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 年“小说革命”前后的事——以“先锋”与“寻根”等文学话语的缠绕为线索

作者：王尧（李陀等口述）

  　1 、1980 年《文艺报》座谈会：“文学创新的焦点是形式问题”

　　口述者：李陀， 作家、学者，曾任《北京文学》副主编。口述时间： 2003年9月。

　　由于想拍电影，我研究电影技巧，进而研究电影语言，从而提出电影语言的现代化。[1] 我写小说受《带星星的火车票》、《在路上》这批书的影响，所以我那个第一个得奖的小说，[2] 和别人很不一样的，小说写得都不好，但叙述语言和别人不一样。我是试图学《在路上》，很口语的语言。所以小说写作时，我对小说形式并没有很自觉的要求，但在研究电影的过程中，自觉就产生了。 1980 年《文艺报》的座谈会，我就放了一炮。我当时一个小伙子，那会我没有资格参加，王蒙也参加了，张洁也在，是《文艺报》的一个何什么的，他让我去的，他好像说是冯牧让我来的，我就去了。但我不是第一次参加会，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参加《文艺报》的会，我就放了一炮，就是创新的焦点是形式。[3] 会场上没有什么，出了文章了，我也没看过，他们就整理了发了，发了以后就出了事了。 1981 年在北京政协礼堂，开新春晚会，我到那去玩，当时作协有这个活动，贺敬之就把我叫过去了，说你过来，我说什么事，他说你那个文章，什么文艺创新的焦点是形式，你这是小众化。他批评我是“小众化”，说得很严重，我就不服，你说我这人能服吗？后来就在会上不断听到小众化，我一听到小众化就笑。所以我对形式的关注是直接的。

　　2 、北戴河“现代派”讲座

　　口述者：李陀，口述时间： 2003 年 9 月。

　　由对形式的注意，开始注意现代派。我在《 1985 》的那篇文章里，谈到 1982 年在北戴河，作协组织休养的时候，我、苏叔阳、刘心武、叶容福、白桦、高行健，我记得的这些作家，还有一批的，在北戴河住了一星期。[4] 天天晚上有一个节目，就是高行健在那讲现代派，天天讲，大伙缠着他讲，特别好玩的事是，叶容福他写了一首现代派的诗，模仿现代派的诗，大伙当时都背这首诗。从高行健那儿，印象最深刻的是，起码对我来说是这样，马尔科夫斯基是现代派，第一次听说，原来不知道，未来主义。而且听说阿拉贡是现代派，革命的。高行健写作也很怪，那时他正在人艺当编剧，他写作就是对着录音机说，我当时是看不上高写作，到现在也一样。他写作特点很有意思，他无论写戏剧写小说，先对着录音机说，说了以后，对着录音机整理。这给我很深印象，而且好玩。他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与北戴河讲现代派有关。

　　3 、关于“现代派”通信

　　口述者：李陀，口述时间： 2003 年 9 月。

　　我记得好像是最早是我和刘心武商量，说这个咱们得支持一下高行健，找冯骥才，我们仨是不是搞一个通信，支持一下。冯骥才先写的，好像是然后我写，最后是刘心武写的，就是这个顺序。我写这封信，思想上有一个小变化，到现在我坚持的是，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中国要创作一种现代小说，但是不能搞西方现代派，这么做的一个主要想法不是一个理论上的认识，而是不能模仿，不能跟着别人走。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冯骥才是全面肯定，更出乎意料的是，刘心武出来说一些反面的话。[5] 我心想，平常不是这么说的啊，底下聊天都不是这样，后来想也许是这样留点差别，三个人的信发了不久，就听到很多批评。我们就不服。刘心武和胡乔木的儿子比较熟，我就跟刘说肯定咱们没错，说跟胡乔木说说去啊。有一天晚上，我和刘把我们的观点一说，高行健的书怎么重要，我还是那个观点，焦点是形式啊，因此我们可以从现代派的很多技巧里吸取东西，但我们不是搞现代派小说。心武做了些批评，但还是说现代派是可以借鉴的。胡乔木就是静静的听，不太插话，几句话印象比较深：“现代派的东西并不是新东西，我们年轻的时候也都迷过，也都读过。我读过尤利西斯。”从他嘴里说尤利西斯，有意思。我当时只知道尤利西斯这个名字，并没看到过小说。胡并没有直接批评我们俩，所以我们俩回来还特别兴奋，说胡乔木有点支持我们。过了几天，越来越不对，说我们的“现代派”是个大错误，说要开会，传出来说我们必须做检讨。高行健顿时就没影了，说是有肺病就跑了，到南方转了一年才回来。他的《灵山》啊，就是在外面转了一年，采集的素材。我和刘开完这个会。我是不记得这个会是怎么开的了，反正我是没检讨，还坚持了几句，那时也容不得你多说了。

　　4 、关于阿城《棋王》

　　口述者一： 蔡翔，批评家、学者，曾任《上海文学》执行副主编，现任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口述时间： 2003 年 8 月。

　　“寻根文学”是这样，先有了阿城的《棋王》，编辑肖元敏现在是《收获》的副主编。好像是在 84 年上半年到北京组稿，李陀推荐的，李陀是很重要的一个人。说北京有个阿城最近在写，非常好，是很难归类的小说。八十年代对作品的评价最高的就是“很难归类”不管作品，评论，发出来，大家说不好归类，可能就会是影响最大的。强调文章的独特性，个人化。当时好多小说都是很难归类，后来才发展成理论上创作上一个潮流。然后到阿城那里拿稿子，印象很深的事，李子云老师很兴奋，说非常好。我们看了都觉得非常好。发表在 1984 年第 8 期上。编辑部也讨论过，当时知青小说也很多了，可你说它是伤痕，它也是，新的创作特征出现了，对文化的问题的关注。

　　口述者二：李陀。口述时间： 2003年9月

　　当时汪曾祺和何立伟的小说使我进一步考虑我们的本土资源，我们的文化传统里到底有什么资源可以用到我们小说里头。这时，发生一件事。 1983 年冬天，[6] 几个朋友在我们家吃涮羊肉，那时和阿城已经很熟了，我是电影美学小组的，我和他爸爸特别熟。他爸爸、妈妈特别关照说，我们这儿子特别喜欢写东西，后来就和他熟了。开头他给了我几篇他写的东西看，我觉得写得特别好，不是《遍地风流》，但已经是《遍地风流》那种写法了。当时我还犯了一个错误，事后想起来的。当时说：“阿城，你这东西写得挺好的，可这句子老别扭，你看你好多句子没主语。”这是他的特点。他最早给我看东西的时候，大概是 1982 年，我说你句子怎么都没主语，老别扭。偶尔的没有主语，来调节句子结构变化是可以的，连着的没有主语，这句子就别扭。事后想起来，是我错了。我习惯了主谓宾下来，后来他发了《遍地风流》的时候，我才明白他是有意识这么做的。当时给我看的时候，我是有点不同意他的，还和他商榷。谁都不知道他写小说，只知道他画画，只有我看过他几篇东西，知道他想写小说。 83 年冬天在我们家吃羊肉，是暖忻张罗的，有陈建功、郑万隆、何志云，当时阿城讲故事已经很有名了。大家说，给讲故事吧。我在《 1985 》里写得挺生动的，阿城不理我们，闷头吃涮羊肉，他的吃相特别狼狈，说吃完再说。吃完了，他把烟斗点燃了，讲《棋王》的故事。刚讲完，我就说这是很好的小说，而且是个中篇小说。建功和万隆也说这肯定是个好小说，你写吧。他戴眼镜，当时灯也没那么亮，眼镜闪着光，用特别怀疑的眼睛看着我说，这能弄成一篇小说吗？我们说保证成，都鼓励他写。然后我就到西安给滕文冀写剧本，我走之前就和他们说，阿城你小说写完一定要让我看，那时候我就象大哥似的，我比他们大几岁。后来我给他们打电话，具体记不清了。问建功和万隆，说已经给《上海文学》了，我说你急什么呢？我和肖元敏说有这么个小说，但不是说马上给，我说经过我看了再给，我是告诉肖了，当时大伙来往特别多。等我回来了，我说既然给了，这个小说给我看一看，这时小说的清样已经出来了，一看结尾和阿城讲的不一样。我说你太可惜了，阿城讲，“我”从陕西回到云南，刚进云南棋院的时候，看王一生一嘴的油，从棋院走出来。“我”就和王一生说，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还下棋不下棋？王一生说，下什么棋啊，这儿天天吃肉，走，我带你吃饭去，吃肉。小说故事这么结束的。我回来一看这结局，比原来差远了，后面一个光明的尾巴，问谁让你改的？他说，《上海文学》说那调太低。我说你赶紧给《上海文学》写信，你一定把那结局还原回来。后来阿城告诉我说，《上海文学》说了，最后这一段就这么多字，你要改的话，就在这段字数里改，按原来讲故事里那结局，那字数多。我说那也没办法，我就说发吧。[7] 没想到小说一下子会这么红。 [8] 然后才有 84 年拉阿城到上海开会的事。杭州会议，是我们把阿城拽来的。

　　5、1984年“杭州会议”

　　口述者一：蔡翔。口述时间： 2003年8月。

　　社会科学界也在讨论文化，对文化问题有些兴趣，这就谈到 84 年杭州会议。 10 月份，浙江搞了一个笔会，我们去了，在那里见到了李杭育，那时他也开始崭露头角，写了《最后一个渔佬儿》，茹志鹃老师很欣赏。最后发表在《北京文学》上。八十年代编辑部非常好，发现好作品大家都会看。我和他的哥哥李庆西很熟，所以第一次与杭育见面，很亲切。参观的路上和李杭育聊天，杭育提议，《上海文学》能不能出面搞个活动，把青年作家集合起来，让大家有个交流。当时大家想法很多，最好有个交流。周介人老师说主意非常好，应该开个会，回来向李子云老师汇报。当时有很多的新东西出来，韩少功在写，阿城的《棋王》刚出来，到底有怎么样的说法和新的可能。正好 11 月份我们和周介人老师到杭州参加一个作品讨论会，有杭育，庆西，吴亮，在会上又讨论了一下，由《上海文学》，浙江文艺出版社，《西湖》杂志联合主办。杭州东道主，受到他们支持，《上海文学》也负责整个会议的筹备，主持了大会工作。当时住在杭州一个军队疗养院，地方不错，价钱也便宜。赶紧打电话给李子云老师。定好时间，各方面的工作都安排好。会应该是在 12 月开的，几号记不清楚了。周介人老师那里查得到，集子里应该有。会议上请来了北京的有李陀，阿城，陈建功，郑万隆，评论家有黄子平，季红真。湖南的有韩少功，浙江的李杭育，李庆西；上海人多，作家陈村，评论家吴亮，陈思和，南帆，许子东，还有鲁枢元，宋耀良。那时包了两栋将军楼，很简陋的，不过卧室很好，三个人一个房间。随便住，不像现在安排好的，大家都抢着住三人间的，把好的让给其他的人住，当时觉得很感动。我觉得那时是值得留恋的时代。当时的会议也没有很明确的主题，就叫神仙会，面向未来的文学。会上讨论得很激烈很热闹。记得也有相对集中的主题，反对对西方主题的简单的模仿，由一个说法，就是不能主题的横移不能把西方文学中的主题直接移到中国来。同时还在对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进行反思。认为文学性不足，太简单化了。

　　口述者二：李陀。口述时间： 2003年9月。

　　在 84 年杭州会议上，我当时还有一段话引起很大影响，后来人们都不提，就是对地方文化的强调，因为考虑中国文化资源问题，中国文化有一特点，就是他的差别性，他的丰富性，并不像欧洲那样，每一个国家是在民族国家建立起来之前，有一个统一的民族文化，象德国、法国、英国。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文化有非常大的差异性，既表现在民族上，又表现在地域上。我在杭州会议上，特别强调讲这个地域文化，我最早跟李杭育就说到江浙文化的问题，我记得特别清楚。

　　6 、“寻根”的文化背景

　　口述者一 ：韩少功，作家、学者，现任海南省文联主席。口述时间： 2002年11月。

　　当时大家对外国文学很感兴趣，有模仿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有的模仿美国作家海明威的短句型，有的模仿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那种嬉皮风格，作为学习的初始过程，这些模仿也许是难免的，也是正常的。但以模仿代替创造，把复制当作创造，用我当时的话来说，叫“移植外国样板戏”，这就很让人担心了，其实也失去了西方现代文化中可贵的创造性精神。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某些批“文革”的文学，仍在延续“文革”式的公式化和概念化，仍是突出政治的一套，作者笔下只有政治的人，没有文化的人；只有政治坐标系，没有文化坐标系。“寻根”话题就是在这种语境下产生的。八十年代中期，全球化的趋向已经明显，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和深度交流正在展开，如何认清中国的国情，如何清理我们的文化遗产，并且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利用中、西一切文化资源进行创造，走出独特的中国文学发展之路，就成了我和一些作家的关切所在。我想说的是，尽管当时的文章并不成熟，缺乏理论深度，但这一主旨在时隔十多年以后我觉得依然有效。因为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缠绕依然存在，模仿与复制依然是创造的大敌，特别是当中国处境越来越显出特殊性以后，更是思想创新和文化创新的大敌。我们对此应该有一个清醒的把握。当然，有些人批评，你们的“寻根”本身就是模仿，来身就是舶来品，不就是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吗？[9]在这里，我不想否定这种影响的存在，正如我从来不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学可以孤立地发展，从来不认为一种创造、即便是最高明的创造，可以不受任何外界的影响。这不是我对“寻根”的看法。我记得，在一九八四年杭州会议之前，我们已经从报纸上看到了拉美作家加西亚 .马尔克斯获诺贝尔奖的消息，看到了有些新闻中对他 的评介 。不过，当时他的作品还没有中译本，我想没有任何中国作家读过他的作品。在杭州会议上，据我的记忆，谈论马尔克斯的并不多，更没有什么人提到美国小说《根》。参与者当时主要感兴趣的还是海明威啊，萨特啊。《上海文学》的周介人先生有一个杭州会议纪要，发表在几年后的《文学自由谈》上，大体上是准确的。人们可以从那个纪要看出，“寻根”在会上是一个很次要的话题，会上更没有什么“拉美”热。周介人是当时的主持人之一，他的纪录是可以相信的。退一万步说，如果几条消息能够引发一个新的文学浪潮，那也只能证明中国已经有了足够的内部动力。欧洲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的作品在中国已经车载斗量，为什么没有引发什么运动？

　　口述者二：李陀。口述时间： 2003年9月。

　　我当时对地域文化特别感兴趣，我记得地域文化在杭州会议上，形成了讨论，好像大家都不太记得了。[10] 但不管怎样，就我个人而言，地域文化开始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如何被我们现代小说，或者创作新的小说利用，始终是我思考的一部分。这种考虑受什么刺激呢？就是汪曾祺的小说和比较早期的拉丁美洲小说。读了以后，就想中国作家怎么办？好像是 1984 年到解放军艺术学院去讲课，我就讲了两个斯，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当时给他们说的时候，他们都没听说过马尔克斯。我就说我们要重视南美的作家，他们给我们提供一个完全新的视野，把现代主义和他们本土的文化有一个很好的结合，形成拉丁美洲既是现代小说，——符合我对现代小说的想象，又不是现代派小说的再版，不是欧洲现代派小说的再版，是拉丁美洲自己的小说。据他们说，后来对莫言写《透明的红萝卜》都产生了影响。总而言之，这一段我一直在考虑中国的文化资源，如何跟中国的小说结合起来，可我的苦恼是我自己找不到合适的结合点。

　　口述者三：蔡翔。时间： 2003年8月。

　　“杭州会议”上当时大家都提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我记得《译文》上还是什么杂志上有过介绍，可能片段的翻译有过。大家都提到这个话题，说《百年孤独》怎么样，是立足本土的创作。我觉得韩少功的记忆可能是有误。提到这个话题，我有这个印象，不管大家完全的还是片段的看过，那是另外的事。《百年孤独》给我们刚刚复兴的文学这样一个启发：要立足本土文化。这一点就又谈到第二个话题，就是文化，我觉得当时的作家可能蛮敏锐的，记得陈建功、郑万隆谈的胡同文化，韩少功谈了楚文化。我记得李杭育在会议上讲的是吴越文化。文化这个概念大家都有了一个共识，但不能说杭州会议就直接酝酿了寻根文学，不好这样说。韩少功也这样认为。但是后来寻根文学的基本概念在这次会议上已经有了一些共识，这次会上算是把大家平时想的问题明朗化，所以杭州会议和“寻根文学”有内在的联系。不能说直接的酝酿“寻根文学”，但是它有一个内在的瓜葛。

　　7 、《文学的“根”》与《爸爸爸》

　　口述者：韩少功，作家、学者，现任海南省文联主席。口述时间： 2002 年 11 月。

　　（ 1 ）“寻根”跟我一篇文章大概有点关系。实际上当时有这种思想苗头的人远不是我一个。像阿城，写过比较大的一篇文章，反思“五四”以后文化激进主义的态度，反思中国文化传承的断裂。贾平凹，李杭育，郑万隆，李庆西等等当时也写过一些文章。我只是其中的一个，而且是仅仅写了《文学的“根”》这一篇，发表在《作家》杂志上。后来很多报刊约我再写，我比较谨慎，没有答应。弄出一个流派来，在我的意料之外。我觉得所谓流派是不存在的，就像以前的“荷花淀派”、“山药蛋派”等等，也都十分可疑。大家的想法各种各样，内部距离非常之大。“寻根”这个简化了的提法，浓缩了很多意识也掩盖了很多分歧。从归之于“寻根”旗下的大量作品来看，有的更倾向于“寻而护之”，即继承中国文化传统；有的更倾向于“寻而斩之”，即批判中国文化传统。介于这两者的兼容状态也有。这恐怕就是不同点。从当时的一些有关言论来看，有的认为“寻根”的意义是抵抗西方现代文化的侵入，有的则认为“寻根”刚好只能靠西方现代文化才能激发出来，而且本身又是对全球现代文化进程积极的推动和参与。这里面也有深刻的分岐。但当时这些问题都没有充分展开。从我个人兴趣来说，一九八五年的“寻根”只是我关注本土文化资源的开始，但这种关注并不一定直接表现于作品，更不一定直接表现为对本土素材的囤积居奇。我想，任何一个有全球眼光的人，任何一个对现实社会与现实文化有关切之心的人，都不会对自己身边的文化遗产视而不见。

　　（ 2 ）那时我到湘西的一个自治州挂职锻炼深入生活，在那里待了一年。跑了一些县乡基层，在山里面转了大概半年多，后来有些作品多少受了一些影响。后来一些批评说不容易看懂啦过于神秘主义啦等等。我想有些批评可能也是有道理的。像《爸爸爸》写得像一个寓言似的，包括我很多朋友看了也说写的啥呀，也看不懂。当然我觉得这个小说是一种样式，也不是天经地义的，应该尝试多种多样的写法。要允许一些探索，我觉得应该允许， 80 年代的许多作品打开了中国读者和作者的眼界，而且为中国现代文学贡献出了许多技巧很多新的观念。这都是一些很可喜的东西。大众文学是一种文学，其实小众文学也不能排斥。尽管读者少一些，但那也是人民中的一部分吧。以读者的多少来衡量其实也没有多少道理。 这样的情况延续到 80 年代后期，兴趣发生了一些转移。但有些朋友说《爸爸爸》就好，接着写十个或者写个长篇。有时候自己也想接受他们的建议，但又觉得老那样写没劲。自我重复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有多少价值也值得怀疑。 80 年代后期基本上停止了这样一种写作。

　　8 、莫言《透明的红萝卜》

　　口述者一：莫言，作家。现供职于《中国检察报》。口述时间： 2002 年 12 月。

　　《透明的红萝卜》这篇小说实际上使我信心大增，野心大增。一天早晨，天刚亮的时候，我迷迷糊糊做了一个梦，眼前出现了一片很广阔的红萝卜地，北方的大红萝卜，上面拥的都是绿的，萝卜是很红的，很鲜艳的，太阳初升，一轮红日，很大的一轮红日从地平线上冉冉的升起，萝卜地中央有一个草棚子，草棚子里出来一个红衣少女，很丰满穿红衣的姑娘，手里拿了柄鱼叉，叉起一个萝卜来，举着朝太阳走过去。这时起床号子想了，我醒了，当时在军艺。起床后，我对同学说，我刚才做了个梦，能不能写小说啊？我同学说，好啊，写啊。然后我就写，就把我少年时代在水利工地上当小工，帮人家打铁的一段事情写进去了，故事自然的放到了“文革”背景。这个写完以后，我自己也拿不准，这个小说能发表吗？而且里边很多是通感的东西，像小男孩奇异的感受，超出常人的嗅觉、听觉，以及在铁匠炉看到的萝卜的变换啊，红萝卜在他眼睛里变成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后来，拿给我们老师看，当时徐怀中是我们系主任，他很快看完了，第二天很高兴的告诉我，很好很好。这篇小说最早题的目是《金色的红萝卜》，我们主任用两个大字钩掉了，改成《透明的红萝卜》。我当时还感觉有点不太好，透明的还不如金色的好，多少年以后我才感受到改得太巧妙了，意境一下子就出来了，这种灵气、这种空灵感，透明要比金色好得多。然后，很快第二年就发表在 1985年第二期的《中国作家》，《中国作家》刚创刊，冯牧老先生主编的。发了以后中国作家协会在华侨大厦开了个讨论会，冯牧主持。当时开讨论会和现在也不一样，很少有，冯牧先生是作协的领导人，德高望重，他亲自主持，我想北京所有的评论家都去了。尽管会上也形成了一些争论，还是对把我推上文坛起到了重要作用，紧接很多报纸、杂志有讨论会的消息。这篇小说的成功增强了我的信心，使我意识到原来这就是好小说。

　　口述者二：李陀。时间： 2003年9月

　　“寻根文学”还有一个可以提的就是，《透明的红萝卜》出来以后，有很多反对意见。我觉得冯牧他们不错，专门开了一个会，讨论《透明的红萝卜》。当时特别说好，邀我一人，所以我很心虚，我就找史铁生去，我说咱们一块开会去，你得帮帮我，说点话。我们在会上一定要支持，莫言。他说好的，去。在会上，果然有很多人批评这《透明的红萝卜》，我说“红萝卜”怎么怎么好。我就着急啊，铁生你到是说话啊。铁生老不说话，后来冯牧沉不住气了，你怎么老不说话。铁生一发言，就说宗教感，他只讲了几句“红萝卜”，重点不是“红萝卜”。在 80 年代讲宗教是异端，说什么宗教对文学的重要，我急的哦。他在正式会议上谈宗教，那是第一次。我万万没想到，后来铁生的宗教情结越来越深。

　　9 、《苍老的浮云》 / 《你别无选择》

　　口述者：李陀。口述时间： 2003年9月。

　　（ 1 ）讲先锋小说，一个是残雪，和我关系很大的。她的《苍老的浮云》到了我手里，我看了就说好。当时刚反了“现代派”没多久，气氛不合适，这小说在我手里整整压了一年。谁在北京给我的，记不起来了。后来，《中国》的王中忱他们就找我，说丁玲说要发先锋派的小说，我非常吃惊，我很烦丁玲。听说丁玲要发先锋小说，就觉得不可思议，我想丁玲牌子大，她能顶得住，我就拿出《苍老的浮云》来了，我说这小说特别好，如果你们真想发先锋小说，你们就发这篇。我说在中国文学史上，这么写的还没有过，后来在《中国》发了。这件事我觉得我是做得比较好的，沉住气，老等机会，下了决心，非要把这个小说发出去。

　　（ 2 ）认识了刘索拉和她丈夫后，我们两家就结成好朋友，经常一块玩。那时索拉挺可爱的，在我看来就一新人类。有一次，她就闹，我说你别闹了，她就讲《你别无选择》。刘索拉认识我不久，就给我一篇小说，我就说了一顿，你瞎写，你根本不会写。索拉特别不高兴，说你懂什么呀，和我瞎吵一通，我也不理她，据说后来给她打击很大。她跟我讲完故事以后，我说，索拉你不是想写小说吗，你把你刚才说的事，别加夸张，原原本本的写下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中篇。索拉说，这哪像小说。我说，你写吧，这肯定是小说。索拉说，真的啊。写完之后，你给我找地方发。我说，我给你找地方发。她就开始写起来了。写到一半的时候，给我看，说行不行，我说行，你就写完吧。后来我给他提了点意见，做了些修改，就交给朱伟了。其中有一个细节，开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宣布文学的黄金时代到来了，正好元旦，会上朱伟说，王蒙（《人民文学》主编）说这小说好要发，而且评语里有一句“横空出世”。小说发了以后，王蒙让我写评论，我拒绝了，拒绝的理由，和马原的差不多，虽然我推荐了那小说，我觉得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好，比如我觉得她模仿《第 22 条军规》，痕迹太浓，我就没写，是王蒙写的。刘索拉一夜成名。[11]

　　10 、马原《冈底斯的诱惑》

　　口述者一：蔡翔。口述时间： 2003 年 8 月。

　　《上海文学》有好的传统，就是好的作品会在编辑部展开讨论。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情况也是一样的，马原的稿子是 84 年到这里， 7 、 8 月份，秋天吧。也讨论文章我也看过大家意见完全不一样。很难有个说法，讨论很激烈。发表《棋王》之后有一点寻根文学的趋向，突然有马原的现代主义色彩很浓的作品，后来一直讨论到杭州会议，请李陀，韩少功看，李陀，韩少功都很肯定。文章发表在 85 年第 1 期上。编辑部有这样一个好的传统。文学批评也一样，有一批青年批评家集合在《上海文学》周围，吴亮，陈思和，王晓明，南帆，很多人。八十年代杂志对文学的介入是重视文本。有了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觉得不错，有意思，发表了，其实到底是什么大家也说不清。发了《冈底斯的诱惑》以后有一串连锁反应，出现了格非，残雪的小说，然后就搞了先锋小说的专号，是这样一个过程。

　　口述者二：李陀。口述时间： 2003年9月。

　　还有一个和我有关系的就是，“杭州会议”推荐马原的小说。开会的时候，周介人说，我们有一篇小说，拿不准，李子云想让你看看。我说行啊，后来就拿来了，是《冈底斯的诱惑》。我一看，我说挺棒的。我为了说服李子云，拿不准就给了韩少功，我说你看看，我觉得这小说特别好。韩看了也说好。我和韩同时向李子云、周介人说这小说很重要，一定要发，大概这样决定发了。

　　口述者三：马原，作家、学者。现任同济大学教授。口述时间： 2003年4月。

　　1984 年，我去灌县，本来是去青城山玩，到那以后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太奇特了，当时可能是一月份吧，我本来是从沈阳返回拉萨，在返回的途中我在重庆等飞机停留，下大雪的时候我就觉得奇怪。我住在一个县里的招待所，一个人一个房间，当时很冷，我就奇怪我怎么就那么想写东西，把枕头放在腿上，太冷了。南方人的冬天比较难过，我们北方人有暖气。写小说之后我也奇怪，怎么写出这么一个奇怪的小说，原来想都没有想过，没有头没有尾。当时我是 82 年到西藏的嘛， 84 年元旦以后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就把去西藏以后很多重合的印象放到小说里，糊里糊涂的。后来《冈底斯的诱惑》发表之后，实际上还有一篇小说《叠纸鹞的三种方法》也应该是这个小说的一部分。《上海文学》是个影响力很大的刊物，影响力太大了。那时候我已经是《上海文学》的作者，我把我特别看重的小说，寄给了我特别尊重的刊物。当时，《上海文学》回一封信，说马原你的小说我看了也很激动但是好像没有把握，还是过一段时间吧，眼前暂时没法发表，退了回来。我也没有多想。后来，一位朋友看了我的小说激动坏了，他说马原，我都看不懂，但是这小说太好了，我不知道什么东西。他给李陀说。后来我到北京，打电话给李陀，说我是西藏的，马原，我有一个小说的手稿在你那儿。他说我还没看那，对不起。我说我是来取我的小说。李陀说对不起，你明天来。当晚他就把小说看完了，也很激动，他说你就把小说留在我这儿。因为李陀当时在文坛上有一定的影响，后来辗转到杭州会议上。韩少功、李陀他们一块拿给李子云老师说，你发吧，发了你那儿有影响。可能因为有那么多值得信赖的成名作家推荐，就发了，终于发了。这就是发这个小说的过程，这也是一段佳话嘛。

　　11 、《收获》“先锋小说”专号与余华

　　口述者一：李陀。时间： 2003年9月。

　　《北京文学》的编辑老和我说，李陀，浙江有一个小伙子叫余华，写得特别好，你要重视。我说，拿东西来看看，给我看的是《看海去》，我说这没什么，这《看海去》看不出好来。当时编辑真是好，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老说服我。我当时是真管事的，说服我让我重视他。后来在改稿会上，我就同意，既然你们说余华这么好，那你们就把他请来。请来是 86 年冬天，余华你跟他谈话，他老眯着小眼笑，你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后来，一天晚上，又拿了一篇文章，说特别好。我一看就特别激动了，《十八岁出门远行》，当时我就觉得这才是我期待很久很久的现代小说。某种意义上，寻根小说对我来说，不是特别满足。后来，我就说这个小说太好了，我就找余华，我说你这个小说很重要。可能当时话说的太重，说可能是中国一种新的写作样式的开始。后来余华老说，我记不清原话了。

　　口述者二：程永新，编辑家，现任《收获》副主编。口述时间： 2003年9月。

　　余华的小说倒是由李陀转给我的。当时我们还不是很熟，打电话的，他是把他的两篇小说一个是《四月三日事件》、《 1986 》给了我们。当时要编一个专号嘛。说李陀推荐一个人评价很高，写《十八岁出门远行》的那个，当时我就抽了一篇。当时我要看很多稿子嘛，当时一看觉得这个不错啊，我说我要这篇《四月三日事件》。后来他的另外一篇也发了。我又约了另外几个作家像扎西达娃、洪峰、马原等。在 87 年的五期，后来因为印刷的原因推到第六期。推出了以后我都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大的影响。我们那么集中的，这是《收获》从来没有做过的，当时李陀就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你这个策划是划时代的，他当时用了一个词叫像炸弹一样集束而发。发出后也有一些意见，包括一些作协的领导，他们说写的什么东西看不懂，这些领导有一些想法，但也是很开明的，没有正面说，只有私下里议论时说这做的有些些太过了，全是一些看不懂的。第二年的时候因为有第一年这样的影响，就有很多作者主动说愿意参加我们的这样一个阵容。后来希望把 88 年的编得更好，格非也参与了，《青黄》《迷舟》都是我们发的。包括 89 年有王朔的东西。王朔也是我们发得比较早的作家，他原来的小说叫《五花肉》，我觉得这个名字不大好，当时他给了六个名字，后来我挑了一个叫“顽主”。我这边一发，李陀在北京说王朔写了《顽主》才是王朔。比较遗憾的是有两个。我当时作为一个编辑，希望把这样一批作家一网打尽，疏漏了两个人，一个是残雪一个是莫言。当时我就想找残雪，找她也很困难。她的小说大多是在《中国作家》上发的，我当时就想约她，老是碰不到时间。我觉得当时残雪没能收入很遗憾。当时把这些小说编了一个新潮作家小说选，做了一个说明，把残雪疏漏了，其实也不是疏漏，是因为技术上的原因。因为联系不上没有她的地址。当时她在湖南长沙做裁缝。另外是莫言， 87 年的没有莫言，后来连续发了几个，所以我们就觉得可以了就算了，他的作品在这个中间也是一个占一个地位。还有苏童，这几起奠定了他的地位。

　　口述者三：余华，作家。口述时间： 2002年4月。

　　现在我非常怀念八十年代，我觉得那是一个最好的年代，那么多人那么真诚地要冲破什么；到八十年代已经冲破了，起码在人的思维上已经没有禁区了，这时候你突然又感觉到整个有点不对了。所以我觉得八十年代的一些事件，给我们的心理带来的冲击，把我们“文革”的经验全部调动起来了。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很绝望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是李陀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还有《一九八六年》等一些中篇小说，也是给《北京文学》的。突然间，整个形势一下子转到了另一个方向去了，就是那么差不多一年时间，就在这不到一年时间，我所有要发的稿子都被退稿。这意味着什么呢？当一个作家感觉到他自己可能慢慢的终于要出来的时候，突然被人踩了一脚；当你真正出来以后，谁踩你也踩不下去了。但这个时候一脚就把你踩没了，你知道吗？那种压抑，我记得完全就是“文革”的那种感受，全部回来了。好在后来一下子又扭过来了。就在扭的过程中，李陀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别的杂志不敢发的稿子，《收获》有可能敢发。他就把别的地方退的稿子全弄到《收获》去了，《收获》全发。

　　12 、“寻根”与“先锋”及其他

　　口述者一：余华。时间： 2002年4月。

　　以一个公正的态度来对待往事，我认为反思文学比伤痕文学又跨了一大步。然后接下去又有寻根文学，寻根文学整个地就去寻我们的根去了，这个又不得了。再后面一个是先锋文学出现了。当然还有另一些作家的功劳是不能抹杀的，比如象王蒙。王蒙从八十年代初一直以一种非常激进的态度进行写作。应该说王蒙在整个八十年代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而且是很大的作用。现在有些人写文章也不太负责任了，我觉得王蒙的作用是绝对不能抹杀的。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读王蒙的小说《夜的眼》，我吓一跳，二三十个字一个句子，他的句子之长，但又写得非常清晰，这一点不得了。所以我可以说在那代作家中，有两个作家语言感觉是最好的，一个是汪老汪曾祺，另一个是王蒙。我记得当时我读他的《夜的眼》，读他的《春之声》，对他的语言着迷，他对我们起到了很多的像《红灯记》里的那盏灯一样的作用。像这两个作家，你很难把他们归到伤痕、先锋里面。汪老写的语言是干净。我觉得他们起码对我们这一代的作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作家。

　　口述者二：李陀。时间： 2003年9月。

　　我 86 年到德国开会，他们还在那说“伤痕文学”呢，我说 85 年的“寻根文学”，他们都不知道，一个个大傻瓜。为了这个，他们对我特别感兴趣，刘绍铭编了一个中国什么什么大系，大陆这部分小说是我选的，写了篇序。我写的序主要是写先锋小说和寻根小说在中国是互为表里的，寻根小说里有先锋小说的成分，先锋小说里有寻根的成分。后来丛维熙和我说，李陀你不是“现代派”吗，怎么也写起这些文章来了。

　　口述者三：韩少功。口述时间： 2002年11月。

　　我说过我也受到马原等非“寻根”作家的影响。所以我反对有些批评家喜欢在文学上编排团体对抗赛，把“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看成保守和进步的“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八十年代中期掀起了先锋文学的浪潮，这个浪潮后人可以作各式各样的总结。这个浪潮中有现在我们还经常提起的莫言、余华等，余华后一点；也有一些讨论把《爸爸爸》这些“寻根文学”作品的部分放进去。这批与传统小说写法不一样、差异非常大的作品，坦白的说确实受到西方现代派思潮和作品的影响。现在看来，我觉得当时的一些探索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包括马原、残雪的一些作品。介绍引进新的文学样式风格，经过作家的自我创造，是一种本土性的文学的自我更新，一种自我发展，都是有意义的。

　　[1]我是由李陀与张暖忻《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及他在 1980 年在《文艺报》座谈会上提出“文学创新的焦点是形式问题”开始访谈的。我觉得这是一条线索，而且顾及了小说的形式革命与其他艺术样式的关系。

　　[2]指《愿你听到这支歌》，曾获得 1978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3]李陀 1982 年 5 月 20 日致刘心武的信中说：“那个会开得不错。大家对文学创新问题各抒己见，讨论很热烈。其实那样的讨论应该坚持下来，可惜后来难以为继。记得那个会上，我谈了文学形式的变革在文学发展中的重大作用问题。我有那样一句话，意思是当前文学创新的焦点是形式问题。结果这观点后来被许多文章‘不点名'地进行批评，意思是不能把形式的创新说成是什么‘焦点'。当时我没有写文章进行‘反批评'但是也没有进行‘自我批评'。因为当时开的那个会，所讨论的问题乃是‘艺术创新'。而批评我的人差不多都没有注意这个大前提。这令人有些烦恼。”《上海文学》 1982 年第 8 期。

　　[4]“ 1982 年”系口误，根据《 1985 》所记，应为“ 1980 年”。

　　[5]这三封信包括《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冯骥才给李陀的信》，《“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李陀给刘心武的信》，《需要冷静地思考——刘心武给冯骥才的信》，载《上海文学》 1982 年第 8 期。

　　[6]李陀在《 1985 》中说，时间可能是 1983 年底或者 1984 年初。

　　[7]李陀在《 1985 》中写道：我以为小说《棋王》许多地方远不如阿城讲的关于“棋王”的故事，前者不如后者丰富——熟悉他的朋友其实不妨请他再讲一次这个故事，只是恐怕他再不肯了。

　　[8]

　　[9]

　　[10]参与筹备杭州会议的批评家蔡翔著文说：“这次会议不约而同的话题之一，即是‘文化'。我记得北京作家谈得最兴起的是京城文化乃至北方文化，韩少功则谈楚文化，看得出他对文化和文学的思考由来已久并胸有成竹，李杭育则谈他的吴越文化。而由地域文化则引申至文化和文学的关系。其时拉美文学‘爆炸'，尤其是马尔克斯的的《百年孤独》对中国文学刺激极深，由此则谈到当时文学对西方的模仿并且因此造成的‘主题横移'现象。有意思的是，这些作家和评论家都曾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像李陀，曾是‘现代派'的积极鼓吹者和倡导者，而此时亦是他们对盲目模仿西方的现象作出有力批评。”蔡翔进一步说，“我已无法回忆具体的个人发言内容，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把‘文化'引进文学的关心范畴，并拒绝对西方的简单模仿，正是这次会议的主题之一。”

　　[11]《你别无选择》，发表与《人民文学》 1985 年第 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