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继明

      《天涯》改版的十年，是中国社会以及思想文化发生激烈蜕变的时期。这十年间，每一股思潮都在《天涯》上得到了充分的反应，有的甚至是直接由《天涯》发起和推动的，如果说考察十年来的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学嬗变，《天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具涵盖力的通道和窗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从九十年代中期至今，中国的思想和文学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它的演变轨迹同以前比如八十年代相比究竟呈现出何种新的特征？这可能是不少人关注并试图进行解说的问题。刚才韩少功先生谈到八十年代时，用了“引爆”这个词，我觉得十分形象和精确地描述出了那个时代的状况。的确，在整个八十年代，中国的思想和文学都呈现着一种喷射性态势，如同原子引爆后那样，其释放的能量是巨大的，这种能量不仅推进了思想和文学自身的发展，同时也强有力地介入和启动了中国社会的进程。那一时期的思想界和文学界与社会是同步的，亲密无间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同整个社会几乎处于一种共振的状态，他们的每一步精神探索差不多都能得到公众的认可和共鸣，这时的文化精英们以启蒙者的身份，牢固确立了其在全社会的话语中心地位，堪称知识分子同国家政治的“蜜月期”。在这个蜜月期内，知识者的言说构成了社会主流的重要部分；或者说，知识分子本身就是主流文化的突出代表。

       但这种情况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导致这种变化的当然首先是“六四事件”。“六四”将知识分子的精英地位推向了一个巅峰，巅峰之后就是坠落，是裂变。不仅整个社会开始裂变，知识精英群体自身也开始裂变了。像这种由重大社会和政治事件引发的文化裂变在新中国历史上有过几次，比如反右，文革和“天安门事件”等等，都是如此。每一次事件都造成了剧烈的社会震荡，导致的结果也不一样。九十年代逐渐出现和形成的商业化、世俗化以及全球化浪潮都与此密切相关。这时候，我们发现九十年代的文化语境同八十年代已经发生了天壤之别。最突出的变化就是中心消失了，社会出现了众声喧哗的局面。以至分不清什么是主流什么是边缘了。一些原来处于边缘的声音渐渐成为了主流，而一些原来处于主流的声音渐渐退到了边缘位置。有人曾经把这种情形解读为“后现代状况”，但显然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因此有一阵出现了中国是否处于“后现代”还是“前现代”社会的争论。知识界关于“现代性”的一系列讨论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如果说八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以前，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始终有一条异常清晰、高居中心地位和压倒一切的浩大主流，那么现在，这个主流不复存在了，就像一条河流，河床和堤坝的边界渐渐模糊了，连它的走向也摇摆不定，变得暧昧起来。当然，有人可以说九十年代的社会主流是“市场化”进程，就像八十年代以前中国的价值中心是“革命”，八十年代是“改革”一样。但这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述，并不能囊括社会内部业已出现的裂痕。

实际上，九十年代中期，知识界就开始有人对市场化提出质疑（如“人文精神”讨论）。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这种质疑和批判的声音便更加强烈了；当然，批判的对立声音也同样强烈。这表明知识界内部开始出现严重的分裂。八十年代有过的“蜜月期”过去，“离异期”降临了。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论争就是这种离异和分裂的突出表征。这种分裂当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仅仅是知识界内部的话语争夺，而是社会矛盾日显尖锐的一个结果。中国的改革在强力推行了近二十年之后，它的各种矛盾开始浮出水面，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引发了种种危机，有的甚至是触目惊心的。不仅仅是知识界，就连主流意识形态和普通民众，也清楚地感知到了。知识界的论争不过是将这种危机率先表露出来罢了。比如最先在《天涯》上展开的关于“市场意识形态”的讨论，就是当时中国社会开始出现严重的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的的一种回应。到了近几年，随着社会冲突的加剧，底层问题也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

总之，这一系列理论纷争都并非空穴来风，就像一个人体内有了病灶，它的身体必将出现各种症状那样，这时的知识界扮演了医生的角色，试图进行诊断，纷纷开出各式各样的药方。这使九十年代的思想文化界像军阀割据一样显得格外混乱，让人头晕目眩、无所适从。但正是由于这种“混乱”，让人们开始对现实乃至历史产生了重新认知、反省和重新评价的要求。包括一些长期以来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和概念，也不知不觉出现了新的歧义。如果说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使大部分中国人放弃了对“革命话语”的神圣性崇拜，那么现在，人们也开始对二十多年以来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的改革和发展理论提出了质询。如果改革的目标不能为大多数社会成员带来福利，而只是为少数人聚敛财富和造就新的特权等级社会提供冠冕堂皇的借口，那么它就无法享有永久的合法性和威权地位。在此，“改革”如同“革命”一样，开始接受实践的新一轮检验和审视。有意思的是，人们在对改革做出新的认知的同时，对以往被宣布已经终结的“革命”试图进行一种新的“价值重估”。包括对文革，人们也开始悄悄在网络上讨论这场被国家意识形态和知识精英们判定为“十年浩劫”而全盘否定了的历史事件的复杂内涵，进而对同样被主流舆论描述得几乎一无是处的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和社会成就进行正面性的评价。

这似乎让许多知识精英颇为尴尬。因为，在整个八十年代，中国的知识集团都在以一种革命的受害者形象，不遗余力地对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着颠覆性和否定性的描述和控诉。即便原来站在同样立场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也提出了重新正视社会主义遗产的呼吁。这使人们对新时期以来由知识精英掌控的新中国历史叙述产生了怀疑，进而对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代言人的合法身份也失去了信任。像八十年代的某些“伤痕文学”作品以及前两年出现的《往事并不如烟》那样以少数人的特殊记忆，取代和遮蔽大多数人的“人民记忆”的精英叙述，开始引起越来越多人的怀疑。但此时的知识分子群体已经不是八十年代那种铁板一块的整体，而是形成了互相对立的若干个阵营，如新自由主义、新左派、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新儒家等等。他们都代表着截然不同的利益群体和价值观。其中，新自由主义自九十年代初期市场化推行以来，已经成为一股干预和支配着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大力量，但他们现在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狙击和批评。一些倡导市场化的“主流经济学家”，就被指责为权贵资本的代理人。当然，新自由主义者们反过来也指责批判者是反对改革，但这种指责在因改革本身造成的社会危机日益加重，连国家有关部门的官员也承认十年来的教育和医疗这两项与公众福利直接相关的改革都是失败的，再将“改革“当作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大帽子来压制异见的论调，显然是苍白乏力，甚至无法自圆其说的。

与此同时，人们对改革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进行客观分析和反省的呼声越来越高。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对国企改制的批判以及资深经济学家刘国光最近对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进行反省的观点将这种声浪推向了一个高潮。各种针锋相对的思想交锋似乎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郎咸平最近在一次演讲中将当前中国社会尖锐地指认为“人吃人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学家孙立平也撰文指出，经由八十年代确立的改革共识已经解体，而形成了一种牢固的“利益同盟”或“分赃同盟”。不仅仅是各级政府官员，就连知识精英们也分化成各个利益同盟的代言人。这成为导致社会腐败和贫富悬殊拉大的主要表征。但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对当下中国社会给出了全面肯定性的描述，为中国“已经进入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和资本流入的中心”和一个由“中等收入群体”构成的日常生活的消费社会的形成而欢欣鼓舞，宣称“新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基础已经完全确立”，并以“新新中国”命名当下的中国社会形态。但这种描述显然是无视中国复杂现实情境的超级想象，因此很快被人批评是一种将目前还处于大多数低收入阶层，无力进入“日常消费生活”，甚至毫无基本生存保障和安全感的普通中国人的真实处境置之不顾的彻头彻尾“强者文化”和幻觉般的梦呓。这种明显脱离现实境况的描述，不单是社会公众，就是国家意识形态也不见得会表示认同。

实际上，近几年来的国家决策层由片面发展经济，逐步向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倾斜和关注“三农”问题，倡导“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和最近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以及由非政府组织发起并得到政府部门支持的农村新型合作社运动等举措，由此可以看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不再像过去那样僵硬和壁垒森严，而出现了一些变异或兼容性的因素。社会公众、思想界同国家决策层之间似乎正在发生某种良性的互动。这是否是中国社会在经过长时间的裂痕之后，开始重新集聚力量，逐步实行新一轮整合的征兆？

很显然，得出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

那么，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是怎样一种情形呢？我觉得同思想界的嬗变大抵相似。有时候，思想界的论争同时反映到文学界，甚至是同步进行的。当然，一开始并不是完全如此。由于受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现代主义和先锋派文学的影响，许多作家和评论家固守着“纯文学”的领地，拒绝同其他思想文化领域进行对话，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和保持文学的纯粹性。那个时期，文学是以远离现实和本土问题为荣耀的，包括一些声名卓著的作家，他们的目光始终盯着文学内部和西方，将一切都加以抽象化、普适化。觉得只有如此，才能创作出具有永恒价值的作品。直到前不久，一位在八十年代推崇先锋文学，后来成功操作了布老虎丛书和《狼图腾》等畅销书海外版权的出版策划人，还为作家们开出灵丹妙药，认为只有写环保、人与自然和爱情这三大主题和题材，才能使自己的作品被西方主流文坛和国际市场接纳，似乎表现和关注中国的现实和本土问题，就会妨碍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像这种以西方主流价值作为判断标准的趣味显然是全球化在文学上的必然反映。它同思想界的新自由主义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倾向在很长的时期内从未受到怀疑。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的“纯文学”讨论，才逐渐引起人们的广泛争议。正是由于这场讨论，才使得在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文学潮流中沉溺已久的中国文学将目光由文学内部转向文学之外的领域，文学创作也开始从由“个人化写作”和“国际化写作”笼罩的格局之外产生了一批关注中国现实困境和社会问题的作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近年来逐渐引起注意的底层文学叙事。

文学关注现实和社会问题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深厚的传统。别说三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和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就是以 “文学现代化”和“文学主体性”等探索著称的八九十年代，也没有间断过，如曾经产生广泛影响的“改革文学”、“反思文学”和“现实主义冲击波”等等，但现在的“底层叙事”跟以往的社会问题小说具有明显的差异。八九十年代的那些现实题材创作基本上都是对当时主流政治一种正面式表述，是以迎合和肯定主流意识形态的姿态出现的。而这一次却是逆向的，批判的，蕴含着对矛盾丛生的中国现实困境的深刻诘难和多年来被遗忘和压抑的社会阶层的痛切呼喊乃至抗争。

我将这些作品称之为愤怒的抗议的文学。曾经被视为先锋派代表作家的北村去年出版的一部小说就叫《愤怒》。也有人将它们命名为“新左翼文学”，但实际上，其构成远比“左翼文学”的概念复杂得多。其中既有对中国五四时期和苏联无产阶级文学传统乃至美国三四十年代左翼文学的复活，也有对欧洲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继承。彼此之间互相渗透、交织，构成了底层叙事的基本底色。同样是以底层人群的生活境遇作为叙述对象，但二者的关注视点各有差别。比如前者着力表达被改革从精神和物质双重剥夺之后沦入受侮辱和压迫境遇的精神愤懑和抗争，从情感指向和叙事方式都带有鲜明的左翼文学烙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曹征路，他的中篇小说《那儿》可以看作是这类写作的一个经典性作品。从小说中的舅舅身上我们甚至可以看到过去左翼文学中工人领袖的影子，只不过作者赋予了他以新的时代内涵。而后者虽然也描写底层民众处在生活贫困和精神挤压之下的悲惨境遇，但他们关注的是人物的心灵挣扎乃至扭曲，充溢着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如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他的《马嘶岭血案》将贫困地区人们的那种阴郁和复仇心态以及同主流社会之间的深重隔膜揭示得淋漓尽致。两类作品都传达出强烈的社会批判倾向，而这在八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创作中几乎是从未有过的。我认为是新世纪文学最值得重视的成果之一。

作为一种文学潮流的底层叙事，尚处于正在发展的状态，如何进行评价，还有待于时间和人们的进一步认识，但它的确为我们把握中国文学的最新进展以及当前中国社会的真实处境提供了活生生的案例。

我们正置身在一个精神能量、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都遭受着空前碎裂和消耗的时代。思想、文学和社会思潮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呈现出一种相互影响、转换和渗透的复杂形态。每个人都仿佛被一股激烈涌动的漩流裹挟着，至于下一步究竟会走向何方，谁也无法预料。

（本文根据“《天涯》十年：中国的思想与文学”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整理，并经过作者订正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