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堂堂堂堂，郭董罗王”     著名学者陈子展教授在评价早期的甲骨学家的时候写下“堂堂堂堂，郭董罗王”的名句，这一概括已为学界所广泛接受。郭董罗王，即郭沫若（鼎堂）、董作宾（彦堂）、罗振玉（雪堂）和王国维（观堂）。因为他们的名号都有一个"堂"字，便有了"甲骨四堂"之说。的确，他们四人在早期的甲骨学研究中各自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罗振玉     罗振玉（1866年——1940年）中国近代金石学家、文物收藏家。字叔蕴，号雪堂。浙江上虞人。壬午(1882)、戊子(1888)两次乡试不中，自此潜心治学。中日甲午战争后，留意新学，与蒋伯斧等人在上海合办学农社及《农学报》，又创设东文学社，翻译介绍日本和欧美农学著作，并协办武昌农校、江楚编译局、苏州师范学堂等。1906年起，任学部参事官、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等职。辛亥革命后，以清朝遗民自居，侨居日本。1919年返国，逐渐参预清室的复辟活动，被溥仪任为南书房行走。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成立后，曾任伪监察院长及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     罗振玉自幼喜爱研读古籍，收集金石铭刻，终生不辍。因其对文物古董造诣深，掌握资料多，又恰值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域简牍、中原碑志等大量古物陆续被发现，以一家之力广泛收集各类新发现的文物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研究，为近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保存了可贵的资料，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罗振玉是最早在甲骨学研究方面取得主要进展的学者。1902年罗振玉第一次在刘鹗处看到甲骨文字的墨拓本，叹为“汉以来若张(敬)、杜(林)、杨(雄)、许(慎)诸儒所不得见”之文字。他从1906年起收集甲骨，总数近2万片，是早期收藏最多的藏家。          他对甲骨学的重大贡献是他最早探知了甲骨文的出土地，他不仅广为收集甲骨，还着手调查甲骨的真正出土地，探明了甲骨出土地是安阳小屯，而非其它地区，并派他的弟弟等亲友长年驻守安阳从事收集，后来他曾亲自到安阳小屯实地考察。1910年著《殷商贞卜文字考》，首先考定安阳小屯为殷墟，并正确地判明甲骨是“殷室王朝的遗物”。以后陆续将所见所藏编为《殷虚书契前编》(1912)、《殷虚书契菁华》(1914)、《殷虚书契后编》(1916)、《殷虚书契续编》(1933)四书，他将甲骨文中的人名与《史记.殷本记》中商王名相比较，发现其大部分相同；1914年，罗振玉在王国维的协助下，出版了《殷墟书契》考释，该书考定了帝王22，先妣14，人名78，地名193，文字485。甲骨文研究进入了“文字时期”。他在考释文字的基础上注意了对整条甲骨文卜辞的通读；在考释文字上，他提出“由许书以上溯古金文，由古金文以上窥卜辞”的释字原则，主张考释文字应注意卜辞辞句的通读和分类，对一词的考释，必求其形声义的符合。这些都给后来考释古文字者以启迪。 王国维     王国维（1877年—1927年），是我国近代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世代清寒，幼年苦读，为秀才。早年屡应乡试不中，遂弃绝科举。1898年赴沪至改良派《时务报》充校对、书记。同时在东方学社半工半读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得以结识主持人罗振玉，结下两人终身依托关系。     1901年，王国维得罗振玉资助，东渡日本留学，不久以病归。后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复埋头文学研究。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其间，著《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名著。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携眷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处世。其时，在研究甲骨文、金文、汉简等。1916年，应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1924，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驰骋文史哲诸学数十载，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传世之作达60余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时人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而郭沫若先生则以他特有的浪漫的语汇评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1927年6月，这位学术巨子在其50岁人生，学术生涯巅峰之际，却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弃世。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遗书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给生者留下种种疑团，演绎出20世纪最有争议、久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谜案”。     王国维对甲骨文研究最突出贡献，是在甲骨文的文字考释的基础上，开始对甲骨文做为史料研究，他不仅在文字考释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而且对商周的礼制，都邑、地理等方面进行了研究，1917年，王国维登上了甲骨学研究的高峰。他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书，及《续考》，被誉为甲骨文发现19年来第一篇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科学论文。标志着甲骨文已由“文字时期”进入了史料时期。在这两篇著名论文中，他考证甲骨文中出现的先公先王和父、兄之名，和《史记·殷本纪》中记载基本相同，这就证明了甲骨文乃殷之物，不仅大大提高了甲骨文的学术地位，也证明安阳小屯乃湮没了三千多年的殷墟。他纠正了《史记》中记载的个别错误，证明了司马迁的《史记》的确是一部信史。郭沫若曾评价说：“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他做学问的最大特点，不是就甲骨文字本身去研究，而把古文字学与古代史一起研究，充分利用最新的甲骨材料，去对照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