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一个走向扩张的新兴帝国，已经把自己的视野和舞台布置于整个远东。军舰在更新，游弋寻衅于一系列事变的日本军舰，再也不是浦贺奉行所的小艇哨船了。它们是佩里或不列颠海盗的黄种门徒，不流连于温饱，敢肇事于天涯，它们波涛为家，出没于包括俄国滨海、包括南洋吕宋的大海大洋，步步紧凑地实践着朝鲜、满蒙、中国的吞噬三部曲。从西日本的福冈或长崎港出航，舰船对着两个方向：北有朝鲜辽东，南有琉球台湾。从东日本的前线、北海道函馆港出海，不远便是俄国控制的库页岛和千岛——地缘政治是一种帝国主义者喜欢的理论，日本算计于这种地理并给自己选择的国策，左右了它百年的近代史。
　　比起中国“唇亡齿寒”的古代政治地理观点，英吉利—日本式的思路完全不同。岛国帝国主义不会宽容——那些位于它出海口的民族与国家。尤其主动探身过来的朝鲜。那个半岛，简直是天之犒赏，是一餐美食，是搭上“凤凰丸”的船舷板，是铺向大和家的石台阶！1874年，日本以琉球人在台湾被杀害为借口，出兵台湾屈清朝赔款，从而尝试了用霸道处理国家关系的手段。随即1875年9月，云扬号等两艘日舰前往朝鲜近海，在江华岛测量海口。朝鲜炮台开炮示警，日舰便攻毁炮台，登陆烧城，杀人劫掠，制造了江华岛事件。其时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那篇近代日本国家的纲领刚刚获准出版。日本已经迫不及待，要对它的“东方恶友”、对它的第一近邻朝鲜，以黑船风格实行“处理”了!
　　从跨海出兵台湾，到江华岛城下逼约，日本迈出了它漫长的侵略长征的第一步。日本史从这一步，开始了大转弯。
　　那个时代很像今天，西风凌厉，世界战栗，天下失义唯行霸道。在十九世纪结束前的最后十年，世界格局已经一变：法国占领了越南吞并了柬埔寨，成立了法属印度支那；而英军于1892年最后灭亡了印度的莫卧儿王国，不再拿东印度公司之类遮羞布当招牌，而直接实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
　　日本追随其白种导师，在这段时间里，全力加快殖民朝鲜的步伐。它对朝鲜连续发动毁坏其国体的作业：随1875年发动的云扬号事件，它逼迫朝鲜签订了《日朝修好条规》；不久又在1882年发动了第二回朝鲜事件(所谓大院君之乱)。两年后，1884年发动第三回朝鲜事件。日本人在朝鲜进驻重兵、闯宫人殿、掠夺经济，扶持党羽、刑罚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毫无一丝心理的顾虑。
　　它在这个阶段的核心目标，是挑战清朝在朝鲜的军事政治影响，否定中国在朝鲜的受贡国、保护国传统。
　　1886年8月，从甲午大战倒数的第八年。李鸿章的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四艘铁甲舰，包括亚洲最大的德国造巡洋舰“镇远”和“定远”，驶进了日本的长崎港。
　　这是一次礼节性的访问？还是一次航行中的停泊？
　　抑或是一次有意的示威，一次向日本展览大炮大舰的威慑之举？
　　不知道。只知道北洋四舰在长崎，卷入了被称为“清国水兵事件”的一场巨大的政治纠纷。
　　如同一切大冲突一样，在后日追究第一枪第一拳是谁先打的——是一种麻烦事。披露真实和胡搅蛮缠，对听众而言是对等的，人们对真相的判断，只能依据逻辑。
　　长崎清国水兵事件的经过，大致如此：
　　1886年8月13日，停泊长崎的中国水兵上岸，一说是在游廓(妓院)争风，一说是与人力车夫纠纷——遭日本巡查(警察)把两名水兵拘留拷打。一名水兵被吊打致死。是夜水兵围住巡查所。一说夺日本巡查的刀，一说刀乃购来——双方互殴。清水兵死4人、伤21人。日本巡查死1人伤19人。
　　隔一天，15日，事件的第二波开幕。一说大群清水兵包围了巡查，一说日本巡查埋伏复仇。日本居民加入骚乱，手持武器与清水兵残酷死斗，导致大批死伤。清上岸水兵退入领事馆后，长崎居民约两千人不依不饶，包围领事馆。
　　可信的死伤数，大概是各自宣布的己方数字：日方宣布日本巡查死亡两名、轻重伤28名，中方宣布中国水兵死亡8名、负伤42名。
　　事件后，共32名日本警察受到政府嘉奖。
　　几乎是一场准官方的小型战争!
　　有一点像一场徒手和小规模的、岸上的海战。数字在说：在长崎的这场骚乱中，北洋水师的上岸水兵，在日本警察加长崎市民组成的、决心大打狠打的阵势面前，吃了大亏。
　　此事早早用电文汇报给天津的李鸿章，日本也由一个天津领事出面周旋。不用说，双方各执一词，细节彼此相悖。纠缠良久，最后双方发表了文告，以官面文章宣称言语不通彼此误解云云，另外互相给对方的死伤者提供些许抚恤，此案就算了结了。
　　正因事件已经过去，才该深究如此事件的起因。究竟是为什么？它究竟是怎么发生的？那是一个炮舰的时代。但是日本在海军炮舰方面，却恰恰并非是老大。
　　中国的海军，因为镇远、定远两条军舰，一时成了老大。但是中国人从来每当临战，则心理暧昧。今天看来，在甲午年(1894)到来之前，在一直到1945年页页血污、长达五十年的战争史揭开之前，双方都需要一场心理的演习。
　　心理上永远都难以接受日本“蕞尔小国”的横行、自己平生被这小国扰乱压迫的李鸿章，此刻手中有欧洲打铸的钢铁巨舰“定远”和“镇远”。它们各各都是七千四百吨。就连“济远”等舰，也是动辄两三千吨的铁甲战舰。中国人因一时一事而自信膨胀，是顺理成章的。欧洲购舰之举已开花结果，眼下大清舰队正称雄黄海。何必言战!兵法之最乃不战而屈人之兵，只需稍加韬略于陆海，便可以文明交际，挫敌虎狼之师。
　　于是可以推测：李鸿章心中油然而生一案，指令麾下铁甲舰，让它们遍游符拉迪海参崴、元山及釜山、神户又长崎，以海军慑伏日本——这样的心情与战略，是可能的。
　　但是李鸿章没有想到，等待他的花拳绣腿的，是寒光凛凛的日本刀。他使用主力舰进泊长崎炫耀武力的行为，正中日本武士的下怀。
　　因为日本的国策是征服、统治、殖民于东亚。其步骤的第一波是台湾和朝鲜、第二波是满洲和蒙古、第三波是整个中国。任牺牲一代人民，此国策决不改变。李鸿章把超级战舰送到长崎，给了日本锻炼军民心理的一次演习。
　　如果说洋务官僚的心理是变态的，那么日本国民的心理则是疯狂的。
　　日本的资料一如既往，宣扬着聒噪着，一切都是清国挑起，一切都是因为清朝对日本采取的大国炮舰主义。他们最喜欢强调镇远定远两条船，喜欢念叨这两条船的名字：ちんぇん、てぃぇん，大大地威胁了日本人民。日本的民族主义，有时真有一种百年嘴硬说荒唐的风格。就当时的历史大势分析，长崎正点燃着军国热情的火焰，镇远定远却跑来火上浇油，好像要试试日本人称霸的决心。已经是谣言雾罩的镇远定远，还非要驶进人家前院亮相。如此的轻佻无形，如此的儿戏前途，如此的中国人的轻浮!因为日本正处在侵略大潮的最上风头，如一个肆虐四乡未遇敌手的恶棍。他们正狗咬刺猬无处下嘴、发愁找不出下一个寻衅的借口，李鸿章却从海参崴跑来长崎修船!……莫说只是徒手的水兵拳头弯刀，即便镇远定远真不吃素，主炮侧炮一齐猛轰，把长崎炸个遍地瓦砾——此事最终也不会占上风。据说，有一个德国人曾经听到李鸿章讲过一句话：“正此时可与日本一战!”但是战与不战，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需要长久迟疑的事情。战么？否也。和乎？难也。这可不是剿灭长毛弹压和卓，中国军队的本色，是欺负老百姓强、抗击侵略者弱。中堂大人把玩棋子，品着香茗，沉吟踌躇。一方侥幸另一方热狂，一方抱着中央大国的虚荣，另一方沉湎取而代之的狂想。一方是空洞的尊大，一方是疯痴的野心。一方是举止轻佻，一方则出手阴狠。直至甲午炮声响起，甚至直到今天，日本朝野仍然喜欢把长崎清国水兵事件解释为一次“国辱”。大中华帝国从那时到今天，一直是它的假想敌，针对大中华威胁的忧患教育永远都不会停止。“清国水兵事件”是在长崎发生的，所以它为这种教育就提供了铁的证据。日本众多人物都活跃现世，就此事件，作激励民族主义的发言。随便翻阅所有右翼人物或团体的资料，无论黑龙会首头山满，无论满蒙浪人川岛浪速，都若有所思地回忆：适逢那时，我还年轻，长崎发生了清国水兵事件，我受了巨大刺激，从兹发愤报国。
　　不可理喻的是，即便在长崎流了那么多血，骚动五年后的1891年6月30日，以“镇远”和“定远”为首的清朝舰队，又访问了日本神户港!
　　这一回，可又是为了什么呢？!
　　似乎不完成一次绅士派头的礼节性访问，北洋水师死不瞑目。如今回顾，无论长崎的街头恶斗，还是神户的彬彬有礼——中国海军在十九世纪最末十年的作为中，有一种罕见的变态。好像它也非要脱亚人欧不可；好像它哪怕被揍得鼻青脸肿，也非要去以西洋之礼、接东洋之轨!
　　停泊神户簇拥镇远定远的北洋军舰，除到过长崎的“济远”外，还有“来远”、“致远”等一共六艘。它们除了访问神户，可能还去过吴港和横滨港。
　　明治24年(1891)7月15日，刚刚创刊不久的新式报纸《每日新闻》，报道了定远舰在神户举行的豪华宴会：
　　定远号军舰盛大宴会
　　由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以及驻日本大使李经方(李鸿章之子)主持，昨日14日上午10时开始，在旗舰“定远”号上，召开招待我国显要贵绅的盛大宴会。北白川亲王殿下、松方总理大臣以下各大臣、次官、以及陆海军将校、新闻记者约500名接受招待。清国舰队派出小蒸汽艇，自晨起便于码头迎候贵宾。船头竖立黄龙之旗，运送抵达之客。“定远”满旗饰挂、丁提督、李公使以下，各舰舰长整列舰舷，亲自恭迎。乐队演奏之间，甲板备有清凉拉姆奈、冰块、各式卷烟。舰长室、士官室展示各种美术品，及盆景图片。虽有数名患者，但病室中极为清洁。此舰乃为七千吨之大舰，所装备之炮亦巨大，其中三十点五厘米炮四门、十五厘米炮二门，乃为其主。来宾由士官案内，舰内巡览无余。12时，开始西洋料理之自助餐会，宾客且饮且谈，充分满足之后，又被送归码头。尚有舞踏之会准备就绪，节目表亦一一配布，唯惜女性过少，空度如此兴行。……
　　北洋水师的招摇过海，一次次给日本送去刺激和动员。很快，巨舰定远和镇远在日本家喻户晓，成了日本人警世、发愤、嘲笑的目标。据说当定远镇远访问日本时，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曾到港口观察。当时他还只是个海军大佐。当他看见定远主炮上晾满刚洗的湿衣服，说：“这么松懈!没准可以打败它!……”为了超过定远镇远，明治天皇节省宫内开销，率先捐钱购买军舰。一时间甚至民谣顿起，唱一个巨人“富士山头弯腰坐，镇远定远穿木屐”。市井酒肆之间，无论老妇小儿，满嘴念叨的都是“ちんぇん、てぃぇん”。可能就是针对这一次军舰来访。最近，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还恶毒地说：
　　“清国逞霸道的时候，镇远定远，把军舰弄到东京。我听说了心惶惶的，那会儿没有电车，怀里带着饭团去看。……中国靠军事力量逞威风开展外交，是它旧有的套路。已经是这一套通行的时代嘛。要是它再变成更过激的形式，日本也得早些出手，变成防卫的国家。现在倒是有了点防卫力。应该有——谁敢碰就让它烧焦的、那种程度防备的能力。对这个，最发愁的难道不就是中国么？”
　　他本是一名无行文人。他无论说什么都不足为训。
　　就在定远舰在神户举办宴会后不久，日本出版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罪与罚》日译本。文化常常并不给人以修养；这个岛国已是一架失速的快车，沿着陡峭的山坡急剧滑下。谁都不能阻止它，任何道德说教都不能阻止它。
　　我想，面对对侵略的美化，正确的取道是反省自己。是的，清算日本的侵略史，是否也应该成为中国人清算大国天朝思想的契机呢？中华帝国的陈旧思想体系中，是否也隐藏着歧视弱者、崇尚强权，以及霸权主义的因素？
　　拥有伟大的文化教养背景的民族，敢于对自己实施思想的追问。剥露着日本近代的一个个脚印，我常真切地感到，历史在用骇人的日本例子，教育时时妄自尊大的中国。
　　日本曾经战无不胜。但是与历史的公理相比，杀伐的胜利不值一谈。日本竭尽一个优秀民族的全部力气，动员了所有可能的与不可能的因素，竭力盼望成为一个帝国。但是，到头来发现的真理是——没有不衰败的帝国，没有不破灭的帝国梦。
　　长崎的冲突深有意味。若是没有惨败的衬托，中国人还会一次又一次地、被大国崛起的传说蛊惑。只有警惕一种好战的危机，才能避免再败的危机。只有被逼到了山河破碎、蒙耻露羞、血肉狼藉、苦相丑陋的时刻，尊大的中国人才会反省。只有趴着、匍匐血泥、从自己的暗处仰头往上看，我们才能看见最坏的可能：再败的危机。
　　可是，让受了委屈的、被人侵略的一方反省自己——难道不是太过分么？为什么难题不留给日本去做呢？
　　但中国躲不开严峻的质疑。不管多么不乐意，中国没有多少余裕。因为一种形势总在阴沉地威胁。只有登上最高处，才能眺望新生的光亮。只有忍住疼痛自割赘瘤，批判春夜常做的大国梦，才能否定日本的扩张。新世纪，比十九世纪更凶险，也未必比二十世纪更和平的新世纪，已经打开了帷幕。横须贺的码头上，“鸟海”，和簇拥它的日本宙斯盾军舰编队，与数百米开外的美国第七舰队组成一个序列。日本政府又选择了当美国的“伴随舰”。但是，愿意用批判态度认识自己的日本人，愈来愈多了。
　　四
　　甲午年（1894），朝鲜已是命若危卵。作为它长久以来的名义宗主国，大清王朝回避不能，但处理无术。在一系列事件之末，日本终于把帝国史的重头戏即征服中国——这也是一场对其文化母亲的施暴战争——于长崎骚乱八年后点火起爆。“撞沉吉野!……”“炮弹里都是沙子!……”
　　不重提那悲惨的过程了。
　　北洋舰队如同李鸿章的私兵，战无决心，指挥慌乱，先是在黄海上败于劣势于己的日本联合舰队，接着又在刘公岛被日军攻取了老巢。在实战中，德国制造的定远镇远二舰，就像驾驭它们的中国制造的将军。能脂粉乔装招摇过市，不能男儿一场人死血流。在那养兵千日的关键时刻，它们人无志气炉膛缺火，没有战死，而是自沉，不是流血，而是被俘!北洋水师旗舰定远自爆而沉。镇远舰也企图自爆，但未能果，结果被日本海军俘虏在刘公岛自家码头上，当了世界海军史上的耻辱冠军。它破纪录的那一天，是1895年2月17日。它的残生后史，均用日文记载。1895年3月16日，它被编八日本海军序列。到了1898年3月，随战争时代剧烈的军备更新，它降为了二等战舰。到日本再发动对俄大战的1905年，它继续跌为一等海防舰；五年后的1911年4月，它被海军除籍。在日本海军中它不再叫作镇远，至于被人起了个什么名字，不得而知。除籍次年，舰体被卖，随即被拆卸。
　　在东京上野公园的不忍池东侧，安放着镇远的铁锚以及十个大炮弹。
　　另在栗岛的一处海洋纪念馆，展览着镇远的舰钟，还有鱼雷。痛苦的故事总是太长。但总得把噩梦的最后一页瞥一眼。仗打输了。海军的舰艇，已经丢得精光。只剩下一半条小破船，而且失掉了管辖。但日军还在辽东一拳拳狠揍，已经到了中国传统的城下之盟的时候。日本不接受其它低级别的谈判代表，不得已，李中堂大人以七十高龄，漂洋渡海，来到了下关，出席“清日讲和条约”的谈判。
　　下关，又称马关，是日本本州岛的尽头。关门海峡从眼底咆哮流过，隔海望着近在咫尺的九州。这是真正的形势之地，海陆咽喉，无奈李鸿章是最可悲的下关来客，毫无一丝欣赏的兴致。
　　下关盛行吃河豚。而春帆楼，是开下关吃河豚风气的名店。
　　在春帆楼这个日本指定的谈判场，伊藤博文像是慢慢地享受着吃一条特肥的河豚，又像耐心地玩一种猫与困鼠的游戏。他恣意地耍弄，凶恶地逼迫，尖刻地讽刺，敲骨吸髓一般地迫使李鸿章半句半句地应允，一块一块地割让。
　　大约那时全日本的国民都翻着一幅小学生地图。随手指画之处，尽是割让之地——而李鸿章拼死顽抗着。台湾不能让，辽东不能割，他衰弱地呻吟，哀求着争辩。他只剩下一张老脸几句推辞，除此再无任何交涉进退的本钱了。
　　这是几段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谈判对话：
　　(关于二亿两白银赔款)
　　李：如此苛刻条件，以我国力，无论如何亦难负担!
　　伊：敝人不敢苟同。贵国土地富饶人民众多，财源其大无比。
　　李：即使财源广大，但尚未开发毫无办法。
　　伊：贵国人超四亿，比我国远多十倍。若想开发财源，轻而易举。
　　李：虽国大人多，无人杰可奈何!
　　伊：国运艰难之际，正英雄辈出，等至执掌国政，即可实行开源。
　　李：(微笑)愿向我国政府建议，礼聘阁下为敝国宰相如何？
　　(关于割让辽东和台湾)
　　李：即便英、法两国兵临北京城下，亦未要求割让一寸土地。
　　伊：彼等另有其意，不可以彼论此。
　　李：即如营口，乃通商口岸货物云集之地，实为我国政府一大财源。贵国一面命我国负担苛重赔款，同时又夺我收入源泉，岂非过于残酷？
　　伊：乃不得已也。
　　李：台湾全岛，日兵尚未侵犯，何故强让？
　　伊：阁下似说，未占领之土地即无要求割让之理？贵国何以将东西伯利亚割让与俄国？
　　(交涉之间)
　　李：总之二万万为数太巨，必请再减五千万；营口还请退出，台湾不能相让。
　　伊：如此，即当遣兵至台湾。
　　李：台地瘴气大，前日兵在台伤亡甚多。台民吸食鸦片烟，以避瘴气。
　　伊：但看我日后据台，必禁鸦片!
　　在下关的谈判场春帆楼侧后，通向李鸿章下榻的接引寺，山间有一条草丛小径。标识牌上写着：李鸿章之路。据说由于甲午大胜，日本朝野轰动，民间泛滥着骄傲与狂热。李鸿章每天去春帆楼会场，为防不测总是避开大路，特意拨开草丛，走这条偏僻小径。
　　但是即便如此，被军事胜利煽动得几近疯狂的日本人，热望继续扩大战争，把皇国神威一直发挥到天涯地角。他们居然不觉得战争带来的衰竭疲敝，生怕春帆楼和谈成功，唯恐事态就此罢休。
　　这种为继续和扩大战争立志干涉国政的狂热国民，即便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他们藐视法度，结社营党，不接受政府约束，恣意挑动事变。在下关，一名叫小山六之助的“神刀馆”成员潜伏许久。这一日他在清朝代表每日往返的小径上断然拦路，对准李鸿章的头就是一枪!
　　如此的自认匹夫有责，这样的草民干预朝政，在日本近代史上并非只有一次。以前不久他们还曾对俄国——那是日本更热衷渲染其威胁的国家——的皇太子实行过暗杀举动。国民的野蛮热情，震惊了日本政府。明治天皇下令追究。同时，因为日本已经打得国力疲惫，伊藤博文接到指示——就此结束敲骨榨髓，可以签署条约了。
　　李鸿章伤未致命，子弹打在眼下一寸。这一枪于他求之不得。由于挨了这一枪，也许国人就不至于骂他国贼太甚了。他血流满面，仰天长叹：“此血可以报国也!……”
　　总之，无可退让之处退让，绝不可行之事行之，李鸿章代表慈禧太后和清王朝，在丧权辱国的下关和约上签了字。
　　这个条约规定：朝鲜听任日本宰割，中国把辽东、台湾、澎湖三处领土向日本割让，两亿两的白银赔款。此外还有一些零碎条款，诸如开放沙市、重庆、苏杭为商埠之类。
　　战后，日本官吏堀口九万一来到湖北沙市，准备按条约设置领事馆并建立居留地。他吃惊地发现：沙市的清朝官员，居然不曾听说刚刚打过的战争。
　　日本人不能理解，难道刚刚经过的，是一个国家的战争吗？
　　如同1840年鸦片战争的翻版，也与后来的一·二八上海事变相去不多。中国的抗战多是如此：封疆大吏各拥重兵，坐看一旅之卒赴死谁也不肯出力出兵。虽然他们惯唱爱国，以国家利益予人高压。
　　——顺便说一句，后日一伙日本人曾突入朝鲜皇宫，发动过一场野蛮的政变。其中有写了以埃及独立为模特的畅销小说《佳人之奇遇》的柴四郎，也有去沙市建领馆的堀口九万一。他们一路砍杀，残害了抗日派的闵妃。堀口后来官运亨通，历任驻巴西(兼辖阿根廷)、墨西哥的公使。据说他是随笔家，不知是否给沙市写过点什么，若有，估计一定妙语连珠。据说，当李鸿章抵达下关时，望着关门海峡的汹涌海浪，曾匪夷所思地问：“这条河，叫什么河呀？”“濑户内海。”有人回答。李鸿章听后，喃喃独语道：“日本人，稍大的河，就叫它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