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传媒背景下的文化共谋——大众文化视野看90年代以来的中国女性文学

作者：李灵灵 文章来源：北京语言大学性别文化研究网站

     【内容摘要】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女性文学崛起并繁荣，使中国女性创作在浮出历史地表之后，汇入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本文试图通过对大众传媒、受众、女性创作者三个要素的分析，展示在大众文化视域内，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大众传媒、男性阅读、女作家商业化追求三者共谋下，女性文学在部分读者心目中的“矮化”1[1]现象。本论文也试图指出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策略的失败与误区。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文学发展臻于成熟，在众声喧哗的多元化格局中成为显学。2在女性写作“爆发式”锐起的同时，也给新世纪的中国文坛注入了诸如“美女作家”、“身体写作”、“妓女文学”等新鲜词语，映射出文学批评界及部分受众对于女性创作（不仅仅是女性文本）的一种解读方式，这些含有贬义色彩和特别文化内涵的词语，反映了部分读者和评论者对女性文学的误读和矮化现象，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他爱的酷评3：《十美女作家批判书》。

　　自称80年代后酷评家他爱的《十美女作家批判书》由华龄出版社出版，这部被评论者称为“得以透彻地看到虚伪做作的美女作家真面目的一把照妖怪镜”的酷评，在天涯社区“关天茶舍”、“传媒江湖”贴出书评，激起网民强烈跟贴。该书评论者就是生猛称：“美女作家”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充斥到人文环境的各个层面，这是一个美女们卖弄丰姿的表象年代，只会搔首弄姿的女作家们文才贫瘠而浅薄，却被当成一个个宝贝而捧上文学底线的最前沿到处摆卖。他爱以先锋的姿态击碎了美女作家们借风使舵的空壳，“这是一部文学底气十足、生猛出击的文学批评文本……彻底否定文坛风起云涌的‘身体写作’浪潮。”4

　　以下是他爱生猛批评的部分内容目录：

　　我给美女作家立个牌坊

　　批判盛可以：盛可以，还有什么不可以

　　批判春树：对不起，我要批批春树

　　批判卫慧：卫慧文学的蝴蝶三贱法

　　批判安妮宝贝：泛滥寂寞不过是一地鸡毛

　　批判九丹：信誓旦旦的妓女情结

　　批判尹丽川：半身不遂的下流叙事

　　批判虹影：虹影离泡影有多远？

　　批判棉棉：昔日闻棉棉，今朝观败絮

　　批判赵凝：东施效颦的姿势和画饼充饥的笑话

　　批判木子美：木子美游戏的开始和结束

　　文学不需要这样的作家 5

　　有评论家认为，“《十美女作家批判书》堪称首部八十年代后批评家个人专著，以时尚的语言开创文学‘后酷评’时代，必将成为批评界的一部经典文本。”6

　　能否成为批评界的经典文本尚无定论，作为时尚消费文化产物的酷评，本可大不必多理会。但从该书诸书评给女性文学贴上的否定性的标签，联及酷评者及部分读者尤其是年轻一代读者对于女性文本的解读，不得不令人深思。网民跟贴大多持摇旗助威或不以为然的态度，只有少数人为女作家说几句客观的公道话。他爱甚至在跟贴中说明“批评就是治病救人，看到她们的写作走向歧路和堕落我提个醒”。7

　　他爱所批判的十位女作家，大都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文学兴起以后，以一种颠覆、反叛传统的姿态走向文坛。这一时期中国女性文学呈现出一派繁荣和超前的局面，但是对女性文学的阅读和批评有没有随之得到实质上的进展？在对女性作品的解读中，不少人认为“美女作家”们是在玩弄文学；或有少数支持女性创作的评论者对于女性作品所做出的文本分析，停留在对男权文化的“颠覆”、女性“私人化”写作的文本分析层面上。女作家敢于用话语表达个人体验，勇于颠覆男权文学传统，使得女性的声音不再淹没于历史地表之下，相对来说是女性文学乃至女性文化的一大进步。然而，从“美女作家”、“身体写作”、“妓女文学”等批评词汇，及受时尚文化追捧的酷评对女性文学的“矮化”现象看来，九十年代以来受众对于女性文学的解读，并不令女性写作的支持者乐观。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认为：文学活动是一个循环的整体，由客观世界、创作者、作品、接受者四个要素组成，四个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然而这四个环节之间还由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贯串——传播媒介，只有这样，四个要素才能成为一个循环的整体。

　　上个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大众文化8以其广泛的触角遍及工业化国家并渗入经济文化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以商业化、物品化以及强大的大众传媒为特点，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大众文化的视域下。以此为背景的上世纪末以来的中国女性文学，无论是创作还是解读，不可避免地受到大众文化的影响。

　　在当前大众文化视野下，这些受众眼里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创作呈现什么样的姿态？是一种什么样的阅读心理？为何产生这种心理？大众传媒在这其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女性作家在其中的位置？以下笔者将尝试对此作出分析。

　　一、大众传媒：对于女性文学作品的塑造

　　大众文化视域内文学作品的生产，依托于以大众传媒为媒介的文学产品的出版和与传播的文化产业机制。而文化产业是一种建立在明星机制上的生产方式，明星是文化消费的焦点，也是文化经济增值的支点，以迅捷的方式获取最大的利润。9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的内涵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时，作家的形象就成为被开发的资源。大众文化产业影响下的“造星机制”，使得以追求商业利润为目标的大众传媒，利用手中的文化话语霸权，控制了女性文学作品在大众视野内的传播和表现模式。这种控制主要基于文学创作的出版与宣传包装方面，利用女作家的性别、炮制“美女作家”的身份，将其作为制造注意力经济的资源。女作家的性别身份往往随同文学作品一并推出，而男作家却不用多此一举，在作家的名号前也加上一个“男”字。在大众文化产业的生产机制下，年轻一点初露锋芒的女作家即被冠以“美女作家”的名号，女作家的性别身份和“美女作家”的名号被前所未有地夸大，成为大众消费的文化符号，而女性文学作品的内涵相对退居次要地位。早期以“身体写作”闻名的卫慧、棉棉就是这样的例子。

　　在九丹的《乌鸦》代序中，有人问九丹关于“美女作家”的说法：卫慧、棉棉被称为美女作家，人们把她们这样的都算作是美女作家，“你认为你是美女作家吗？” 九丹认为“美女作家”这四个字提出来让人觉得有些可笑，“纯属扯淡”，“你去看这些女人的照片，或者去和这些女人接触一下，你就会发现她们谈不上是美女。那她们究竟是不是作家呢，这个问题也需要你自己去评判。”九丹不愿意别人说她是美女作家，当人们这么说的时候，有时是真诚的，但更多的时候是“为了要与我有某种关系所做的一种夸奖的攻势而已。”10

　　大众传媒圈内流传关于“美女作家”的讨论，出版商借以大肆宣传包装，也不过是借女作家性别之名以占领市场的一种攻势。女作家的性别身份被放大，成为一种文化产业中的商业符号。从文学自身来看，女作家本身被明星化，这种符号化生产向文学的不断侵蚀，带来的是文学精神内涵的日渐稀薄，更重要的是，作为文学出版和传播重要机制的大众传媒，既是一种商业，也是一种社会文化，它不可能脱离性别的刻板印象而存在。社会中存在着性别刻板印象，基于商业化基础的大众媒介必然会追求大众的认同，这就不可能不反映这些性别成见刻板印象（包括媒介的无意识）；大众传媒往往通过选择性的陈述和对某些主题的强调，来反映社会规范、角色、等级和制约，包括对性别的理解，性别角色、性别构成的等级以及对不同性别的人的制约……只有如此，大众媒介才能得到受众最大程度的认同。11女性写作在“浮出历史地表”之后，又有可能面临被强大的男权话语媒介所迎合的性别刻板印象误读、歪曲的危险。

　　更何况，以男性为主导的媒体，话语霸权仍然是男权意识的，在推出女性文学作品时以男性的心理阅读期待为市场目标。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女作家的作品被推向市场时在包装上的恶俗。1994年海男的《我的情人们》出版时，“封面正是女作家本人的照片坐在书的一角，其上方时置着几个粗大的男人下半身腿脚，其中一个糙手中还捏着施暴的铁棍和绳子书……书的品位被先入为主地降低了。”12除了严肃的文学批评外，女作家的作品被冠以更加严苛的“坏书”、“准黄色”名号，这是典型的男权主导的媒体对女性文本的误读和扭曲。

　　大众传媒作为一种话语霸权，早已形成一套体现男权文化约定俗成的语言系统，流行的文化以大众传媒的手段进行男权思想的无形渗透，从而达到让女性认同他者的社会地位。13一方面，大众传媒会利用观众非常熟悉的价值观念创造一种东西；另一方面，它所创造的文化又强化了观众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认同，对人形成一种影响，甚至是一种控制。大众传媒在此具有双重的功能：反映和建构。一方面它对女性文学的包装和处理，迎合了大众基于沉淀已久的性别刻板印象而形成的女性作品的性别偏见；另一方面，大众媒介也强化了并在新一代人中塑造着性别刻板印象。根本在于，作为大众文化产业生产和传播重要手段的大众传媒，具有强大的话语霸权和文化塑造功能，而归根结底，它又是渗透着深刻的性别偏见的。

　　二、男性阅读：被大众传媒迎合的受众

　　那么，大众传媒迎合的是哪一部分读者？这部分读者眼里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创作呈现什么样的姿态？下面从受众的角度展开分析。

　　受众对于文学作品，存在着各自特别的阅读期待，一个受众的期待视野往往深受其传统文化、社会环境和知识积累等因素的影响。从社会性别视角来看，积淀了几千年的深刻的性别歧视已经固定在每个人的潜意识里，无意识地影响着人的期待视野。对于男性、女性来说，有着不同的性别前判断（这里的“性别”应为社会性别，而不是自然生理上的“性别”），因此他们也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成为影响他们理解女性文学作品的重要因素之一。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常以颠覆性的姿态异军突起于文坛，以身体的书写关注和表现女性私人经验，脱离了“民族”、“国家”、“阶级”、“意识形态”、“理性、启蒙”等宏大叙事与公共话语，进行私人化写作的陈染和林白；以代表作《上海宝贝》（卫慧）《啦啦啦》、《糖》（棉棉）等最早获得评论界冠以“身体写作”的卫慧和棉棉；以《乌鸦——我的另类留学生活》被冠以“妓女作家”名号的女作家九丹；身体以及性成为彻底的、纯粹娱乐与游戏的肉体，以《遗情书》轰动一时的木子美，14以及在身体叙事手法上后来居上的的盛可以、80年代后女作家春树等等。

　　女性写作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呈现一场欲望狂欢的文学表象，女作家企图颠覆一直被男性主宰的文学阵地，往往采取一种不合作的态度，通过制造新的话语表达方式，或展露女性的身体以及女性私人体验的方式，将女性的声音竭力传达到社会历史的地表，不再被强大的男权文化机制所掩盖。因此，这种女性文本超出了很多受众的阅读视野，包括所有深受男权思想意识渗透的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受众，先天的性别前判断使他们无法对女性文本作出理智的合理的解读，而往往是以“败坏文坛风气”一言以蔽之。八十年代后的酷评家甚至以一种治病救人的姿态，解救女性写作于“歧路和堕落”之途。15这种貌似公正客观的男性阅读，往往一不小心就会构成对女性写作的扭曲或强暴。

　　对于女性文本的解读，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提出：“避免作为一个男人来阅读，识别男性阅读的具体辩护和变体，并加以批驳纠正。”卡勒提倡的阅读公式是：“女人作为女人来读女人作为女人。”这个公式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女性主义的视角，以女性主义的视角来批评女性主义的创作。这个公式不止于“女人”作为女人，对于男人也同样适用。无论男女，都要用“女性的阅读”来解读女性文学文本，这对于理解女性写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用“男性阅读”的视角看来，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女性创作，无疑是“身体”、“性”、“欲望”、“堕落”等字眼的纠结。然而女作家有自己的看法和立场。有人曾劝九丹把《乌鸦》初稿中的性描写去掉，因为这是一部严肃、意义深刻的作品，不需要靠这个来招揽读者。九丹认为他说得不对，因为她不是靠性来取悦读者。“性是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我无法回避。”16

　　自古以来，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乏善可数。当代男作家写性的不乏其人，他们笔下的性描写较之于女作家，并不来得更隐讳更婉转。从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莫言的《丰乳肥臀》、何顿的《我们像葵花》等作品中可见一斑。以男性的视角来阅读女性文本中的私人体验和性描写，归根到底还是一种“窥私欲”的阅读心理。按约翰·伯杰（John Berger）的观点，女性的身体是男性凝视的客体，17对于女性文本中的私人生活和性描写，从男性阅读视角里看到的，是在阅读想象中观看着的女体，满足了其意淫心理。

　　究其文化根源，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待身体的哲学有关。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认为人的身体与欲望是恶的，人们对于身体常常采取回避而不是正视的态度，这种思想规训、肉体惩罚的结果，是这个社会过着一种黑暗的身体生活，它的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是正统文化、高雅文化里身体的缺席，根本上回避身体；另一方面是在低俗的文学中，在民间，身体文化的畸形发展。这也是人的灵肉分裂，人变成了一个虚伪的人，公共场合做一个道貌岸然的君子，私人的场合做一个男娼女盗的小人，这是过分压抑身体而不能正确对待身体的结果。18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身体的隐藏和压抑，一旦在今日流行文化产业机制下，身体的开禁，其窥私欲就越发强烈。女性文学颠覆性的文本在受众“男性的阅读”解码下，迷失了其原有的创作出发点。女性文本中更多的关注女性自我，是女性创作者心灵之我对女性躯体行为的凝视。女性文本创造出来的主体—位置（理想受众）和现实中持“男性的阅读”的受众严重脱节，造成了当下对女性身体写作文本的误读。

　　但是性别前判断并不是不可改变和不可超越的。它受包括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要坚持一种人文主义价值立场……有效地、成功地运用性别视角，男性如果这样做了，就可以超越性别障碍。19

　　三、女性创作颠覆策略的失策

　　女性写作在上世纪90年代呈现一场欲望狂欢的文学表象，这种文化表象背后，除了大众传媒和持“男性阅读”的受众，利用各种传媒形式，不断强化社会文化中的男权中心观念，误读和扭曲女性文学的本质内涵外，女性文本的创作策略本身以及女作家与传媒的共谋，成了这场欲望狂欢盛宴的催化剂。

　　前面讲到，这一时期的女性创作往往采取一种不合作的态度，通过制造新的话语表达方式，以展露女性的身体或女性私人体验的方式，企图颠覆一直被男性主宰的文学话语。这一策略使女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表达权，中国女性文学兴起并呈现繁荣之气象，从丰硕的女性创作成果可以得到见证。然而，女性文学及其所竭力宣扬的女性主义观念，是否真的起到了颠覆性的实质效果？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对于中国女性文学创作，有着很深刻的影响，中国女作家在追寻女性独特的话语表达时，不自觉地借用了西方女性主义者的理念。西方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必须通过自己的身体来写作，只有这样，女性才能创造自己的领域。20林白说：“在这个时代里我们丧失了家园，肉体就是我们的家园。”于是，被评论家和受众所冠以的“身体写作”、“私人化写作”应运而生；20世纪初，英国著名女作家伍尔夫（Virginia Woolf）研究女性叙事的疏离性问题，女性叙述与传统的叙事规范有一种天然的疏离倾向。女性话语的表达，使得“历史不再是缺乏女性参与的叙事，而是融入女性视角的一种表达。”21伍尔夫强调女人写作，必须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女性叙事与“宏大叙事”的疏离也成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女性创作的独特景观。

　　今天人们来看这一时期的女性创作，不能不反思：女性文学创作题材的局限与创作策略的失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写身体、私人生活：正好迎合了男权市场控制的窥私欲，自觉放弃了政治、社会、文化等“宏大叙事”，在打破男权文化的樊篱时，不自觉将自己束缚在“一间自己的屋子”里，不可避免地落入了男权文化观看乃至窥视的视野。在商业炒作中，女性自主写作的初衷与男权传统的某种阅读期待吊诡般地变成同谋。22对于90年代兴起的“私人化”写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一个时期对之缺乏必要的引导和理性的辨识力。一些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甚至将它们视作女性文化的特征，或将其作为女性主义文学的先导加以拔高。……以私生活、个人体验为主要内容的女性写作，缺乏向更高的精神文化层面价值的提升，不可能产生女性主义的扛鼎之作。而且欲望化表述导致女性主体情结的扩张，在一个以经济消费为中心的时代，极易掉进男权中心色情指认的“陷阱”。23在经历了这场欲望狂欢之后，真正能摆脱女作家性别标签的女性创作“拿出对整个人类的思考来，作出对整个时代的感应来。”24

　　另一方面作品中对男性形象的颠覆缺少终极的人文关怀，缺乏长远的建构意识；女性主义的终极目标是把女性从男权文化下解救出来，同时也是解放男人全体。而九十年代的女性创作文本，往往对男性采取遮蔽或者颠覆打倒的姿态，其激进的姿态令人不敢正视。

　　对于这一时期女性作家最尖刻的批评大概要算“一脱即名”，即是说她们的轰动并非文学性的，而纯粹是由于其肆无忌惮的色情裸露。这其中也不乏迎合大众传媒和受众的女性作者，利用自己的性别身份和大胆的性描写作为获取商业利润的一种手段。从棉棉如何利用赞助商、摇滚乐队造势推销自己即可看出一二。以性爱为主题的《上海宝贝》使卫慧一夜成名，赚得大把金钱和名声后的卫慧，“是作家，却更像商人。”更多的时候她以一个推销商的面目出现在公众的面前：在上海召见中外记者，在成都签名售书，在欧洲为各主要欧洲文字版的作品作宣传……她知道如何恭维媒体，“北京媒体仪态大方，上海媒体温容有度，广州媒体很俏……”25“《我的禅》出版前，出版社不想透露一丝风声，我们当时都有些像小孩子，有着压制秘密的兴奋与快乐。”结果换来的是一个月20万册书的销量。26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从根本上说，并没有真正行之有效地颠覆男性中心话语，其话语内部充满了悖论和缺陷：首先，解构男权话语的手段策略恰恰是对男权文化的迎合。身体叙事满足了男性的窥私欲；同时自觉地放弃了书写政治、社会、历史的宏大叙事的领地。再次，女性作家本身追逐商业炒作，与大众传媒的共谋，自觉迎合消费时代男权文化对女性的规范。

　　上世纪60年代，西蒙·波伏娃（Simon de Beauvoir）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今日我们重新审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大众文化影响渗透下的中国女性创作，是一场传媒话语权、消费者甚至女作家本身共谋的一场文学欲望狂欢的盛宴。酷评家他爱的《十美女作家批判书》正是这场欲望狂欢的符号的一个小反映。女作家笔下的文学意向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消费符号的强势控制下逐渐发生了变异，生活真实的痛苦永远处在符号化的文学意象的视野之外。27

　　参考书目：

　　1、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意象与意指实践》，周宪、许均主编，商务印书馆，2003年11月。

　　2、《中国女性文化》NO.2，荒林，王红旗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9月。

　　3、卜卫：《媒介与性别》，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

　　4、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5、贺绍俊：《大众文化影响下的当代文学现象》，《文艺研究》，第11页，2005年第3期。

　　6、陶东风：《‘下半身’崇拜与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化症候》，《理论与创作》，第27页，2005年1月15日。

　　7、韩袁红：《走出自己的房间——从林白<万物花开>看新世纪女性文学的转向》，《文艺争鸣》，2005年第2期。

　　8、昌切：《谁是知识分子——对作家身份及其功能变化的初步考察》，《文艺研究》，2005年第2期。

　　9、John Berger：Ways of Seeing）,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and Penguin Books,London,1972。

　　10、徐坤：《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3月。

　　注释：

　　1 “矮化”原用于自然界物种个体的变矮变异，用于社会文化形容某种事物或现象因某种原因降低了在人们心中的期望值。参见耿凤贵：《画苑谈隅——绘画、传统文化的矮化及其它》内容摘要：“绘画的流变与文化的大背景有关,“西势东渐”使中国的社会文化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化的强烈西方倾向,冷落和矮化了传统的民族文化。”《辽宁高职学报》，1999年01期。

　　2 《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繁荣之因新论》：引自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作者：林晓华，发布时间：2004年6月6日。

　　3 对于“酷评”尚未有精确界定，姚楠在《酷评:一类反调的文学批评时尚——世纪之交文学批评论》（《文艺评论》，2004年第4期。）里认为：“酷评”是一种建立在商业文化、社会时尚基础上的文学批评现象，以“绝对否定的单一判定”、“谩骂式的丑化论敌”、“追求时尚的商业动机”、“偏离学术的非理倾向”等为特征。

　　4 天涯社区网址：http://www.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flag=1&idWriter=678731&Key=177600665&idArticle=144354&strItem=no01，作者就是生猛。

　　5 他爱主页网址：http://tw.netsh.com/eden/bbs/711502/html/tree_2879228.html

　　6 天涯社区网址：http://www.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flag=1&idWriter=678731&Key=177600665&idArticle=144354&strItem=no01

　　7 同上。

　　8 大众文化即mass culture或者popular culture，大众文化包含范围广泛，说法不一，这里采用金元浦教授的定义：大众文化主要是指兴起于当代都市的，与当代大工业密切相关的，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是处于消费时代或准消费时代的，由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大众的，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消费形态。（《中华读书报》2001年7月26日）

　　9 贺绍俊：《大众文化影响下的当代文学现象》，《文艺研究》，第11页，2005年第3期。

　　10 九丹：《乌鸦·代序》，第1页，2001年1月第1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11 卜卫：《媒介与性别》，第301—30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

　　12 徐坤：《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第50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3月。

　　13 《性别视角与中国女性文化研究——阅读<中国女性文化>NO.1创刊号》，第266页，《中国女性文化》NO.2，荒林，王红旗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9月。

　　14 陶东风：《中国当代文学中身体叙事的变迁及其文化意味》，http://www.culstudies.com/rendanews/displaynews.asp?id=3368

　　15 天涯社区网址：http://www.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flag=1&idWriter=678731&Key=177600665&idArticle=144354&strItem=no01

　　16 九丹：《乌鸦·代序》2001年1月第1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17John·Berber：Ways of Seeing，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and Penguin Books.

　　18 陶东风：《‘下半身’崇拜与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化症候》，《理论与创作》，第27页，2005年1月15日。

　　19《性别视角与中国女性文化研究——阅读<中国女性文化>NO.1创刊号》，第268页，《中国女性文化》NO.2，荒林，王红旗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9月。

　　20 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21 董之林：《女性主义批判——并不奢侈的今日话题》，第85页，《中国女性文化》NO.2，荒林，王红旗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9月。
　　22 韩袁红：《走出自己的房间——从林白<万物花开>看新世纪女性文学的转向》，《文艺争鸣》2005年第2期。

　　23 任一鸣：《20世纪末叶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反思》，第99—100页，《中国女性文化》NO.2，荒林，王红旗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9月。

　　24 盛英：《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新话题》，《文艺报》，1999年3月16日。

　　25 昌切：《谁是知识分子——对作家身份及其功能变化的初步考察》，《文艺研究》，2005年第2期。

　　26 《卫慧：不再疯狂》，《北京青年周报》，2004年10月13日。
　　27 贺绍俊：《大众文化影响下的当代文学现象》，《文艺研究》，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