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卫平

　　中国当代“女性主义诗歌”是一个被延误了的话题。今天连许多大学文科的师生，也不知道继舒婷之后，当代还有哪些写作先路派诗歌的女诗人。但如果把这个现象归结为当代文学中的性别歧视，那又是不公正的。对许多人来说，他们同样不知道继北岛、顾城之后，诗坛还有哪些动向。被忽略的是整整一代人，知情人称之为“第三代”的一代。然而这样说也不能减轻某些人为延误的历史责任。看看小说界，情况要正常得多。在 1955年到 1965年之间出生的人已经完全站住了脚跟而诗歌界这批人至今还被迫辗转南北，主要靠同仁之间自己印刷、出版的刊物来发表作品。在大型的诗歌和评论刊物上很少见到他们的名字，这给当代诗歌的蓬勃发展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女性主义诗歌”则是些被忽略的声音中的一种声音。

　　应当说，人们对这种忽略并不陌生，曾几何时，“女性”这个字眼都是遭禁忌的，女性的性别身份及性别声音根本无从谈起。尽管对社会或是对个人来说，性别身份并不总是最重要的，但也不总是最不重要的。在有些情况下，从性别的角度看问题，可以将问题的真相看得更加清楚。比如，从女性的立场女性的处境去看封建社会，尤其能看出那个社会人身依附的社会关系，包含着野蛮在内的文明程度。

　　如果将穿上“列宁装”、走向新生活看做是母亲们的一代，那么，出现在这本集子里①的作者主要属于女儿们的一代。裹在母亲的蓝布服中，她们悄无声息地度过了自己的童年。被削弱的母性和被削弱的女性使得她们缺少这个性别的完美典范，对于自身的性别之谜，仅仅留下了许多空白、迷惘。甚至时代的列车也将她们遗忘了，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她们还太小，还来不及把自己从头至脚、从内到外地“武装”起来，于寂寞、观望、孩子式的警惕、对比之中，她们有可能保存了一份天性的完整。包括对于母亲。虽然她和母亲之间的认同是有限的，但是在走向外面的天地这一点上，她又和在感情上维系更深的祖母辈们划清了界线。她愿意享受革命成果，也愿意享受一切成果，说到底，她仍然是“解放牌”的女儿，不过还没有恰当的机会让她显露这一点。于是，一旦社会精神上的防线有所松动，另外一些新的可能性出现时，她们便能以最快的速度调整自己，亮出自己独特的崭新的姿态，令周围的人大吃一惊：

　　　　从此窗望出去

　　　　你知道，应有尽有

　　　　无花的树下，你看看

　　　　那群生动的人

　　　　把发辫绕上右鬓的

　　　　把头发披覆脸颊的

　　　　目光板直，或讥俏的女士

　　　　你认认那群人，一个一个

　　　　......

　　这是陆忆敏写于1984年的一首诗的开头，题为《美国妇女杂志》。至今还有人谈到这首诗的诞生是如此出人意料。“此窗”是完全换了一个角度的窗口：“从此窗望出去”，它来得迅速、突然，且又轻松，不带任何附加条件。当取消了任何人的指点而径直走到窗口，从一个从未呈现的女性群体中辨认自己（“谁曾经是找”）时，一个成熟的女性视角就这样悄悄形成了。

　　同是在1984年，翟永明写下组诗《女人》，在先锋派诗坛内部引起轰动。这从20首才华横溢、不同凡响的诗；其中所展现的丰富流变、奇幻莫测的女性世界，与通常人们熟悉的“温柔、细腻、轻盈”等“小女子气”绝然不同。与这组诗齐名的，还有它的序言《黑夜的意识》。在这里，她甚至以女先知的口吻，宣布了女性的精神性别：

　　作为人类的一半，女性从诞生起就面对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她对这世界最初的一瞥必然带着自己的情绪和知觉……她是否竭尽全力地投射生命去创造一个黑夜？并在各种危机中把世界变形为一颗巨大的灵魂？事实上，每个女人都面对自己的深渊——不断泯灭和不断认可的私心痛楚与经验——远非每一个人都能抗拒这均衡的磨难直至毁灭。这是最初的黑夜，它升起时带领我们进入全新的、一个有着特殊布局和角度的、只属于女性的世界。这不是拯救的过程，而是彻悟的过程……

　　而诗歌——女性诗歌——则根植于这个女性的精神宇宙。尽管在表述上这里还不免存在某种混沌，但是，自觉寻找女性在精神上的独立位置，努力发现女性诗人不可取代的精神和情感的源泉，翟永明占有一席领先的位置。如果说作为女性的舒粹是在“战友”的角色（“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致橡树》）和“小女儿”的心态（“她是他的小阴谋家”《自画像》）之间来回扮演的话，那么，翟永明是立于茫茫的天地之间独自发射出光芒的成熟的女人：

　　　　但在某一天，我的尺度

　　　　将与天上的阴影重合，使你惊讶不已

　　　　　　　　　　　　　　　　　　　　　　　　　　　　　《女人·憧憬》

　　张真是当年复旦大学的才女。1983年，她与瑞典丈夫结婚。这之后，便开始了她满世界的旅行。未能忘怀的是祖国的语言，她不停地用这种语言构筑自己的空间，好像世界还不够大似的，她还要随身带上这个无形的“自己的房间”（沃尔芙语）。生活中一些不经意的迹象、匆匆旅途上小小的停留、洗衣机里的布片、突如其来的心事，都被—一摄入她的魔盒之内；但当它们出来时，却是另一副让人认不出来的、无可名状的模样，她将它们仔细测量过，用烈性酒涂搽过。在日常生活和想像的空间时时达成交流和对话，张真的诗丰富了当代中国女性主义的诗歌话语。

　　王小妮最初为人们熟悉，是一首《我感到了阳光》，她的名字出现在朦胧诗诗人们的行列之中。大学毕业后，她结婚生子，南下深圳，这中间肯定发生过什么，我指的是精神上的重大变化。读她署期为“1985．12～1986．l”写下的那批诗，全然换了一个人。人们并不总是愿意接受作者的变化的，但这种变化对于一个为人母为人妻的女人来说是太重要了：它是一种精神上的再生，它使得她在陷入日常生活的种种琐事之后还能保持自己独立的天地，在结束青春期写作之后还能继续并永远地写下去。她此后写下的诗，好像是对着空空的墙壁说话，好像是在读出墙壁上的影子，这些影子寂寞、幽深，若隐若现，仿佛它们不在场她也会念出声来。不难体验，如果是面对一个不存在的对象而心里仍然想“说”，才是真正的语言冲动。王小妮最深刻的变化就在她与语言的这种关系上：

　　　　我写世界

　　　　世界才低着头出来

　　　　我写你

　　　　你才摘下眼镜看我

　　　　我写一个我

　　　　看见头发明郁该剪了

　　　　能制作的人

　　　　才是真正了不起

　　　　请你眯一下眼

　　　　然后永远走开

　　　　我还要写诗

　　　　我是我狭隘房间里的

　　　　固执制作者

　　　　　　　　　　　　　　　　　　　　　　　　　　 《应该做一个制作者》

　　这里，她已经突入最后的腹地，历来女子是被讲述的，她却成了讲述（“写”）的“主体”；历来“女子无才便是德”，她却尽情享受语言“制作”的快乐；历来女子永远是在一旁恭候的（“红袖添香”），她却固执地请别人离开，让自己囚禁在语言的“狭隘房间”之中。写作已经不是一种磨越，不是消遣和吐露，而是主动的自觉的行为，是生活和生命中题中应有之义，是类似于使命或责任一类的东西：不是可有可无，而是无可推卸。很少看到妇女和写作的关系像这样深入过。原先是男人们的特权，如今却成了女性领地的一部分。赵琼有一首诗叫做《飞行》，其中也写道：“大风夜，大风夜／我在抽屉里赶制嫁妆／她们是些状语、词缀、动词中的水银”，用词类作衣饰，语言已经深深透入她的生命之中：这样的“新娘”不会是一张供别人涂抹的“白纸”，她自身表述和表述自身。

　　现在可以谈谈在外人看来，笼罩在大多数这些作品中那种最最不可思议的气氛，自我毁灭的倾向，甚至不惜以反面的“坏女人”自居，我将之概括为“深渊冲动”、“沉沦冲动”或“死亡冲动”。对于这样一些女人来说，她们仿佛对贡献“乳汁”、“泪花”、“银铃似的笑声”不感兴趣，而宁愿在自己的身上造成一座地狱。是一种恐吓，吓退那些不合格的人？还是一种诱惑，显示出自己主动自由的优势？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但不管是何种姿态，别忘了，它们都是在语言的领域中发生的，是被铸成语言的硬币的，因此，它们首先是同语言有关，与写作的行为有关。在很大强度上，写作的冲动和下地狱的冲动是同一种冲动，尤其对女人是这样。这是因为：第一，同样都是一种冒险，是经历未经历过的事情。对这些在当代中国写作诗歌的女性来说，她们的创作是在很少有自己的前辈和同辈提供足够可资借鉴的文本下进行的；在取消女性声音的许多岁月中，女性世界和女性话语都是作为沉睡的“黑暗大陆”，今天在这个领域中每前进一步，都是“试探”和接受“试探”的过程。第二，写作和敢于下地狱都需要巨大的激情和力量。小小笔管，它要求超人的倾注和投入。就这点而言，女性提笔正是冒犯之举，因为在传统上，过分的热情和过分的力量对女性总是不相宜的。自知离开了自己的本分，而自觉把自己归入“另册”，因此，当她们说要“参与地狱的大合唱”（赵琼），表达的是一种写作的精神状态而不是其他。第三，在离开了既定的轨道之后，写作的人和下地狱的人一样，都被逼回自身，甚至逼回肉体，肉体正是自我撤退中最后的领地。如果说写作中的女人（尤其是写诗的女人）比别的女人更容易感到她们的身体，这是因为她们无路可走。此时的欲望是被语言调动起来的，是被编入语言的网络之内，供奉在同语的圣坛上的。这令人想起普拉斯所说的著名的“伤害”（“你的身体伤害我／就像世界伤害着上帝”），究竟是被男人所伤害还是被语言所伤害，这是一个有待重新澄清的问题。普拉斯自己也是为了诗歌的创造力而一再将死亡看做是一门“艺术”的，她需要不断接近死亡的边缘，从中体验激情的高涨，寻找“置于死地而后生”的解放感。无疑，她的名字对中国年轻的女诗人产生了最大的影响。她们从她那里学会了死亡和诗歌是一枚钱币的两面的艺术。从这个眼光看过去，阅读“女性主义诗歌”，若想从其中找出“什么是女性”的结论，恐怕是要失望的；可以看到的是写作的女性是怎样一种女性。写作的女性和不写作的女性之间的差别并不亚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差别。写作的女性是一种飞行的人类。

　　这个集子中的另外一些作者也各有特色，这里就不—一评述，留待读者自己去品味了。必须提到的还有小君，她也是在校园中写得较早，形式上成熟也早的女诗人。她的《去青青的麦田》、《冬天》、《我要这样》等诗篇，给当时的诗坛带来一股自然、清新之风。我还特别愿意向伊蕾致敬。一句“你不来与我同居”曾引起诗坛内外的震惊，并因此而招来许多非议。与前面提到的几位女性不同，伊蕾稍年长一些，在时代的漩涡中陷得深一些，因而她比谁都知道如何向那个千方百计削弱女性力量的怪物发起进攻，撕毁其虚伪的面具。阅读她热情奔放、汹涌不可阻挡的诗句，对我们每个人的艺术和道德良知都是一种考验。依我看，她的那些被人目为“色情”的地方，恰恰表明她是一个“圣徒”所在。她始终是个理想主义者，她理想的热情和自觉，同时又转化为她的诗歌形式，其间有一种独特的平衡。

①见《当代诗歌潮流回顾·苹果上的豹》（女性诗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此文是为该书所写的“编选者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