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宁

　　摘 要：“底层”是社会学概念，本与“纯文学”不相干。但从观念反思的角度看，文学与社会的不相关，恰恰是1980年代中期形成、日后则愈显狭隘的文学观的产物。在某种转义的意义上，“底层”和“纯文学”重新建立起的相关性，将使日益被实体化的“纯文学”观念释放出新的意义，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其当初执意祛除的伦理性、政治性和社会性。

　　关键词：“底层”；“纯文学”；伦理性；文学自律与社会性

　　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之一，是允许把性质不同的事物带到一起，然后给予新的组合秩序，并随时准备着把这新秩序再次拆解或再组合。眼下，“底层”和“纯文学”就是这样被带到一起的两个不同性质的东西。

　　依照我们熟悉的定义，“底层”是个社会学概念，与“纯文学”风马牛不相及。查考这两个概念与我们相遇的时间会发现，二者也几乎没有重叠过：“纯文学”在1980年代的文学界风头极盛，昭示着一种呼之欲出的崭新事物，它的对立面自然是“不纯”的、太社会化了的文学，它意欲告别的也正是这种把文学当作社会学的尴尬情形；“底层”则流行自1990年代后期，至今仍然盛用不衰，传达着社会分化后的沉重叹息。把这两个概念带到一起，莫非是想说明：“纯文学”已经远离社会底层，变成了时代苍白的无病呻吟？或者是想说明：尽管社会已经分化为颇为悬殊的上流和底层，精英意识也到了成为需要忏悔之物的地步，但作为文学之根本的“纯文学”，就其内在精神和专业标准而言，依然不能放弃或降低？总之，把这两个概念带到一起，会让人们联想到许多许多，甚至让人禁不住想，这种连接是否也是一个后现代的中国式游戏：沉重，悒郁，但却不断延展着可能的思维空间？

　　说起来，“纯文学”在中国的产生并不“纯”，它压根就不是纯文学性的，而是政治性的。前几年批评界对这个话题进行过重新讨论，一些当事人亦交代，他们在当初推动“纯文学”观念的形成时，对文学应该怎样“纯”并不甚了了，倒是对用“纯”的文学推倒意识形态文学的一统天下却了然于胸。[1]那时候，“第三世界文学”概念还没有向我们招手，伯明翰学派还呆在伯明翰的校园里，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逻辑的描述也没有进入我们的经验，社会分层虽然一直存在，但在当时的意识里，这与其是资本主义逻辑或某种社会“自然性”的体现，不如说是计划经济的必然伴随物：“农民”的天然身份不正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制造的吗？工人的怠工、管理者的不负责不正是僵化的所有制使然吗？假如清除了“左”的意识形态，假如改变了所有制，假如让社会摆脱一切对“人”的不应有的束缚，那么光明的“现代”前景就在我们前面。而“纯文学”之“纯”所对应的政治性背景恰恰是一个“现代”的社会，一个“人”的社会。这个社会虽然不在我们身边，但却在某一确定之处等待着我们。“纯文学”就是诞生在这样一种乐观的时代氛围之中。并不是不存在着与之较量的力量，但与之较量的力量更瞩意于打压其它可能的文学观念，而文学就像经济一样有其自身的规律这样一种观念却使它避免了可能招致的麻烦。也就是说，“纯文学”在当时所能获得的合法性机会，远远大于其它可能的文学观念，于是，人们便齐集在这个方面，以一种文学自律的逻辑，打败了文学工具论，并进而打破了文学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

　　但“纯文学”在确立了自身合法性地位后，却渐渐忘记了自己的“出身”，忘记了它由之而出的那个时代和社会的限定，把一个更多由策略性要素构成的命题，当成了本质如此的战略性规划。它忙着重新确立文学秩序：一方面，它以文学本体论的身份，继续与几乎不复存在的文学工具论保持一种假想的二元对立关系，以加固自己的正当性地位；[2]另一当面，它又以精英者的身份，与“通俗文学”、“大众文化”等建立了一种等级关系，以保持自己的霸权地位。至于“纯文学”应该怎样“纯”，则一直没有确切的标准，但它却繁衍出许多“流派式”的写作品种，如“先锋文学”、“新生代”、“晚生代”、“私人写作”等等，不一而足。在这种观念主宰下，只要被“纯文学”加冕，就必得走红无疑，虽然红得范围越来越小。就这样，一个当初具有“革命性”的文学命题，便走向了一种新的僵化的文学意识形态。

　　但“纯文学”这一命题，并非不包含“永恒”合理的要素，只不过这种“永恒性”如果不和“当下时刻”交织在一起，它就只是飘浮在空中的一面标志性旗帜。比如，“纯文学”所包含的文学自律性，就始终是拒绝任何对文学的霸权式要求的一个利器，但“文学自律”永远是一种性质，而不像80年代以来的“纯文学”那样是一种实体。要求“文学自律”成为一种实体，一种样态，本身就是丧失主体性的“他律”之表现。因此可以说，“文学自律”并不独属于“纯文学”，而“纯文学”也不等于“文学自律”，甚至在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坛，许多时候，“纯文学”概念在被使用时已经不再包含任何自律性，而完完全全堕入另一种“他律”的泥潭。

　　说“文学自律”不独属于“纯文学”，自然意味着被“纯文学”观念排斥的其他文学样态，并非一定不包含“文学自律”的性质。当我们确认某种文学具有政治性时，并不意味着这种文学就一定放弃了文学的功能，转而承载不属于文学的内容，更不意味着文学对政治的必然依附。竹内好在论述鲁迅文学时就曾指出：“游离政治的，不是文学。文学在政治中找见自己的影子，又把这影子破却在政治里，换句话说，就是自觉到无力，——文学走完这一过程，才成为文学。”他称这种文学是“真的文学”。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是从属关系，不是相尅关系”，而“是矛盾的自我同一关系”。竹内好也区分了“真正的文学”和“政治所见的文学”，但他却认为：“真正的文学并不反对政治，但唾弃靠政治来支撑的文学。它所唾弃的文学，在孙文身上看不到“永远的革命者’，而只看到革命的成功者或革命的失败者。为什么说唾弃呢？因为这种相对的世界，是个‘凝固了的世界’，没有自我生成的运作，因而文学者只该死灭。文学诞生的根元之场，应常被政治所包围。”简言之就是，在鲁迅那里，文学是“政治的”，政治也是“文学的”；让文学依附之的政治，不是真正的政治；处在历史漩涡之中却拒绝政治的文学，也不是真正的文学；让政治生生不息的内在结构，恰恰是一种文学性的结构，一种拒绝把政治、把世界“凝固”化的结构。因此，竹内好称“文学是行动”，“文学不在行动之外，而在行动之中，就像一个旋转的球的轴心，是集动于一身的静止的极致形态”。文学就是这样与（生生不息而不是凝固的）政治构成了“矛盾的自我同一关系”。[3]（P134－135）

　　但回想起来，在80年代中期建构新的“文学”观念时，鲁迅文学并没有作为资源参与其中。“纯文学”是在脱离中国现代传统的“非历史”的幻觉中被确认的，因而一旦形成文学实体，它就会沿着“非历史”的逻辑向前运行。如今，假如问起以文学研究为学业的青年学生：“文学与政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那么保准绝大多数被问者都会在顿一下之后说：文学追求审美，政治追求功利，文学和政治没什么关系；但文学也会表现政治或社会内容，不过，文学不应该接受政治的干预。恐怕绝大多数的回答都会大致如此，所谓“顿一下”也不过是下意识地表明：这个问题还是问题吗？问题的明了化就一个方面而言的确是件好事，这至少说明人们在观念深处业已唾弃了“靠政治来支撑的文学”；但在另外一个方面，它也凝固化了人们对文学和政治的理解，使两个本应该同是机能性的存在，变成了实体化的存在，变成了一成不变的政治（实际政治）和一成不变的文学（“纯文学”）。世界因而失去了它的文学性、可变性和梦幻性。“纯文学”在脱离了政治的束缚后又奇妙地与政治和平相处，正是其内在逻辑的自然结果；它在沿着“现代”之路向前迅跑之际，兜头碰到以“底层”为显现符号的巨大社会变迁而却无力做出反应，也是其从一开始就实体化、并且越来越狭隘化的必然命运。

　　“底层”，如果放置在30年前的阶级分析框架里，就是用“工人阶级”或“贫下中农”所指称的社会群体，但这个概念在内涵上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假如说30年前用“工人阶级”或“贫下中农”所指称的社会群体尚处于形式或法理上的尊荣地位的话，假如60年前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所指称的群体同时被赋予了“解放”使命的话，那么，今天所说的“底层”，在社会学或社会规划上，则是通过社会调节来加以减少或救助的群体，是社会不断“进步化”和“合理化”的对象。然而，正因为这种语义变化所指涉的社会历史性质，使文学（以“纯文学”为内核的当代文学观念）一方面失去了“救赎”的功能，另一方面也自动脱离了与“底层”作为一种社会学位置的关联，进而脱离了与其作为其他涵义之存在的关联。假如文学不再作为社会动员性或社会辩护性的意识形态，那么“文学”只能作为文学自身的意识形态，这在“文学为政治服务”/“纯文学”的二元对立模式中是再自然不过的结果。至于其实际上暗中通向依然可用“阶级论”分析的社会统治意识，则不在这种对立模式和逻辑涵盖之中。当有人指责当今文学脱离了对“底层”的表现，脱离了对下岗工人、打工农民生活的反映时，文学写作和批评的从业者们可以100％理直气壮地迎面反击。这种反击在字面上通常也是正确的，无可置疑的，但在字面之下，在属于“心肠”所面对的领域，总有什么不对劲儿。因为提问者的提问方式本身就是由被问者的游戏规则所规定的，提问者无法通过自己的方式把自己的“心情”变成问题。但即便“问题”本身提错了，“心情”依然，被问者无法应对的恰恰是提问者“字面之下”的“心情”。

　　当“底层”是在社会学或社会规划调节上被言说而实际上却是结构性存在的时，正确的提问方式也许是：你（的文学）是否与底层同在？这不是来自外部的律令，不是“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历史再版，而是来自从根底上追问时的自觉与不安。“底层”作为一种位置，其凸现的也不再是社会空间的那个物理位置，而是一种关系，一种作为血肉存在的与你的关系。其所体现的不是一种人道主义式的同情或拯救，而毋宁是在非人道主义的方向上自己对自己的确认。如果诉诸历史的话，这就是鲁迅与梁实秋们的区别，也是鲁迅与丁玲们的区别；如果诉诸于鲁迅文学的话，这就是鲁迅与“聪明人”的区别——不给被奴役者以任何不切实际的解放的幻觉，也是鲁迅和“傻子”的区别——拒绝从外部把“解放”赋予给对方。鲁迅始终与奴隶在一起，他自己就是奴隶，一个“醒了却无路可走”的奴隶。[4]（P205－206）

　　你（的文学）是否与底层同在？这个问题的进一步引申则是：你（的文学）是否“从下面看”？也许作为原欲的人类本性使人倾向于占据世界的高端，社会制度和社会习俗又保障了某些人占据“高端”的特权，或鼓励所有人企图占据“高端”，于是，沉淀在人们思维方式和行为反应模式中的便是“从上面看”。与此同时，一种与之相悖、具有新的人性特点的伦理，便在“高端”的相反处升起。“从下面看”，意味着人自觉地在意识上沉降于社会阶层的深谷，在感觉上沉浸于真实而切身的生活经验的深处，在骨髓里内在于一种最为平等的伦理。这几乎是一种“统觉”般的存在，集伦理学、认识论和美学于一身，并由此生成那并未命名的新的主体精神。

　　于是，“底层”和“纯文学”这两个不相干的东西，在时代的痛彻之处和转义的机能之中获得了一种相关性。“底层”的历史内容和转义后的伦理性，“纯文学”内含的自律性质和被赋予的开放的空间，就这样氤氲般地融会在一起。历史在被拒绝后重新走来，思想在被格式化后重新甦生，一种非意识形态化的、坠入深渊又升腾而起的、包含着所有一度被认为并非其“本身”的文学，在“走来”和“甦生”之中也显现出新的可能……

　　参考文献

　　[1]蔡翔.何谓文学本身[J].当代作家评论，2002，（6）.

　　[2]贺照田.时势抑或人事：简论当下文学困境的历史与观念成因[J].开放时代，2003，（３）.

　　[3]竹内好.鲁迅[A].近代的超克[M].北京：三联书店，2005.

　　[4]竹内好.何谓近代[A].近代的超克[M].北京：三联书店，2005.

　　（原载《江汉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