帝的老师，后来他又自杀了，这是个思想很保守顽固的人，因此对他的评价常常不够公正。现在大家重新探讨，才觉得王国维的学问了不起，而所谓自杀这些问题也得重新看待。还有对胡适，50年代初期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连带把他批判了一通，批得他翻不过身来。就是对钱穆，我想钱先生其实是真正后期的国学大师，但是后来他去了台湾，由于海峡两岸的隔膜，对他的学术评价有一个时期也不很公正。这类例子很多，是20世纪绝大部分学人的经历。所以当此世纪转换之际，我们有重新检讨反思评价这些学术人物的任务，大家来关注中国现代学术，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二王国维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奠立
王国维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开辟人物之一，他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奠立所起的作用，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他是介绍外来学术思想的先行者。晚清时期有一个思潮，就是大规模的介绍西方的学说、思想、著作，包括翻译文学作品。许多人他们从小留学国外，掌握了外文，然后就把国外的思想介绍过来。在这一方面，王国维的作用是非常之大的。他很早就介绍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译述了他们的很多著作，介绍他们的学术经历。英国伦理学家西季维克的《西洋伦理学史要》，也是王国维于1903年翻译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连托尔斯泰的小说，也是王国维最早介绍到中国来的。这篇小说的名字叫《枕戈记》，发表在当时他主编的《教育世界》上。还有18世纪感伤主义小说家哥尔德斯密的《姊妹花》(今译《威克菲克牧师传》)，也是王国维介到中国来的。1903至1904年左右的《教育世界》杂志，成了发表他的翻译作品的园地。
(二)他是用西方哲学、美学思想诠释中国古典的躬行者。最具代表性的是《红楼梦评论》，发表在1904年，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用西方的哲学和美学思想，来解释中国古典小说的尝试。他指出《红楼梦》是“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著述”，作品是一个大悲剧，是彻头彻尾的悲剧、悲剧的悲剧。以前的《红楼梦》研究，要么是“评点”，要么是索隐本事。《红楼梦评论》问世以后，哲学的美学的小说研究开始了，所以这篇论著开了红学小说批评的先河，成了红学研究的经典。具体说，他是用叔本华的思想来解释《红楼梦》的，因此比较注重解脱的哲学。他解释过程的成败得失是另外的问题，但无论如何是第一次用西方的哲学美学思想来解释中国古典，指出《红楼梦》的悲剧意义，其基本理论架构是完全正确的。
除《红楼梦评论》之外，他还比较多地用西方的哲学思想来重新解释中国的一些重要的思想资源。在这方面，他有三篇最著名的著作。一篇著作叫《论性》，作于1904年；另一篇是《释理》，也是1904年所写，发表在《教育世界》上；还有一篇叫《原命》，作于1906年。这三篇主要论著，是王国维参照西方哲学观点解释中国哲学的几个核心概念，在学术上颇多创造性。
(三)他对中国现代学术所起的奠基作用，还表现在他坚实地立于传统学术的根基，将旧学新知完美结合。因为中国的20世纪学术，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中西学问的结合。这方面，王国维作出了典范。可以讲，他是20世纪最有学问的人之一。他在西学方面了解的颇多，而在传统的学问方面更有坚实的基础。这虽是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学术大家的共同特征，但王国维尤有不可企及之处。
(四)还有一点能说明王国维对现代学术所作的贡献，就是他很早就追求学术独立。所以我要着重地说，王国维学术思想的现代意涵，特别表现在他对学术独立的诉求上。他明确提出，学术本身应该作为目的，也就是要为学术而学术。他反对学术有另外的目的。他甚至提出：“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我说现代学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学术独立，是因为在传统社会里面，学术是不独立的，政教合一是传统社会的特点。而现代学术开始以后，学术界、学人有了追求学术独立的自觉性。
(五)最后一点，王国维对现代学术思想的贡献，还表现在他特别注重学术分类。他在给张之洞的信里(1906年写的)，题目叫《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针对学部大臣张之洞的一个主张提出批评。张之洞在晚清政坛上是极重要的人物，他主张改革，但反对激进的改革，为此他发表《劝学篇》，提出有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主学部期间，对经学科大学和文学科大学的课程设置，提出了一个改革方案。但这个方案的最大问题，是缺少哲学一科。王国维针对这一点提出尖锐批评，说：“其根本之误何在?曰在缺哲学一科而已。”他主张把经学科大学与文学科大学合并，然后分为五科，包括经学科、理学科、史学科、中国文学科、外国文学科，每一科都设置哲学课程。他在信中列出一长表，详列各科应该讲授的课程，分类非常详细。所以，王国维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分类，是有很大贡献的。
他还说过：“现代的世界，分类的世界也。”看出他对学术的演变始终保持着难得的学术敏感。大家知道，传统的学术分类，大类项是四部之学，即经、史、子、集；现代学术的一个标志，则是把传统的四部之学分解为世界公认的不同学科。胡适曾经提过整理国故的思想，而整理国故的一项内容，就是文学的归文学，哲学的归哲学，史学的归史学，也就是实施现代学术的分类方法。重分类、重专家之学，是现代学术的特点。王国维这方面的论述，大家可以翻读他的《静安文集》和《静安文集续编》，里面的很多文章，都讲得很详细。
以上是王国维对现代学术的奠立所作的贡献，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讲得比较概括。
三王国维的诸种矛盾和他所选择的最后归宿
我所说的最后归宿，是指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在颐和园的鱼藻轩跳水自杀了，死的时候才51岁。他生在1877年，死的时候是1927年，才51岁，正值他的学术盛年。王国维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曾经是溥仪皇帝的老师，全世界闻名的大学问家，突然跳水自杀了，这个事件当时震惊了全国，也可以说震动了全世界。近一百年来，对于王国维为什么要死，到现在也不能说是解决了，仍然是学术界一个大家饶有兴趣探讨的学术之谜。我这里不是专门研究他的死因，没法很明确地对这个问题作出一个结论。但我想指出，王国维的一生，始终是一个矛盾交织的人物。我想讲讲他的精神世界和人生际遇的矛盾。我把他一生的矛盾概括为10个方面。这个别人没有这样讲过，是我自己的发明。
1.个人和家庭的矛盾。王家的先世最早是河南人，在宋代的时候官做得很大，曾经封过郡王。后来赐第浙江海宁盐官镇，便成为海宁人。但宋以后他的家世逐渐萧条，变成一个很普通的农商人家。到他父亲的时候，家境已经很不好了。他的父亲叫王乃誊，有点文化修养，作生意之余，喜欢篆刻书画，还曾到江苏溧阳县给一个县官作过幕僚。其父喜欢游历，走过很多地方，收藏了许多金石书画。王国维出生那一年，王乃誊已经三十岁了。浙江海宁盐官镇是王国维出生的地方。这块土地人才辈出，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是海宁人，明代文学家谈迁是海宁人，武侠小说家金庸也是海宁人。王国维对自己的家乡很自豪，写诗说：“我本江南人，能说江南美。”
但王国维4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由祖姑母抚养他。从小失去母爱的孩子，其心理情境可以想见。有记载说，王国维从小说性格忧郁，经常郁郁寡欢。不久父亲续娶，而后母又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人，王国维的处境更加可怜。他十几岁的时候，有时候一些少年朋友聚会，到吃中饭时一定离去，不敢在外面耽搁，怕继母不高兴。这种家庭环境对一个孩子、一个少年儿童，影响是很大的，可以影响到他的一生。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矛盾，即个人和家庭的矛盾。
2.展学问新天地和经济不资的矛盾。晚清的风气，特别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以后，中国掀起了变革现状的热潮，所有富家子弟，只要有条件的都想出去留学。王国维家境贫寒，没有这个条件。他因此非常焦急，父亲也替他着急，但没有办法。17岁的时候，他也曾应过乡试，但不终场而归。22岁结婚，夫人是海宁同乡春富庵镇莫家的女儿，莫家是商人家庭。他的婚姻，依我看未必幸福。想提升学问，没有机会。想出国留学，却得不到经济支持。这是影响王国维人生经历的一个很大的矛盾。
3.神和肉体的矛盾。王国维小的时候，身体很弱，精神非常忧郁，这跟继母有很大关系，也和父亲的不理解有关系。父亲王乃誊对他的要求是严格的，在日记里对儿子的成长作了很好的设计，但不理解儿子的心理和学问志向。而王国维的思想非常敏感，从小就是一个智慧很发达的人。他在《静安文集》的第二篇序言里讲：“体素赢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这就是我所说的一个人的精神和肉体的矛盾。
4.追求学术独立和经济上不得不依附于他人的矛盾。这也是伴随他一生的矛盾。王国维一生中有一个大的际遇，也是伴随他一生的问题，甚至构成他的一个死因，就是他和罗振玉的关系。王国维自己家里贫穷，不能到国外游学；应试，屡考不中；当过塾师，但很快就辞职了。直到22岁的时候，才有一个机会到上海《时务报》做一份临时工作。《时务报》是汪康年所办，主笔是梁启超，章太炎也在《时务报》工作过。这是当时维新人士的一份报纸，在全国有很大影响。不过王国维到《时务报》工作的时候，梁启超已经到了湖南，应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之约，主讲时务学堂。
王国维在《时务报》作书记，就是从事一些抄抄写写的秘书之类的工作。他海宁的一位同乡在《时务报》工作，因为家里有事，回海宁处理家事，让他临时代理。一个大学者做如此简单的工作，未免屈才。但他很勤奋，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恰好当时上海有一个专门学习日文的东方学社，是罗振玉办的，他就利用业余时间去那里学习日文。在那里认识了罗振玉。认识的机缘，是罗振玉看到王国维给一个同学写的扇面，上面有咏史诗一首：“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王国维的《咏史诗》共20首，罗振玉看到的是第12首。看后大为赞赏，非常欣赏作者的才华。尽管王国维因为经济困难和其他诸多事情所累，学得并不是太好，罗振玉仍给予经济上的支持，使其无后顾之忧。后来又把王国维送到日本去学习，从日本回来后，罗振玉凡是要举办什么事业，都邀请王国维一起参与。罗王的友谊、特殊关系，就这样结成了。再后来他们还结成了儿女亲家，罗振玉的女儿嫁给了王国维的儿子。王国维一生始终都没有钱，罗振玉不断用钱来支持他。得到别人金钱的资助，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一次我在北大讲这个题目，一个学生提问题时说：他觉得是好事，并说如果他遇到这种情况，一定非常高兴，只是可惜自己没有遇到。这当然也是一种看法，但王国维不这样看，他一方面心存感激，另一方面也感一种压力。因为王国维是追求学术独立的学者，这不能不是一个绝大的矛盾，即追求学术独立和经济上不得不依附于他人的矛盾。
5.“知力”与“情感”的矛盾。王国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他的理性的能力特别发达，情感也非常深挚。所以他能写诗，能写很好的词，同时在理论上、在学术上有那么多的贡献。一个人的知力、理性思维不发达，不可能有那么好的学术成就，既研究西方哲人的著作，又考证殷周古史。而没有深挚的情感，他也不能写出那么多优美的诗词。本来这两者应该是统一的，但从另一个侧面看，他们也是一对矛盾。他自己说：“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那么到底是从事诗歌创作呢，还是研究哲学?还是在二者之间?他感到了矛盾。当然从我们后人的眼光看，也许觉得正是因为他感情深挚，知力发达，所以才成就了一代大学人、大诗人。但王国维自己却觉得是一个矛盾。
6.学问上的可信和可爱的矛盾。这个怎么讲呢?因为他喜欢哲学，喜欢康德，喜欢黑格尔，喜欢叔本华，喜欢他们的哲学。但他在研究多了以后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哲学学说大都是可爱者不一定可信，可信者不一定可爱。这是什意思呢?哲学中其实有两种理论范型，一种是纯粹形而上学的理论，或者如美学中的纯美学，这样的理论是非常可爱的，为王国维所苦嗜。但这种纯理论、纯美学，太悠远、太玄虚，不一定可信。而另一种范型，如哲学上的实证论、美学的经验论等，则是可信的，可是王国维又感到不够可爱。于是构成了学者体验学术的心理矛盾。这种情况，在常人是不可能的，但一个深邃敏锐的哲人、思想家，会产生这种体验。
7.新学与旧学的矛盾。王国维一开始是完全接受新学的，研究西方哲学，研究西方美学。如我刚才所说，他曾经将这些学问向中国的学术界做了大量的介绍。但是后来，在1912年移居日本以后，他的学问的路向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大家知道，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皇帝没有了，而罗振玉是不赞成辛亥革命的，是比较赞成清朝原来的体制的，因此辛亥发生的当年冬月，罗振玉就带着家属，也带着王国维，一起到日本去了。他们住在日本京都郊外的一个地方，后来罗振玉自己还修建了新居，把所藏图书搬到新居里，取名为“大云书库”。罗的特点是藏书多，特别甲骨文、古器物的拓片和敦煌文书的收藏相当丰富，据称有50万卷。他们在那里住了将近十年。王国维1916年先回国，住到上海，但有时候还要去东京。
就是在东京这六七年左右的时间里，王国维的学术路向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罗的丰富的收藏，成了王国维钻研学问的资料源泉。他在“大云书库”读了大量的书，就进入到中国古代的学问中去了。罗振玉也跟他讲，说现在的世界异说纷呈，文化传统已经快没有了，做不了什么事情，只有返回到中国的古代经典，才是出路。在时代大变迁时期，知识分子如果不想趋新，只好在学问上面往深里走，就容易进入到中国古典的学问当中去，对于个人也是一种寄托的方式。我想王国维内心就是这样，所以听了罗振玉的话，学问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所以成为后来非常了不起的学者，跟这六七年的钻研有极大关系。他早期介绍西方哲学、美学思想的时候，带去了一百多册《静安文集》，听了罗振玉的话后，全部烧掉了。研究王国维的人有的认为他不大可能烧掉，说这是罗振玉造的谣。
据我看来，烧掉《静安文集》是完全可能的。一个人的学问总是不断变化的。到日本之前，王国维的学问已经变化了一次，由研究西方哲学、美学，变为研究中国的戏曲文学，写了有名的《宋元戏曲史》。我个人是念文学出身的，但后来喜欢思想学术与历史，喜欢历史以后几乎完全抛开文学。我就有这样的体会：觉得过去写的文学方面的书和文章一无所取，有时甚至从内心里产生一种厌恶，烧虽然没有烧，但早已放到谁也看不见的去处了。这不是对文学存有偏见，而是随着年龄、学问的增长，喜欢追求历史的本真，而不再喜欢文学的“浅斟酌饮”，觉得不能满足自己的寄托。当然年龄再大些，学问体验再深一步，又觉得文学可以补充历史的寻觅了。总之我相信王国维到了东京以后烧书，这个事是真实的。所以不妨看作他的新学和旧学是有矛盾的。前期是新学，后期又归于旧学。这种学术思想前后变迁的矛盾是很大的。
8.学术和政治的矛盾。本来他是一个纯学者，不参与政治的。但他有过一段特殊的经历，是这段经历把他与现实政治搅到了一起。辛亥革命以后，他对新的国家制度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虽是一种政治选择，但没有很大关系。主要是后来他又当了溥仪的老师，就进到敏感的政治里面去了。辛亥革命后，1912年清帝逊位，但民国政府仍准许溥仪住在紫禁城内，相关的礼仪也不变。用今天的话说，叫待遇不变，在紫禁城里照样过着皇帝的生活。大家一定看过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你看他在紫禁城里生活得多好，可以骑自行车，觉得紫禁城门槛不
方便，就把皇宫里的门槛全部都锯断了。为了好玩，就打一个电话给胡适什么的。那段时间很长，一直持续到1924年，冯玉祥才把他赶出宫。王国维当溥仪的老师，是1923年4月(农历三月)下的“诏旨”。年初(农历十二月)皇帝大婚，然后就“遴选海内硕学入值南书房”。王国维做事很认真，事情虽然不多，但他愿意尽到自己职责。1924年1月溥仪发谕旨，赐王国维在紫禁城骑马，王国维受宠若惊，认为是“异遇”。因此当溥仪被赶出宫时，王国维极为痛苦，对当时的社会现状充满了不满。而且在宫中遇到了诸多的人事纠葛，以致和罗振玉也有了矛盾。此时，他所心爱的学术和现实政治也产生了矛盾。虽然他是一个纯学者，但还是跟政治有了无法摆脱的关系。这就构成了他思想世界的另一个矛盾--学术和政治的矛盾。他的自杀，与这一重矛盾有直接的关系。
9.道德准则和社会变迁的矛盾。这一点很重要，任何一个人都不可避免的。当社会发生变迁的时候，你跟社会的变化采取相一致的态度，顺时而行，还是拒绝新的东西，想守住以往的道德规范?这是一个蜕变的过程。有人比较顺利，社会往前走，他跟着往前走。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不愿意立即改变自己的准则，想看一看新东西是不是真好，或者压根就认为所谓的新东西其实并不好，也许并不是新东西，而是旧东西的新的装扮。这一点，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里，讲到元缜的时候有专门论述。他说当社会变迁的时候，总是有两种不同的人，一种是趋时的幸运儿，一种是不合时宜的痛苦者。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王国维就是那种“贤者拙者”。这一重矛盾在王国维身上非常突出，所以当辛亥革命之后、当溥仪被赶出宫以后，他非常痛苦，痛苦得想自杀。
10.个体生命的矛盾。也就是生与死的矛盾。这在一般人身上不突出。一个普通人，年纪大了，最后生病了，死了。死了就死了。虽然每个人都难免留恋人生，但王国维采取了一个行动，在51岁的盛年，在他的学问的成熟期，居然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是很了不起的哲人之举。我说“了不起”，大家不要误会，以为我认为所有的自杀都是好的。过去在封建社会，有的弱女子受不了公婆的气，投井自杀了，这类例子不少。但这是一种被迫的一念之下的情感发泄，不是理性的选择。对于一个有理性的人、一个大的知识分子、一个思想家、一个大的学者，他在生命的最后，能采取一种自觉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很多人都留恋人生--这得慢慢说，这是个哲学问题，很复杂。但是对王国维来说，则是一个个体生命的矛盾问题。
人们常形容一个人的死，说他走得很从容。其实，王国维才真正是走得很从容呢。1927年6月2日早8点，王国维从自己家中出来，到国学研究院教授室写好遗嘱，藏衣袋里。然后到研究院办公室，与一位事务员谈了好一会，并向事务员借了5块钱。步行到校门外，雇了一辆人力车去颐和园。10时到11时之间，购票入园。走到鱼藻轩，跳入水中而死。这个过程，可以认为是理性选择。本来他早就决定死：1924年冯玉祥逼宫，罗振玉、柯劭愍与王国维有同死之约，结果没有实行。陈寅恪《挽王静安先生》诗“越甲未应公独耻”句，就指这件事说的。最后，到1927年他终于死了。所以他的遗书里说“义无再辱”。在他身上充满了个体生命的矛盾、生与死的矛盾。
对于王国维的死因，说法非常多，也可以说是20世纪的一个学术之谜。但是，我觉得对于王国维之死给予最正确解释的是陈寅恪。在王国维死后，陈寅恪写了非常著名的一首长诗，叫《王观堂先生挽词》，很长。在这个挽词的前面，有一个不长但也是不算短的序。《王观堂先生挽词》的这篇序，是陈寅恪的一个文化宣言。这里边集中讲，当一种文化价值衰落的时候，为这种文化所化之人，会感到非常痛苦。当这种痛苦达到无法解脱的时候，他只有以死来解脱自己的苦痛，这就是王国维的死因。他认为王国维是被传统文化所化之人。陈寅恪这里讲了一个观点，说起来很复杂。他觉得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三纲六纪”，大家一定很熟悉。就是说，王国维觉得三纲六纪这一传统文化的纲领价值，在晚清不能继续了，崩溃了，他完全失望了，所以去自杀了。
最近我有一篇文章，专门就这个问题作了解释，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所谓纲纪之说本来是抽象理想，为什么这些就跟王国维的死有关系?我解释说，因为《挽词序》里举了两个例证，说就君臣这一纲而言，君为李煜，也期之以刘秀；就朋友一纪而言，友为郦寄，还要待之以鲍叔。李煜是皇帝，是南唐的李后主，亡国之君。但是李煜的词写得很好，李煜和李清照的词是最缠绵委婉的一类词，是婉约派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但是这个皇帝很无能，整天以泪洗面。刘秀是光武帝，他使汉朝得到了中兴。按传统的看法，皇帝虽然无能，你也要尽臣子之礼，希望皇帝能使自己的国家得到中兴。所以皇帝即使是李煜，你也应该像刘秀那样待他，这是一个臣子应该做的。而朋友是郦寄--郦寄在历史上是出卖朋友的人，是不够朋友的人。但是作为朋友而言，应该用鲍叔的态度来待他。历史上的管仲和鲍叔的交情，是作朋友的模楷。《挽词序》里面讲到“三纲六纪”，讲了这两个例子。陈寅恪讲历史，讲学问，有“古典”和“今典”之说。讲这两个例证，他不可能是虚设的。他讲君，我以为不是别人，应该是溥仪。而且我在《挽词》里面找到了这句话的证据，就是“君期云汉中兴主”那一句。不是指溥仪指谁?但溥仪不是刘秀，他没法使清朝复兴，所以王国维他很失望。还有朋友，他讲的是谁呢?我认为讲的是罗振玉。
王罗后来有了矛盾，在王国维死的前半年，1926年9月，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在上海死了，仅27岁；儿媳罗曼华是罗振玉的女儿，也才24岁。这当然是个悲剧。葬礼之后，罗女回到了天津罗家。这个媳妇跟王国维的太太关系不是太好，与夫君的感情也未必佳。王潜明留下2423块钱，王国维把这笔钱寄给了罗家。结果罗振玉把钱退了回来。王国维很不高兴，说这钱是给儿媳的，怎么又退回来?并说这是蔑视别人的人格。罗振玉可能也说了些什么，两个人的矛盾于是表面化了。当然原因很多，也有的人说王国维的死是罗振玉逼债死的。但据陈寅恪的解释，王国维不是由于2423块钱的问题他就去死，也不是由于溥仪变化了地位他就去死。而是由于他的思想--君臣的理想、朋友的理想破灭了，他才去死。按六纪之说，朋友之间可以通财货，朋友在钱物方面不应该计较。罗振玉虽然帮过他很多钱，但是要计较这些就不好了。这里面一定有很多隐情。罗振玉一定想，两千多块钱你给我算什么，我这一生给了你多少钱?所以越想越不高兴，这是潜在的。这个问题使王国维在朋友的理想上失望了。
所以按陈寅恪的解释，王国维最后是殉了文化理想，而不是殉了清朝。本来么，要殉清朝1911年就殉了，1924年冯玉祥逼宫也可以殉，为什么等到溥仪被赶出宫三年之后?我个人赞同陈寅恪的解释。
四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研究方法
王国维和陈寅恪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陈寅恪在挽词里讲：“风义平生师友间”，既是与师长之间的关系，又是朋友之间的关系。当时王国维与陈寅恪都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王国维在他的遗书中说，“书籍一项，请陈吴料理。”陈就是陈寅恪，吴是吴宓。吴宓是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主任，与陈寅恪有极深的友情，也是近年来讨论得比较热的一个人物。吴宓的日记，三联书店出版了10厚册，基中有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王国维说请陈吴料理书籍，我觉得无疑是王国维向陈寅恪的文化托命。所以王国维的死对陈寅恪的震撼是非常大的，同时也只有陈寅恪真正理解他的死因。
王国维的盖棺论定，也是由陈寅恪来作的。我刚才讲了，王国维死后，他作了挽词，还作了挽诗，另外还有挽联。陈寅恪的挽联写的是：“十七年家国久消魂，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触手，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下联的“谬承遗命”就是指整理书籍的事。王国维的遗著整理出版，也是陈寅恪写的序。后来清华大学师生为王国维立纪念碑，碑铭也出自陈寅恪的手笔。这一系列文字都涉及到对王国维的评价，是迄今我们看到的最正确的评价。所以我说对王国维的整个生平学术的盖棺论定，也是由陈寅恪来作的。这些相关的文字极端重要，如果是对上一个百年学术掌故感兴趣的朋友，不可能不读这些东西。
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说：“士子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这里又在探究王国维的死因，他把王国维的死，看作是一个学者追求和保持自己的“独立自由之意志”。接下去又说：“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些评价，是评价王的著作，对陈寅恪自己完全适用。
陈寅恪特别强调学者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也是陈寅恪一生所坚持的思想精神。陈寅恪早先曾留学日本、美国、德国等，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作导师。后来清华国学研究院不办了，他就在清华大学文史两系作教授。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了，北京的几个大学迁到云南昆明，成立联合大学，北大、清华、南开三个学校合成西南联合大学，陈寅恪又成为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1941年左右，他去了香港，作了香港大学的教授。后来又到广西大学以及迁到四川的燕京大学当教授。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了，陈寅恪回到北京，继续作清华大学的教授。1948年底，大概解放军要打到北京来了，有一部分人就跑到台湾去。他和胡适一起坐飞机到上海，但胡适去了台湾，陈寅恪没有去。他又从上海到广州，任教于广州的岭南大学。岭南大学后来在高校的改革中，改为中山大学。他就一直作中山大学的教授，一直到1979年死去。
陈寅恪的一生当中，就是始终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5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后，中央请他到北京来，做中科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第二所所长，郭沫若还特别写了邀请信，但他拒绝了。后来又派他的学生汪去请他，他把汪骂了一顿，不满意学生的思想态度，而且跟汪有一天的谈话。这个谈话原来我们都不知道，我有文章考证他为什么不到北京来做历史第二所所长，我考证了许许多多的原因。后来广东的陆键东先生写了一本书《陈寅恪的最后20年》，公布了一个材料，即陈寅恪和汪谈话的纪录，题目为《对科学院的答复》，保存在中山大学的档案室里。这个谈话纪录虽是汪写的，但却是陈寅恪的口授，真实性不存在任何问题。陈寅恪说：我的思想，完全见于王国维的纪念碑文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要叫我思想不自由，不能走自己独立的道路，我毋宁死，我就是我的思想。你要叫我到历史所去可以，但是有两点：第一点，历史所不要讲马克思主义，第二点，要叫毛刘两公给我写一封信，允许我这么做。
信当然也没写，所以他也没有去。他要求也许太高了--不是太高，对不起，我说错了(笑)。他的思想就是这样的，是他的真实想法。因此他对王国维的评价，讲“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实际上就是讲他自己，他在史学领域所获得的成就，得到当时后世一致的承认。很多学者学术界都常常有不同的意见，但无论在中国和外国，无论在老一辈还是在年轻一辈里面，到现在为止，对陈寅恪的学问没有人可以提出否定意见(当然不包括小的学术观点讨论)。可以说，在50年代以后的中国现代学人当中，没有另外一个人、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像他那样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保持到这种强度和纯度的。
至于陈寅恪的研究方法，他在王国维遗书的序言中，把王国维的学术内容和治学方法概括为“三证”的方法。第一，是地下的实物和纸上的遗文互相释证，因为上一个百年地下发掘的东西非常多，如果不研究地下考古新发现，光是念古书，那么学问还不能到家，所以他主张地下的实物和纸上的遗文互相释证。第二，把异族的故书和本国的旧籍互相补正。第三，外来观念和固有材料互相参证。你看，陈寅恪是一个现代学者，他一点也不排斥外边的外国的东西，他特别主张外来的观念，主要指西方的思想观念和中国的固有材料可以相互参证。陈的研究领域和王在异同之间。所以这“三证”的方法，完全适用于概括陈寅恪的研究方法。
但必须提到陈寅恪先生对治学工具的重视。
他非常重视学问的工具，熟悉多种文字。通常的说法，说他通晓20多种语言文字。后来材料多一点，有研究者说，不会有那么多。但我想，说他可以熟练使用10多种国外的语言文字，应该没有问题。特别是一些稀有文字，像蒙古文、藏文、梵文、巴利文、西伯来文等这些稀有文字，甚至是一些已经死亡的文字，他是非常熟悉的。大家知道，尽可能多地掌握多种语言文字，是成为一个大学者的必要条件。他还有个特点，就是他没有学位。不是博士后，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也不是学士，他没有学位。他在国外留学十多年，13岁就去日本留学，走遍了各个国家，但光学习不要学位。这在中国上一个百年的历史以及现在的历史上，恐怕找不到第二人。
但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学位的年轻人(当时他35岁)，居然当上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跟他一起当导师的四个人，一位是王国维，大学者；一位是梁启超，晚清了不起的人物；还有语言学家赵元任；考古学家李济，当时仅仅是讲师。王、梁、陈、赵，当时被称为“四大导师”，都是中国现代学术的泰斗。那么陈寅恪是怎样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的呢?是梁启超介绍的。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是湖南的巡抚，1895至1898年在湖南推行新政的时候，成立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当时是轰动全国的大事件。梁知道陈寅恪的家世和学问，所以他推荐给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曹问他陈寅恪有什么学位?梁启超说他没有学位。又问他有什么著作?梁启超说也没有著作。曹云祥当时很奇怪，说又没有学位，又没有著作，这不是叫我为难吗?梁启超说，我梁启超有什么学位?曹云祥当然知道没有。梁还说，我的几百万字的著作，没有他的几百字的文章有价值。梁启超讲话，总愿意推到一个极致，但讲的是实情。曹校长一听没有办法了，于是就请陈寅恪来做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
当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是非常有名的高级学术机构，不论后来的有志者如何想重建这样的机构，实际上谁也没有重建起来。在“四大导师”这样的名师面前，培养了很多了不起的第一流的学人。赵万里、徐中舒、姜亮夫、刘盼遂等后来的大学者，都是当时国学研究院的高才生。他们的学习生活非常愉快，师生之间，如沐春风。陈寅恪曾经写过一副对联给他的学生，说他们是“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说国学研究院的学生是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是因为梁启超的老师是康有为，而康有为有“南海圣人”之称，既然是梁启超的学生，不就是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吗?而王国维是溥仪的老师，你们现在也是王先生的学生，岂不就跟溥仪是同学吗?同学一听高兴得不得了，因此当王国维在颐和园自杀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一个个放声大哭。
陈寅恪研究方法的另一个特点，是非常重视新材料和发现新问题。他曾经讲过：“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他对材料的开拓极大，特别是可以打通文史，用诗文小说来证史。最著名的就是他的《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都是通过诗文来考证历史的典范。特别是《柳如是别传》，全书七八十万字，是晚年在双目失明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用十年的时间写成的。他口授，他的助手黄萱笔录。柳如是是明末的一个有名的妓女，当然这样说不一定准确。当时明代的风俗，很了不起的女性与上层知识分子有很多交往，甚至有的社团也有女性参加。所谓“国士名姝”，流传许多佳话，如侯方域和李香君、冒辟疆和董小宛、柳如是与陈子龙和钱谦益。当时的江南，由于经济的发达，也由于文化传统的深厚，出现了一大批有才情有气节的美丽女性，柳如是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陈寅恪把她写成了一个奇女子，一个民族英雄。因为在清兵打来的时候，她不投降，而她的先生钱谦益却投降了。陈寅恪在复原柳如是和陈子龙、钱谦益的爱情与婚姻的故事的时候，全部用的是诗文证史和诗史互证的方法。
诗文证史的方法并不是陈寅恪的发明，前人也使用过这种方法，但陈寅恪把这种方法达到了极致。实际上关于柳如是的史料是非常之少的，除了顾云的《河东君小传》等，几乎没有什么更直接的记载柳如是生平事迹的文本依据。但陈子龙有诗集文集，钱谦益有诗文著作，柳如是有《戊寅草》、《湖上草》两本诗集和一部分书信。但这些材料一旦涉及河东君的事迹，往往若实若虚，扑朔迷离，考证起来至为艰巨。因为柳如是的处境，当时为“迂腐者所诋毁”，后世又“经轻薄者所厚诬”，而传下来的有关“河东君的事迹，多非真实”。这样我们就知道，《柳如是别传》的写作，其实是在攻几百年以来的一个学术难题，但陈寅恪先生攻克了这道难题。他对陈柳、钱柳因缘诗的诠释，我认为达到了艺术的境界。
柳如是最爱的人是陈子龙。陈子龙是明末有名社团几社的领袖，是出色的诗人，后抗清而死，是民族英雄。死的时候才37岁。柳如是也是松江人，先是退休宰相周道登家里幼养的小妾，为群姬所妒，被迫流浪在外，成为主要与社会名流交往的名妓。很多人追逐她，但她看重陈子龙，两个人在一处别墅同居，成为情投意合的爱侣。陈子龙领导的几社，是文学团体，也是政治团体，柳如是也参加了几社的活动。陈柳的爱情后来由于陈子龙家庭的干预(祖母不满、原配张氏出面搅乱)，不能不半途而废，柳如是只好不告而出走，再次流浪江湖。但是两个人分别后，仍互相怀念，陈子龙的许多诗词都隐含着对往昔情人的思念，柳如是也是如此。甚至后来和钱牧斋结合以后，她与卧子(陈子龙字卧子)的爱情的记忆，仍成为平时诗文的叙述对象。而这些都是陈寅恪通过对陈柳有关诗文的诠释，一一复制出来的。
柳如是离开陈子龙以后，在杭州得到慷慨好义的汪然明的帮助(现在流传下来的河东君尺牍，就是柳如是和汪然明的通信)，但仍不能避免一些有势力的王孙公子的追逐。最主要的人物是谢象三，他是所有竞争者中势力最强的人物，当时他是嘉定知府，家中富有，企图金屋藏娇。但此人的心术非常险恶，因此对河东君的威胁最大，使得河东君不得不向汪然明提出“避迹”的要求。就是在这种情境之下，经过汪然明的劝说介绍，柳如是决定投奔钱牧斋。因为谢象三参加明朝天启元年的浙江乡试中试时，主考官为钱谦益。按当时的风俗，钱应是谢的座师，自己喜欢的女子如果嫁给了老座师，就不可以动任何念头了。
钱牧斋是明末诗坛领袖，有“当代李杜”之称，又是具有宰相胸襟的通儒，只是运气不佳，几次争当宰相失败。但他和陈子龙、谢象三争柳如是，却获得了胜利。明崇祯十三年十一月，柳如是女拌男装，架一条扁舟，前去拜访钱牧斋。当时钱已被革掉礼部右侍郎的官职，正在家居。一见之下，惊才绝艳，欣喜若狂。柳如是献上一首诗，极力称赞钱牧斋的地位、名声和怀抱，家中摆设、佛学造诣及主人的怀高才而不遇，都一一予以陈述，真是句句说到钱牧斋的心坎上。后来他们正式结合，钱牧斋专门造了一所房子给河东君居住。但柳如是仍常常思念她的旧情人陈子龙，甚至作的诗里也有所流露。钱谦益不仅不怪，反而也引用陈子龙的诗来宽慰她。尽管如此，据说钱柳结合后，河东君还是有三年左右的时间不言不笑，多病而且酗酒，可见对往昔情人怀念之深。1644年5月，清兵攻入北京，同时南明弘光政权成立，钱谦益被启用为礼部尚书。他带着柳夫人从常熟老家到南京赴任，一路上春风得意之态，是钱谦益一生最风光的时刻。但好景不长，第二年5月清兵就打到了南京，弘光帝和大臣马士英等出逃，钱谦益等大开城门，投降了清朝。本来，柳如是与钱谦益相约死节，钱不能实行，只好“顺例北迁”，柳如是一个人留在南京，随后又回到常熟老家。晚年的钱牧斋和柳如是，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清复明的活动。
所有这些围绕钱柳因缘的动人的故事，全部都是陈寅恪先生一步一步考证出来的，方法则是用诗文来证史。他在使用以诗证史的方法时，特别强调故事的时间、地点、人物这三个要素，而且第一个提出了古典和今典的说法。作学问解释典故是惯常的，但只有陈寅恪一个人提出古典和今典的说法。什么是古典和今典呢?陈寅恪说：“自来诂释诗章，可别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词句。质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例如，我们读杜甫的诗，杜甫诗里面可能引用了汉代的、秦代的甚至是六朝时期的一些事情，陈寅恪把这个叫作古典；但杜甫在诗中除了引用古典之外，还有他写诗的现实处境和心情的投射，研究杜甫也要考证，这叫解释今典。我对陈寅恪先生著作的研究经过了比较长的时间，我发现他的书中不仅有今典和古典的释证，而且有作者个人精神历程的投入，我把这种情况称作“近典”。《柳如是别传》的题诗里明确提出：“明清痛史新兼旧”，这就不只是关涉明清史事，同时也包括清末民初以及整个20世纪的社会变迁在内。“近典”的说法，是我个人研究陈寅恪先生著作的独家心得。
另外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研究方法，还包括他对古人的态度，特别主张要具“了解之同情”。他说你如果不了解古人著述的具体环境、相关背景、立说的用意和对象等情况，就不可能对古人的著述有真了解，也就不具有对古人的发言权。所以他提出一个重要的思想，叫作“了解之同情”。其实岂止对古人，对今人、对朋友、对一切研究的对象，有都需要了解之同情的态度。陈寅恪的这个思想方法，我可以认为它是20世纪学术批评、学术研究的一个经典性的提法。举个陈寅恪本身的例子，也就是他写《柳如是别传》，涉及到清朝初年政治上的严酷，当时对知识分子压迫得非常厉害，文字狱大兴。如果名气大的汉人的儿子不去应科举，按当时的法律就被认为是跟清廷对抗，就要杀头。这个法律好严酷，更不用说其他的文字狱了。陈寅恪在书里考证了这些，所以他认为钱谦益投降清朝，当然这是钱一生的大污点，无法讳饰，但也不要因此而抹煞了他的其他优点。因为钱谦益投降之后，在他的老家常熟一带，又和柳如是一起参加了许多反清活动，说明对自己以前的降清有所悔悟。甚至他到南明小朝廷任职，与阮大铖、马士英打得挺热乎，这固然不好，但他们的相互往来，说不定也有艺术鉴赏方面的同好。因为阮大铖善于度曲，河东君应是最佳的欣赏者。和钱牧斋一起降清的王铎，是个大书法家，降清固然不好，但其书法却是明末的绝艺。这样看人，才能不失公道。
还须提到，陈寅恪对原典引述的功夫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看他的著作，当中许多原典大面积的引述，这在我们一般做学问的人来说，是不可行的，你也不敢这样做。老引用别人的说法，自己不讲话，怎么可以。读者遇到这样的书，常常略过引文不读。可是你读陈寅恪先生的著作，如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大面积地引用两《唐书》，你不仅不敢略过，恰好那里边有最重要的东西。另外，他还有一个特点，即他的西学水准高得不得了，通一、二十种语文。在西方留学那么长的时间，可是你在他的著作当中看不到一点西化的痕迹，你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学者，真正是20世纪最了不起的学者。
五陈寅恪的“家国旧情”与“兴亡遗恨”陈寅恪的学术和思想的力度跟他的家世有很大的关系。他祖上是福建人，后来迁移到江西，在江西修水县。陈寅恪出生在湖南长沙。曾祖陈琢如学问不大，但极有见解，特别喜欢王阳明的心学。他觉得中国太缺少人才了，为了寻找人才，他从江西走遍大江南北，最后走到北京，结果大失所望，觉得缺少人才是当时的主要问题。当然是指缺少可以匡正时弊的学问大家和国之栋梁，不是一般的人才。那时是在太平天国之前的那一时期，国家的人才机制主要靠科举考试，而科举的方法已是弊病丛生。因此他决定通过另外的途径，即通过办教育的途径来培植人才。所以他回到义宁以后，开始办义宁书院。后来太平天国起来，陈寅恪的曾祖陈琢如在本乡组织团练，打太平天国。这是历史状况，我不是在这里作历史是非的价值判断。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非常有个性，是晚清政坛的重要人物。但陈宝箴的仕途很曲折，没有考中进士，只是个举人。到北京应试没有考中，留北京三年，有机会结交一些有智慧的人物。恰好当时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他在酒楼里看到西北方向火光冲天，立刻捶案大哭，结果酒楼的人都为之震惊。这说明陈宝箴是一个爱国者，一个性情中人。他也曾参加他父亲陈琢如组织的团练，与太平军作过战。他还去拜访过当时驻扎在安庆的曾国藩，曾一见陈宝箴，大为高兴，称他为“海内奇士”。曾国藩的幕僚长李鸿藻主动提出让陈宝箴代替自己的位置，陈宝箴没有接受，但他为调停曾国藩和江西巡抚沈葆桢以及席宝田的矛盾，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后来到湖南当道员，有极好的政绩。之后又调往河北道，因重视人才培养，创办河北精舍。又升为纸浆按察使，但几个月就因一桩冤案罢职，回到湖南赋闲。后来又被起用为湖北按察使、布政使。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他才被任命为湖南巡抚，成为封疆大吏。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也是了不起的人物，后来名气名声比陈宝箴还大。他是清末同光体诗人的代表，考中了进士，但因书法不合格，没有正式列名，到下一科才进入进士的行列，但终生没有作官。1895年至1898年陈宝箴任湖南巡抚，他襄助父亲在湖南推行新政，使湖南成为全国变法维新的先进省。陈氏父子聚集了大量第一流的人才，例如请梁启超担任湖南时务学堂的中文总教习，李峄琴为西文总教习，熊希龄管理时务学堂，唐才常主持《湘学报》，谭嗣同筹备南学会，黄遵宪担任盐法道，江标和徐仁铸先后任学政。可以想见在陈宝箴的带领下，湖南的改革运动进行得多么热火朝天。但康有为、梁启超的激进变革策略，诱发了慈禧和光绪的矛盾。正当改革进行的轰轰烈烈的1898年秋天，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通缉康梁，杀死六君子。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也受到牵连，给予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陈宝箴的罪名是“滥保匪人”；陈三立的罪名是“招引奸邪”，因为请梁启超为时务学堂总教习是陈三立的主张。
1898年年底，被罢官的陈宝箴一家从湖南长沙回到老家江西。一路上陈三立大病，险些病死。陈三立的一个姐姐，回到家里总是痛哭，直到后来哭死。陈寅恪的长兄陈师曾的夫人范孝嫦，也是这个时候死的，年仅22岁。可见戊戌政变对陈寅恪的家族的打击有多么沉重。回到江西，陈氏一家先住在南昌磨子巷，几乎失去了生活来源，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不久陈宝箴又搬到南昌西面的散原山下，筑庐而居。这时陈宝箴69岁，身体很不错，他也情愿过这种隐居的生活了，虽然忧伤家国的心情始终未变。但一年多以后，就是1890年6月，陈宝箴突然死了。在陈三立的记载当中，是“以微疾终”。但去世的那几天，陈宝箴还写了《鹤冢诗》二章。为什么突然死去?还是在十多年前，江西的宗九奇先生发表了一个材料，说他祖父传下来的一个文录里有一条记载，说是慈禧太后下旨要陈宝箴自尽，江西的千总到西山执行命令，结果陈宝箴就这样冤枉地死去了。是赐自尽而死，而且最后他的喉骨还被割下来送到北京去报命。
这是一条很残酷的记载。发表以后，因为学术考证不能相信孤证，没有引起太多的反响。我个人也是信而有疑。关于陈宝箴之死，原来我就有疑点。比如我读陈三立的有关记载，包括他写的《先府君行状》和《岘庐记》，写到他父亲的死，呼天呛地，泣血锥心，痛苦到失常的地步，甚至说如果不是有所待，他也会立即死去。如果是正常死亡，陈三立未必是这个样子。我有疑点，但不能证实。后来在哈佛、燕京，图书馆里的书比较多，读了很多相关的材料，特别是陈三立的诗文《散原精舍诗》和《散原精舍文》，我经过考证，相信有充分证据证明陈宝箴是慈禧太后密旨赐死的。但这件事陈三立讳莫如深，他没有向自己的家中任何人讲过。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即使后来清朝灭亡，陈三立也并不觉得被朝廷赐死是一件光荣的事。问题是陈寅恪是不是知道?我认为他知道。我有充分证据证明陈寅恪对陈三立的诗，完全烂熟于心。试想，我读陈三立的诗都能看出陈宝箴确实是被慈禧太后杀害，那么学识渊博、深明古典今典的大史学家陈寅恪，还能不知道吗?我有一篇《慈禧密旨赐死陈宝箴考实》，专门考证这个问题，发表在我主编的《中国文化》上，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来看看。
陈寅恪的家世就是这样的。所以对他来讲，一生之中有一个重大的情结--这个情结其实不是个人的，就是在晚清的改革中有两种主张，一种是康梁主张的激进的变革，另一种是陈寅恪的祖父和父亲主张的渐进的变革。激进变革的结果，诱发了慈禧和光绪的矛盾，慈禧发动政变，改革失败了。陈寅恪认为如果按他祖父的主张，由张之洞出面领导全国的改革，慈禧太后也可能接受改革的思路。如果这样，戊戌政变就不会发生了，义和团也不会产生了，八国联军也打不到北京了，以及后来的许多事变包括党派军阀大战，也许不至于那么严重。中国近百年的灾难，在陈寅恪看来，根源在于戊戌变法走的是激进的道路。如果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渐进变革的主张得以实现，中国就不是后来那样的中国了。当然历史不能假设，我们毕竟还是站在另一条历史的流程里面。这些事说来话长，大家还是听我讲王国维和陈寅恪吧。
总之陈寅恪有一个情结，就是他对上一个百年的回忆，充满了忧伤与记忆。直到1965年他逝世的前几年，还写了自传式的著作《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不厌其烦地辩驳戊戌变法的两派，指出他的祖父与父亲是渐进变革派。这个情结深深地印在了陈寅恪的心中。也是1965年这一年，他有一首诗，题目是《读清史后妃传》，其中有两句诗：“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我觉得这首诗既是陈寅恪诗歌写作的主题曲，又是他一生思想世界的主题曲。了解了这句诗，才能了解他的学问、他的思想、他的精神世界，知道他为什么像大树一样永不动摇。
关于“王国维陈寅恪与中国现代学术”这个题目，我想我就讲这么多，剩下的时间大家可以提问，我愿意回答大家的问题。
甲问：请问像陈寅恪这样的大史学家，他的学问那么好，为什么要选择写柳如是这样一个妓女呢?他不可以写别的题材?他写《柳如是别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答：陈寅恪先生写《柳如是别传》，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选择。陈寅恪晚年写了两本书，一本是《论再生缘》，《再生缘》是一部弹词小说，是乾隆时期的才女陈端生写的。陈寅恪研究这本书，是为了表彰陈端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在《论再生缘》里明确讲，只有自己的思想，才能写出像陈端生那样的灵活的文章。你看，陈寅恪《论再生缘》也是为了表达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因为在柳如是所处的时供，思想界是很自由的，集会、结社是随便的，像复社、几社等。柳如是最喜欢的一个情人陈子龙，就是几社的领袖，后来清兵打到南方以后，陈子龙自杀殉节。柳如是也是要殉节的，她跟钱谦益商量好了，钱也同意了。而在湖边要跳的时候，钱谦益一把拉住了她，而且泪流满面。钱谦益说，我不是不想死，我是舍不得你。柳如是一听，也不说什么了，她也掉泪了。钱的话是真实的，爱也是真实的，所以两个人没有死。钱谦益投降了，投降以后，按规定要去北京。一般的所谓命妇，也就是降官的夫人，也要一起跟着到北京去。到北京也不是给什么像样的官，日子过得很不舒服，所以钱谦益呆了半年就告老还乡了。而柳如是却没有按当时的规定“循例北迁”，而是一个人留在南京，后来又回到常熟，与钱谦益一起参加、策动一系列反清复明活动。所以陈寅恪觉得柳如是一方面有灵活自由的思想，同时又有民族气节、“独立之精神”。在这种背景下陈寅恪选择柳如是这个人物并为之立传，就不是偶然的了。
乙问：可以把王国维的自杀和屈原相比吗?如果可以比，我想知道王国维自杀和屈原的自杀有什么不同。屈原自杀是为了国家，王国维的自杀好像是为了个人的解脱，那么他的死是不是具有那样大的意义?
答：你的问题很好，谢谢。我想所有的自杀，对自杀者个人来说，都是一种解脱。王国维当时这种行为本身当然是个人的选择，但是陈寅恪分析他，说他是为传统文化所化之人，这种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崩溃了，没有办法了，只有一死求得解脱。因此对他所殉的文化而言，就不仅是个人的同时也是文化的悲剧。屈原因爱国而谏君，君不听谏而投江。两者文化依据是相同的。陈寅恪的《挽王静安先生》诗里(不是挽词)有句：“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已经把王国维跟屈原相联系相比并了。他们都是因理想的不得实现而死，都是大文化人对自己生命的选择，他们同样具有文化与社会的震撼意义。不仅如此，无论屈原还是王国维，他们的选择还具有文化符号的意义，是很了不起的。
丙问：您讲的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现在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是不是五六十年代比现在更容易实现?冒昧问一句：您本人对这个问题实现得如何?
答：问题很大。我想独立的思想是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假如没有一种独立的选择，拘束重重，那么你就写不出好文章，也写不出好著作，学术研究怎么能够成功!假如你是一个文学家，没有自由的思想，那么你能写出好的文学作品吗?能写小说吗?我认为它是文化人、思想家、学者、作家、诗人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你没有独立的精神，而是人云亦云，跟着人家走，你能有创造性吗?能有创意吗?至于你说的实现的程度，也不能说五六十年代就比现在还好。现在允许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系数大为增加了，因此你比陈寅恪要幸运。你问我个人做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很尖锐(笑)。我有一个过程，我以前也是受重重束缚，想独立其实独立得很不够。也许现在好多了，至少保持个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我的坚定的丁问：我有两个问题，一是西方的大哲学家很多，王国维为什么选择叔本华和康德作为研究介绍对象?第二个问题是，您刚才很称赞王国维从新学向旧学的转变，那么您是不是认为旧学比新学好?
答：谢谢你，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为什么王的西学研究选择叔本华和康德，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早年在上海东文学社补习日文的时候，接触的两位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和田冈佐代治，都研究西方哲学，而且注重康德和叔本华，因而对王国维产生了影响。后来他能够用日文、英文阅读了，便找康德、叔本华的书读。这点，在《静安文集》的序言里讲过。另一个原因，是和他的个性与思想有关。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所以特别喜欢叔本华。而康德是所有喜欢哲学思维的人都会感兴趣的。一个人接触哪方面的学问，跟他的个性和精神状态有很大关系。这是你问的第一个问题。你问的第二个问题是王国维从新学向旧学的转变，是不是因为旧学比新学更好。其实，上一个百年的许多学者，学问上都发生过转变。为什么发生这样的转变?当时那一代人，他所以作学问，他想解决国家的问题，想解决个人的问题。他们常常在西方寻求一遍以后，发现西方的东西还是不足以完全解决自己国家和个人的问题。所以又转而回到东方，回到自己的传统。在自己的传统里面，既能够找到问题，又可以使精神有寄托。王国维进入殷周古制度古史的研究，他不断发现新问题，这使他有一种成就感。毕竟西方的东西只是一个观念的吸收和方法的供鉴，他并不是想往西方走，这跟现在许多学人一样，了解西方的东西，还是想用这种方法和观点研究中国。旧学与新学，是研究范围和对象的区分，不大好作好与不好的价值判断。鲁迅当时开玩笑说，到英国当然要讲杜甫，回国要讲莎士比亚，这样容易骗取读者的信任--这说的是另一种情况，批评学者的讨巧。
戊问：有人说陈寅恪从来没有写出一部通史，因此对他的史学成就是不是不应该评价得那么高，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答：对，我看到一些文章有这样的看法，但我是不同意这样的看法的。有人说陈寅恪原来想写一部《中国通史》，结果没有写，却写了一位妓女，而且是断断续续的考证，不是一部完整的著作。一个第一流的学者，他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学问，或者把什么样的学术方式作为自己的生命存在的方式，这不完全是个人的选择，是由各种机缘促成的。对于一部学术著作形式的选择，也是由各种因素造成的。比如说陈寅恪晚年、五六十年代，他的身心处在极端痛苦之中，他的学问的境界，并不是想以一本书传世，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心灵有所寄托。大学问家都是这样，主客体是合一的。他选择像柳如是这样的人物，是要表彰她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他在精神上感到抑郁，想通过著述来表达以及缓解自己的这种精神苦况，柳如是是再合适不过的方式了。我认为《柳如是别传》的价值远不是一部通史可以与之相比的。你能举出另外的哪部通史比它的价值高?我看找不出来。只要找到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使他的学术与精神达到一个完美的融合，哪怕是不自觉的选择，这个成果也比不自然地预设的成果要好。钱钟书的《管锥编》，是一些读书笔记的排比，以大量引用中外思想家的言论为主，完全是古代诗话词话的写法、读书笔记的写法，因此有人说他这种著作没有体系。可是我认为他这样的著作的价值，远比时下那种有一个架构、有一个系统的著作要高得多。
己问：您是研究中国文化的，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到底大还是不大?像有关王国维、陈寅恪这样的题目，非常好，我觉得学术界应该多研究，以便把他们的精神留给未来。
答：实际上，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是不大的，这一点不要夸大。在国外，一般民众了解最多的是中国菜、中国功夫，还有的知道毛泽东，文化界、学术界知道孔子、老子。当然不包括研究中国的汉学家。国外少有人知道陈寅恪，王国维在日本的影响大，但也是在学术界。因此要谈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我们得慢慢来。文化的影响跟国家的强盛很有关系，国力强盛了，影响自然就大。如果将来中国强盛得不得了，成为第一强盛大国，文化的影响就大了。我讲王国维和陈寅恪的精神，不仅属于当时，也属于现在，可以启迪未来，这是针对我国思想界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非常缺乏来说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获得自觉认知，不仅对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意义，对我们的民族文化性格的改造也是重要的。你希望把王陈的精神留给未来，我很赞同，所以今天讲这个题目，我觉得它有现在和将来的价值。
庚问：您觉得在中国的学术界，还有谁具有王国维和陈寅恪这样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能举出一些具体人吗?
答：我想王国维和陈寅恪的影响很大，但一个人就是一个人，不好用他们来要求另外的人。每位学者都有其所长，可能在思想力度上、在精神境界上与陈寅恪有区别，但是有他们的学术贡献，像陈坦、范文澜等在史学方面的贡献，也是很突出的。陈寅恪早年非常称赞陈垣，说他是钱大昕以后的第一人。钱大昕是清代了不起的史学家，可见陈寅恪对陈垣的评价之高。各有其长，互不能代替，也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的追求，不好比因此你让我说出还有谁都像陈寅恪这么独立，这是很难的问题。
辛问：您能讲一讲中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吗?我感到中国知识分子只做自己的事，不大关心社会，这是不是不正常的状况?
答：这是很尖锐的问题。我想知识分子的定义，西方跟我想的不一样。现在我们有一点文化就叫知识分子，中学生也是知识分子，大学生也是知识分子，研究生也是知识分子。其实不一定。在西方，知识分子的定义有三点：第一点，你是占有人类文化遗产比较多的人；第二点，你在人类文化遗产的宝库中放入了自己的一份，第三点，他们讲的--我只是表述，还应该永远不要向也许只有半真理性的政治妥协。我觉得知识分子的定义本身应该是这样的；在一个领域里有自己的学术贡献，就是讲占有的文化遗产比别人要多。又放入了自己的一部分，这不就有自己的贡献了吗?还应该跳出自己的专业领域对社会发言。做到这三点，知识分子的角色就比较完善了。现在对社会发言的人大约比较少，不过我不知道这方面的情形。所以人家给我取个绰号叫“民国前”，那么对民国以后的事自然不那么熟悉。
壬问：能不能把您的电子信箱告诉我们，我们想和您建立联系。
答：我落后得很。我倒是可以发信，但不经常看，用得不熟练。那好，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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