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2004博，200062，郭建玲

1945－1949年的中国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以及整个二十世纪文学史的研究中，都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这种尴尬，首先是命名上的，称之为“四十年代后期文学”，似乎并没有确定的所指；称之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似乎过于突出了国共两党的对立对文学的规约；称之为“抗战后文学”，似乎又过于强调了抗战的胜利对文学局面的扭转力量；称之为“现当代过渡时期的文学”，似乎又有淡化这段时期的文学的某种特性的可能。

1945－1949年的文学，近年来已经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但已有的研究，更多的是把这个“短时段”的文学放置于一个更“长时段”的文学史中来考察的。譬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问题与方法》；贺桂梅的《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程光炜的《文化的转轨——“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钱理群的《对话与漫游：四十年代小说研读》、《1948：天地玄黄》；范智红的《世变缘常——四十年代小说论》；陈青生的《年轮——四十年代后半期的上海文学》；黄万华的《1945－1949年的香港文学研究》，以及一些个别作家作品的研究。正因为这段时期的“尴尬”地位，使得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法进行研究成为可能。

一、已有的方法

1．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当代文学为现代文学的危机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

贺桂梅的《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从五位典型作家（萧乾、沈从文、冯至、赵树理、丁玲）提升核心的问题（包括民族情感与政治立场、个体与时代、文学与政治、知识分子与革命、作家与文学体制等），通过作家论的方式，来论述文学在这个时期由现代向当代的“转折”。作者不满足于仅仅用“当代文学依靠政治方式消灭现代文学”这样的解释，从“现代文学传统”的“独立品格”或“独立精神”的普遍危机出发，她的基本设想是，由“现代文学”转换至“当代文学”也可以解释为“当代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现代文学”的悖论困境，或提供了比现代文学更能为当时作家接受的现代性想象方式。也就是说，现代文学在这个时期遭遇了危机，当代文学从某种程度上为现代文学提供了一种解决危机的方案。具体而言，在作者看来，到40年代后期，如冯至、沈从文、骆宾基等追求象征化的超越本体的创作倾向，以及朱光潜、萧乾等发出的文学独立、文艺民主的宣言，都是试图从自鲁迅开始的“启蒙者与文学家”的胶着的“挣扎”状态中脱离出来，而获得某种相对明朗和单纯的精神体验，因此，如果说现代文学本身有一个“完成”或“终结”的过程，那么“当代文学”的产生就不完全是一个“政治事件”的结果。

本书的另外一个基本观点是，被普遍认为具有强制性力量的“毛话语”，本身就是一种具有“说服力”的现代性话语，它解决了文学面临的“建立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理想与借鉴西方的价值观念实现启蒙的文化理想的双重“现代”之间的悖论，毛泽东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将“反帝”与“反封建”并列，具有双重的现代性，对知识分子而言，产生了强大的感召力。

贺桂梅认为现代文学遭遇了危机，当代文学提供了某种解决方案的理路，是与她对现代作家的创作试验及创作生命的看法相关的。譬如，作者认为，沈从文在三十年代编选自己的小说选集之后，就“完成”了其创作生命，他后来的小说实验的失败，证明了这个“结束”。也就是说，现代作家创作生命的“完成”，不是一个物理时间，而是内在的生命时间，那么，扩大到整个现代文学，这个非物理时间的“完成”具有多大的普遍性？任何作家在既有的创作资源和路径都达到极致以后，肯定会有暂歇、调整的时候，但是否意味着40年代末的那种“转折”就是普遍的？合理的？必然的？现代文学有没有遭遇危机？如果有的话，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是怎么样的危机？从当代的眼光来看视这段时期的文学，加之对“重估左翼文学遗产”必要性的重视，是否会导致产生一种与“新左”思潮相联系的“反抗”现代文学（启蒙主义）的倾向？

2．程光炜：《文化的转轨——“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强制的断裂

如果说贺桂梅的《转折的时代》主要是从“当代文学”的眼光来看的，那么，程光炜的《文化的转轨》的眼光则主要是“现代文学”的，是“启蒙主义”的。作者通过对六位作家：鲁郭茅巴老曹的命名过程及排序的细节分析，透视了左翼文化如何整合了现代文学，并将其“当代化”，即按照左翼文化的价值目标重新“塑造”或“改造”现代作家，进而“改造”现代文学。作者一方面分析了左翼权威话语（如周扬）以及50年代初文学史写作对现代文学的“塑造”，另一方面，挖掘了作家较为稳定的历史生存心态，即中国知识分子的“弘道意识”和由此延伸出来的国家至上主义观念，即“道义感”、“正义感”、“救世”欲望；还有一个方面，作者阐释了五四以来直线向前的“进化”式的时间观所构筑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模式，对现代作家的普遍影响。“改造”成功，即从传统的“士”文化、五四的“启蒙”文化，到左翼文化的转轨，作者认为是战争年代形成的文艺思想和体制，不过是“官师政教合一”利用知识分子治理国家等传统思想的复杂转换和折射，从而赋予了这段时期的“断裂”以一个历史主义的背景。

3．钱理群：《对话与漫游：四十年代小说研读》——40年代大文学史的设想

《对话与漫游：四十年代小说研读》，主要选取的是40年代前半期的小说，编选者的意图，主要是展示四十年代一些不被纳入文学史视野的“边缘”写作，如李拓之的《文身》、沈从文的《看虹录》、端木蕻良的《初吻》等，呈现四十年代文学的丰富性和多向性，初步探讨现代文学发展至此的一些可能维度与路径。

钱理群对四十年代的命名是个“整体”性的命名，并没有对“抗日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之间的差异做出说明，这两个性质不同的时期，都是统一在“战争”的名义下的，包括“战争与文学与人”、“共产主义运动与文学与人”、“民族解放运动与文学与人”三个主题的交织，这一“整体”的命名，暗示了他对四十年代大文学史的构想。

二、设想的问题

1．两端的意义：1945与1949

将1945－1949年的文学，以这样的方式“独立”出来，并非要割裂这个时期与现代文学或当代文学的联系，也不是要将这段文学从整个二十世纪文学的格局中独立出来，而是试图借助这个视角，更清楚地考察这个时期的文学在（小说、诗歌、话剧、散文、文学批评等）各个领域是否提供了新的发展可能，这些可能的方向对文学史及当下的文学提供了怎样的启示？

首先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这个“短时段”的两端，即1945年和1949年。1945年抗战的胜利，1949年共产党政权的确立，新中国的成立，这两个事件，都不是简单的政治意义上的事件，它们对文学的影响，是否具有鲜明的分水岭意义？如何看待1945，关涉到如何看待新文学的传统，怎样的传统的问题，传统是不可追接的，还是可以追接到抗战，甚至追接到30年代，或更前的“五四”启蒙的民主与科学的传统？如果追接到抗战，那么整个40年代的文学，是可以作为一个大文学史来进行论述的；如果可以追接到30年代，甚至“五四”，那么，现代文学三十年发展至此，仍是一脉相承的？如何看待1949年，关涉到对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关系的考察，是断裂，还是转折？是内在的危机，还是政治的强力干涉？甚至涉及对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品格的描述，及应对当下问题的人文资源的挖掘。

2．五四的纪念与文学史的叙述

1947年的“五四”纪念的不同话语：对五四的不同叙述，折射了不同的文学史观

文学史的叙述：朱光潜对现代文学历史性与延续性的强调；新文学仍然处于“生发期”的定位；朱自清、常风等对文学革命的反思与纠偏，对传统文学的正视，预示着文学发展的健康心态

3．一个新诗人的诞生：穆旦在新诗史上的意义

展示了诗歌发展的新路向，王佐良的分析：对痛苦的描写在中国新诗史上的意义；表达方式的特出－非中国式地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受难；精神上的特出－受难

4．写实主义的背后：知觉的位置及其哲学思考

废名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的重写实、轻想象的倾向，不仅是一种创作手法上的转向，背后有着个体对战争“情境”的把握方式，重知觉层面的直观感受，不是艺术生命力的萎缩，也许是主体性的落实。

另一种写实：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提倡用“实录的形式”写“实在的故事”，背后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

写实的丰富性：对战争的不同反思

参考书目：

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程光炜：《文化的转轨——“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

钱理群：《对话与漫游：四十年代小说研读》，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

洪子诚：《1945－1999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北京三联书店，2002。

范智红：《世变缘常——四十年代小说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陈青生：《年轮——四十年代后半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赵园、钱理群、洪子诚等《20世纪40至70年代文学研究：问题与方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2期。

黄万华：《1945－1949年的香港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2期。

钱理群：《关于20世纪40年代大文学史研究的断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1期。

旷新年：《寻找当代文学》，《文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