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战争与历史——有关“抗日小说”中的个人、家族与民族国家

作者：李祖德

引  言

   
    上个世纪的中日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华民族被迫中断了寻求自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被迫卷入另一种现代性的历史旋涡之中，那就是民族的自由、独立与解放。[①]这场战争构成了整个中华民族充满了悲情的历史记忆。正是这种集体的历史记忆，推动着中国文学对这场战争反复无尽地叙述。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中国文学至今没有停止过对这场战争的思考和书写。[②]以抗日战争为题材和背景的“抗日小说”是其中最重要和最主要的部分。
    “抗日小说”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也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一个自我认同的基础。因此，“抗日小说”作为历史叙事和自我想象的方式，它为20世纪中国试图寻找、建构和获取的正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本质和新的民族性。在“抗日小说”丰富的想象和多元的叙述中，也展现着不同的个人命运、家族记忆和民族国家想象。基于此，本文要讨论的正是1930年代以来直至1990年代“抗日小说”基本的发展脉络、存在样态、文学故事，及其所揭示的复杂的历史图景和丰富的内涵。
    本文所谓“抗日小说”不仅指那些以抗日战争为主题、题材的小说，还包括以抗日战争为主要故事背景和历史背景的小说。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更充分地理解抗日战争在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表现以及此类小说对战争、人和历史所表达的情感和意义。本文以年代顺序为线索，对“抗日小说”进行总体的概述和分析。

1930年代至1940年代：小说、战争与历史的共时性

    这一时期的“抗日小说”主要涵盖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9年建国前夕的有关抗日战争的小说作品。在这个阶段，“抗日小说”的叙述和抗日战争是处于同一历史时空之中的。小说与战争之间存在着特有的共时性；小说叙述的指涉与战争和历史之间具有直接性。总体上讲，这一时期的“抗日小说”的主要特点在于其突出的现实性和历史真实性。
    大约以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和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为界，这一时期的“抗日小说”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东北“流亡作家”群的创作为主；后一阶段又可以“国统区”、“沦陷区”和“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主形成了“抗日小说”三个不同的写作空间。

一、东北“流亡作家”群的“抗日小说”

    以萧军、萧红、舒群、李辉英、端木蕻良、罗烽、白朗等为代表的东北“流亡作家”群，他们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时期就已经开始创作，而且他们的创作也贯穿于整个抗战时期。他们主要以故土东北大地为题材领域，描写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现实生活。以民族解放、爱国主义为基本主题，以英雄主义为基本的精神格调，他们集体书写了一部充满悲怆的宏伟史诗。其时“抗日小说”主要的代表作品有李辉英《最后一课》、《万宝山》、《松花江上》、马加《登基前后》（后改名为《寒夜火种》）、舒群《没有祖国的孩子》、萧军《八月的乡村》、《羊》、《江上》、《第三代》、萧红《生死场》、《牛车上》、《呼兰河传》、罗烽《呼兰河边》、《归来》、端木蕻良《乡愁》、《大地的海》、《科尔沁旗草原》、《浑河的急流》、白朗《沦陷前后》、《生与死》、骆宾基《边陲线上》、《动战场的别动队》等。
    《万宝山》是一部纪实性较强的“抗日小说”，也是1930年代表现东北抗日斗争的较早的作品。这部作品以日本侵略军制造长春万宝山为题材，初步涉及抗日爱国的时代主题。《没有祖国的孩子》讲述的是一个朝鲜儿童在中苏边境一个小学校里的经历和感受，体现出一种对家国的朦胧意识。《登基前后》则表现了东北人民在伪“满洲国”皇帝登基前后的灾难生活，在“寒夜”之中寻找着那些许“火种”的渴望。《浑河的急流》则直接表达了“刀劈小日本”的激越的民族情绪和抗争精神。这些“抗日小说”都直接切入东北的抗日斗争，展现在国家民族危亡的状态下人民的困苦生活和精神渴求。
    在东北“流亡作家”群的“抗日小说”中，最富代表性的是《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和《科尔沁旗草原》等。
    《八月的乡村》具体描写了东北一支抗日游击队在战争与血火中艰难的成长历程。小说塑造了几个来自不同家庭的人物形象，展现了在家国危亡时刻，拯救民族于水火的民族精神和英雄主义情怀。在小说中，这支革命队伍是一个“大家庭”，之中有“扛活出身的农民”、“旧军队的士兵”、“像萧明那样文质彬彬的书生”，也有“来自异国的朝鲜姑娘安娜”。作为一部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八月的乡村》在内容上也包含着一定的丰富性，有战争、爱情、日常生活，也有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但这些场景和关系被放置在一个民族国家成长的过程中来叙述，便获得了更为丰富的意义。抗战的现实为人们组织了一种对新的民族和国家的想象。个人、家庭与民族国家因此而建立了一种更深刻意义上的关联。
    《生死场》则没有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贯穿始终的人物，而是由种种不同的相对独立的生活场景构成。小说描述了东北贫苦农村一种近乎原始的残酷的生存状态——生是动物性的生，死是动物性的死。“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③]作者怀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去描写这些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展现的是“生死场”人生和命运。
    《生死场》还描写了这样一个正在“觉醒”和“成长”中的“中国人”：“赵三”“从前不晓得什么叫国家，从前也许忘掉了自己是哪国的国民”，而在家国破碎的时刻却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我是个老亡国奴，我不会眼见你们把日本旗撕碎，等我埋在坟里……也要把中国旗插在坟顶，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④]在战争状态和异族统治之下，这种民族主体性和对民族的认同自然就形成了，自我的本质在与他者强权的对抗之中获得。
    《科尔沁旗草原》则展现了一个有着“百年基业的大地主家庭丁家”从繁华到破灭的过程。小说将一个家族的兴衰史放置于民族危亡和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下，表现了人民群众在寻求自身解放的“革命”中，将自身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结在一起的觉醒过程。
    东北“流亡作家”群一方面表现了东北人民在异族铁蹄的践踏之下的痛苦生活，另一方面，他们也触及到家族、秩序、礼俗以及人的思想、价值观念在战争状态下的变迁。在他们的“抗日小说”中，东北人民在命运和异族的控制之下，对民族主体性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觉醒，对于家国、民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知。

二、国统区及上海“孤岛”时期的“抗日小说”

    对于东北“流亡作家”群来说，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伤痛自然他们最先感受到的，并进入他们“抗日小说”的历史书写中。对于1930年代至1940年代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来说，抗日题材小说的创作成为一股新的潮流则是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和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之后。
    “对国内，我们必须喊出民族的危机，宣布暴日的罪状，造成全民族严肃的抗战情绪生活，以求持久的抵抗，争取最后胜利。对世界，我们必须揭露日本的野心与暴行，引起全人类的正义感，以共同制裁侵略者。……今日最伟大的行动，是协力抗日，重整山河。”[⑤]急迫的现实境况对现代文学有了新的要求，在全民族抗日战争这一巨大历史潮流的推动之下，“抗日小说”继东北“流亡作家群”的创作之后形成了又一次高潮。在“文协”“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口号的号召下，大批作家深入战地、农村，投身于抗日战争的历史洪流之中，创作出了大批“抗日小说”。
    从1938年到1949年这一阶段，在国统区，除了东北“流亡作家”的继续创作之外，主要的“抗日小说”有吴组缃《山洪》、丘东平《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第七连》、萧乾《刘粹刚之死》、艾芜《两个伤兵》、《山野》、《石青嫂子》、陈瘦竹《春雷》、姚雪垠《牛全德与红萝卜》、《差半车麦秸》、欧阳山《战果》、郁茹《遥远的爱》、沙汀《困兽记》、李广田《引力》、王西彦《古屋》、《神的失落》、巴金《寒夜》、老舍《四世同堂》、路翎《财主的儿女们》、碧野《没有花的春天》、田涛《灾魂》、《流亡图》、《潮》、庐隐《火焰》、白薇《北宁路某战》、《敌同志》、齐同《新生代》、楼适夷《SOS》、张天翼《华威先生》、沙汀《在其香居茶馆里》、《还乡记》等等。
国统区的“抗日小说”大多以抗日战争为主要背景，展示在这一民族与家国危难之中的个人命运、家庭悲欢、世态时事，展示了在战争年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各阶层的生活状态。在这些小说中，值得注意的主要有《四世同堂》、《寒夜》以及《财主的儿女们》等。
    《四世同堂》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一部名作。小说以祁家四世同堂的生活为主线，表现了抗战期间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经历，以及他们在苟安于现状的幻想破灭之后，逐渐觉醒最终意识到只有抗争才有出路的过程。这部小说除了浓厚的北平地方特色之外，还延续了新文学国民性批判的思想与主题。老舍把抗日战争看作是对民族性的一场严峻考验：经过这场战争，中国文化的优越性会得以保留，而那些劣根性则将在战争的洪流中被清洗干净。老舍表达了在民族战争的烈火中清算历史与文化病根的渴望，满怀着重造和更新民族性的信念。《四世同堂》从对抗日战争中个人和家族命运的展示和思索上升到对整个民族文化的反思。        

    《寒夜》讲述的是抗战后期重庆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悲剧故事，描述了知识分子小家庭在社会和国家磨难过程中的毁灭。《寒夜》没有直接批判所描写的人物，而是着力刻画相互冲突的人物性格以及人物关系，深入挖掘各自的内心世界，充分展示其合理性与必然性。小说里的主人公汪文宣与曾树生之间错综复杂的爱与恨，构成一个充满张力的情感世界和复杂的心理世界。小说对现实的感喟和对人物性格命运的揭示更深层地触及到对社会的批判、对伦理的审视、对幸福本质的探究等诸多层面。作者要反思的正是个人主义与人道、理想、社会、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小说展示了在抗日战争期间社会动荡的环境中，一部分知识分子个人及家庭的命运悲欢，揭示了个人、家庭和社会深刻的裂变和悲剧的根源。
    《财主的儿女们》则描写了一个封建大家庭的后代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地主蒋捷三是整个大家庭的统治者；长子蒋蔚祖是一个罗亭式的人物，最终为他的旧世界的崩溃而疯狂，为他的乌托邦理想付出代价；蒋少祖则是一个叛逆的人物，是“五四”哺育成长起来的英雄；小儿子蒋纯祖则在战争的洪流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部小说通过对家族命运的描写展示的是知识分子的命运，并从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这一角度进行思考和阐释，展示了在抗日战争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下，中国知识分子不同的道路选择和命运归宿。

    而在上海的“孤岛”时期，“抗日小说”在封闭的文学环境中也仍然存在，和国统区以及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的“抗日小说”得以呼应。“孤岛”的“抗日小说”主要有谷斯范的《新水浒》、《太湖游击队》和程造之的《地下》等作品。

三、延安及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抗日小说”

    与此同时，在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则产生了另一批“抗日小说”。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小说创作也是在抗日战争这一巨大的时代主题下开展起来的。“我们要求一切文化工作者认识自己在这抗战大时代中的使命，认识自己工作的复杂和繁重；我们要求全国文化界人士不拘成见，不分畛域，不论新旧，摒绝破坏分子的挑拨离间，在民族抗战的大旗下，进行大团结，进行分工合作，互相切磋，互相帮助，以求文化工作的迅速、活泼的发展，以服务于抗战。”[⑥]
    和国统区以及沦陷区的“抗日小说”有所不同，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抗日小说”更注重“文化的心内容”和“旧的民族形式”，“文化的新内容和旧的民族形式结合起来，这是目前文化运动所最需要强调提出的问题，也就是新启蒙运动与过去启蒙运动不同的主要特点之一。”[⑦]
在延安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有影响的“抗日小说”主要有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孔厥、袁静《新儿女英雄传》、柯蓝《洋铁桶的故事》、邵子南《李勇大摆地雷阵》、丁玲《一颗未出膛的子弹》、华山《鸡毛信》、管桦《雨来没有死》、孙犁《一天的工作》、《刑兰》、《琴和箫》、《荷花淀》、《钟》、《光荣》等等。
    延安及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作家们深入农村，深入工农兵的生活中，努力将中国民族文学的传统和民间文学形式融入到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开创出了一个有别于“五四”新文学的文学样态，也创造出了一批新鲜的人物形象和性格类型。这些人物性格和人物类型的文学形象和抗战的现实也同样是互相照应的，具有一种共时性。
    《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等新章回体小说以古典英雄传奇小说的方式表现了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抗日斗争的生活，塑造出大批抗日英雄人物形象。这些新章回体小说极富传奇色彩，深刻地影响了建国后“抗日小说”的叙事模式。
    在这些“抗日小说”作品中，尤以孙犁的小说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孙犁的小说并不直接去描写战争的场景，而是从严峻与残酷的斗争中选择平凡的日常生活作为小说的题材，并在其中发掘生活和斗争中的人物性格、命运、美学和诗意。著名的短篇小说《荷花淀》就描写了根据地一群妇女在抗日战争中的斗争生活和日常生活，精心刻画了她们鲜明的性格。《嘱咐》这个短篇讲述的是水生嫂与丈夫分离八年，在团聚后毅然送丈夫上前线的故事。小说通过人物的语言展示了一种新型的人物性格。在孙犁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在战争年代，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事业对妇女、个人和家庭的召唤，以及对个人成长的深刻意蕴。
    如果说国统区以及沦陷区的“抗日小说”更多的是展示在抗日战争背景下知识分子的命运和社会的变迁，而孙犁及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抗日小说”则展示了在这一背景之下，一种“新人”的成长历程。在孙犁的小说中，这种“新人”以在抗战中成长的妇女形象最为突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在战火中的成长过程，以及一种新的“国民性”的诞生。这种新的“国民性”寓示着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的可能性。

1950年代至1970年代：历史故事与时代精神

   
    这一时期的“抗日小说”主要集中在1950年代末期。这段时期出现了一大批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其中有影响的“抗日小说”主要有：徐光耀《平原烈火》、刘知侠《铁道游击队》、刘流《烈火金刚》、雪克《战斗的青春》、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冯德英《苦菜花》、冯志《敌后武工队》、孙犁《风云初记》、艾萱《大江风雷》、宋定《关连长》、梁斌《播火记》、碧野《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白刃《战斗到明天》、石言《柳堡的故事》、肖平《三月雪》、杨沫《青春之歌》等等。甚至在小说作品比较匮乏的文革期间也出现过像郭澄清《大刀记》、向春《煤城怒火》、伍繁《盐民游击队》这样的“抗日小说”作品。
    概括地讲，这一时期的“抗日小说”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叙事模式和故事结构上富有传奇的色彩；二是更注重战争年代中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这两个特点体现出在新中国建立后新的时代所特有的美学理想、时代精神和新的文学范式。
    诸如《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等一类小说，主要取材于抗日战争最艰难困苦的时期，描写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武工队、民兵游击队英勇斗争的事迹，并塑造出了一大批抗日英雄人物的形象。

    《铁道游击队》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一支由刘洪为大队长、李正为政委的铁道游击队的故事。这支游击队活跃于山东临城、枣庄一带铁路线上。他们破坏敌人的运输交通，牵制敌人的兵力，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屡建奇功，当地百姓称之为“飞虎队”。小说人物和故事情节极富传奇色彩。

    《苦菜花》很容易让人想起苏联作家高尔基的《母亲》。小说讲述的是一位革命英雄母亲成长的故事。1937年，胶东半岛王宫庄贫农冯大娘的丈夫被村里的地主王唯一逼死，冯大娘的大儿子德刚离家出走，参加革命。三年后，村里地下党组织领导了村民进行武装暴动，在村里建立起抗日民主政府，冯大娘的大女儿娟子也积极地参加了这一斗争。这个小说描写了一位英雄母亲走上抗日战争的革命道路，也描述了在抗日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一种“新人”的成长经过。

    《野火春风斗古城》描述的是抗战时期，华北地区某古城地下党组织对敌人进行策反斗争的故事。杨晓东、金环、银环等共产党员，出生人死，不畏艰险，战斗在敌人心脏，表现出了崇高的革命气节。争取关敬陶起义，是小说故事的主线，一系列惊险曲折的情节由此而展开。小说在充满了惊险的故事情节的叙述中塑造了杨晓东、金环等英雄形象。

    《青春之歌》则表现了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中走向革命的心路历程。小说讲述的是主人公林道静的故事。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女学生林道静因反抗地主家庭逼婚，试图投海自杀，被大学生余永泽所救，随后二人结婚。婚后林道静遇到共产党员卢嘉川、江华等人，在共产党员们英勇献身精神鼓舞与召唤下，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长为“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小说寓示着中国知识分子最终只有在革命、民族与国家这些历史的宏伟叙事中才能实现自我。可以说，《青春之歌》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解放和革命斗争过程不断成长，最终找寻到精神归依和自我本质的历史过程。[⑧]

    这一时期的“抗日小说”主要体现为十分强烈的故事性，但是这种“故事性”并不在于对抗日战争的历史进行全方位的描述。这些小说的叙述旨在透过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塑造一种特有的英雄人物形象，对革命史进行另一角度的文学性叙述。塑造英雄人物形象，展现“成长”过程是这类小说的基本叙事模式；对党的领导的信心，以及对党在民族解放中的地位的确认，是这类小说基本的叙述动力。

    通览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抗日小说”，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为民族为国家舍生取义、充满了悲壮的革命豪情，也能感受到一种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崇高的精神品质。这类小说展现了“知识分子”、“人民”、“党”以及整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成长经历。这些成长经历也意味着整个中国现代历史的成长。“抗日小说”所描述的“成长”正是联结历史和现实的精神纽带。新中国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事业为“抗日小说”的历史叙事注入了新的时代的内涵。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抗日英雄人物形象、革命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也正是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的文化氛围、美学理想和时代精神。

1980年代至1990年代：历史叙述与文学想象

    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这一段时期，“抗日小说”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态势。无论是在叙述方式、人物类型，还是小说的审美向度上，这一段时期的“抗日小说”都展现出一种多层次的结构和意蕴，体现出这些小说的作者对历史、战争和人以及小说艺术的多方位思考和探索。
    这一时期的“抗日小说”主要作品有：王火《战争和人》（包括《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缥缈间》和《枫叶荻花秋瑟瑟》）、王文计《魔界》、周而复《长城万里图》（包括《南京的陷落》、《长江还在奔腾》、《逆流与暗流》、《太平洋的拂晓》、《黎明前的夜色》和《雾重庆》）、李尔重《新战争与和平》、宗璞《南渡记》、孙汝春《弹痕》、杨沫《东方欲晓》、管桦《将军河》、《晋阳秋》、马加《血映关山》、冯骥才《石头说话》、尤凤伟《五月乡战》、《生命通道》、石钟山《残局》、李叔德《生死套》、庄旭清《炮楼子》、张华亭《葬海》、叶兆言《日本鬼子来了》、柳溪《战争启示录》、黎汝清《漠野烟尘》、《皖南事变》、周梅森《国殇》、《大捷》、《事变》、《焦土》、倪景翔《龙凤旗》、陆颖墨《龙子龙孙加点水》、张廷竹《落日辉煌》、《黑太阳》、《酋长营》、《支那河》、邓贤《大国之魂》、《日落东方》、莫言《红高粱》、《红高粱家族》、谈歌《野民岭》、季宇《县长朱四与高田事件》、叶楠《花之殇》、高建群《大顺店》、苏策《寻找包璞丽》等等。
    在中国当代文学进入新时期以来，文学格局、文艺思想、文化氛围等诸多因素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抗日小说”自进入新时期以来也随着整个当代文学的转变而经历了小说叙事与审美的嬗变。关于抗日战争的叙述呈现出一种多元共生的现象。关于战争、历史、个人命运、家国想象的叙述也都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从部分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的“抗日小说”中，其中一种创作趋向就是力图实现小说的纪实性和文献作用。这类小说以更为广阔的视野从政治、军事、社会等全方位的角度的去描写抗日战争，产生了一批鸿篇巨制。其中值得注意的作品有《长城万里图》、《战争和人》等。
    《长城万里图》以史诗笔法全景式的展现了20世纪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历史过程。这部小说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历史背景，围绕中国抗日战争，描述了当时国际社会、国内政治军事纷繁复杂的斗争。小说以“战争/政治”为主要叙述框架展现了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
    《新战争与和平》也是一部以史诗的笔法展现抗日战争的作品。这部小说采用编年体的形式描绘了从“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的全景。其间重要的历史事件如淞沪会战、何梅协定、台儿庄大捷、西安事变、南京大屠杀等等都在小说中得到了正面的描绘。
    《战争和人》则以国统区的生活为主要故事场景，以“战争/人”为基本叙述框架展现在战争状态中“人”的存在状态。小说描写了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中的野蛮行径，叙述了一段民族悲怆的历史。小说还描写了国民党高级军官童霜威及其家庭在战争中的经历和遭遇，试图表现战争与人之间的丰富和复杂的内容。
    战争作为一种人类历史现象，它总和人性、伦理、道德有着深刻的联系，折射出人类在一定时期中的多重境遇。“抗日小说”的另一种写作趋向就是以战争为小说故事的内容，旨在探索和揭示在战争状态中人性本质的表现和嬗变。
    如《魔界》讲述的是一个家破人亡的土匪头子，专门袭击日本女人和小孩的故事。这部作品一方面展现了日本侵略军“三光政策”的野蛮和残忍，另一方面试图揭示战争对人性和道德所带来的戕害。对人性和历史的探索与思考使得新时期以来的“抗日小说”突破了以往“抗日小说”以民族矛盾、爱国主义为主题的基本框架，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来思考战争和人之间的关系。
    另有一部分“抗日小说”以战争为背景建构一个充满神秘力量的想象的世界。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作品是《红高粱》。这部小说描绘的是20世纪30、40年代生活在山东高密一群农民纯朴而又充满野性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与侵略者浴血奋战的“地方史”。小说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构建了一个想象的世界，试图发掘那些潜藏于民间社会的文化原动力。在这个世界中，正义与邪恶、情欲与暴力、野蛮与温情同时混杂在一起。在小说的叙述里，人们反抗侵略的动力并不来源于对民族、国家的自觉的意识，而是源于一种人性本能的冲动，人们最基本的生存底线。《红高粱》以普通人为主要人物，以一种民间立场和价值观来观照战争，以“家族记忆”来追溯和想象战争与历史，体现出对战争和历史的另一种理解和认知。

    从新时期以来“抗日小说”多元化的叙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抗日小说”的一些新的变化。“抗日小说”不仅仅寄托着作家们对抗日战争的想象，也包含着他们对战争的认识和感受。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抗日小说”与战争本身也已经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从而在多种视角上展开了对战争的想象与叙述。民族矛盾、民族意识、民族悲情以及战争本身不再是“抗日小说”最主要的诉求，而对历史、战争和人性的思考得却到了更为充分的展开。无论是力图对战争进行客观而全面的描述，还是以抗战为背景构建一个想象性的文学世界，这些文学实践充分体现了叙事和历史之间的微妙关系和丰富的可能性。也因此，文学想象和历史叙事之间展开了更为丰富和复杂的话语交往和话语实践。

结  语

    “抗日小说”在半个多世纪发展历程中，展现了现代中国特殊的历史遭遇和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伟大的历史行动。从个人到家族，再到民族、国家，“抗日小说”的多重叙事正是源于这种历史遭遇，展现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在战争中充满了痛苦的成长历程。在战争与小说之间，在历史与叙事之间，浓缩着这个国家与民族充满了悲情的历史记忆，凝结着这个国家和民族最基本的和最稳定的情感。
    “抗日小说”最初对于战争的记叙，再现了在战时状态下的历史图景，蕴涵着历史与叙事之间的共时性。在和平年代，“抗日小说”从对战争的史诗性描绘到进一步展开对战争的反思，包含着历史与叙事之间更为丰富的可能性，体现出我们的时代精神、美学理想、价值诉求，以及对历史和人性的探索、感受和认知。可以说，无论是作为历史叙事还是作为文学想象的方式，“抗日小说”已经成为我们民族认同最为重要的价值根据和基础。中国文学在未来的叙事中，还将继续对这一基础进行多层次的想象、建构与书写。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抗日小说”的历史性回顾，有助于我们更深层地理解历史与叙事、想象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探究历史、战争和人性的内蕴和奥秘，有助于我们理解个人、社会、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关系。在现时代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抗日小说”有助于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对于民族情感、文化身份和国家认同的需要。

2005年6月于北京

主要参考文献：

1.刘增杰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中、下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

2.吴野、文天行主编：《大后方文学史》，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3.艾芜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三编·小说》（第一、二、三、四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4.秦贤次编著：《抗战时期文学史料》，台北：文讯月刊杂志社，1987年版。

5.文天行、王大明、廖全京编：《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资料汇编》，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6.陈颖：《中国战争小说的世纪回眸》，载《北方论丛》2002年第2期。

7.林凌：《论九十年代抗战小说》，载《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8. 郭志刚：《论三四十年代的抗战小说》，载《文学评论》199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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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阿瑞夫·德里克认为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讲，存在着这样两种现代性：“一种现代性是霸权主义的现实，另一种现代性则是一项解放事业。”本文认为，20世纪中国的抗日战争即是在反抗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寻求民族自我解放的现代性事业。参见阿瑞夫·德里克：《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邓正来译，见萧延中主编：《在历史的天平上》，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页。
[②] 关于中日之间的战争的小说记叙，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出现，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洪兴全的《中东大战演义》（1900年香港中华印务总局版）。参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第25页。
[③] 萧红：《生死场》，见《萧红小说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45页。
[④] 萧红：《生死场》，见《萧红小说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72页。
[⑤]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原载1938年4月1日《文艺月刊》第九期。参见文天行、王大明、廖全京编：《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资料汇编》，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2页。
[⑥] 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原载1938年5月21日《解放》第39期，见刘增杰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21页
[⑦] 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原载1938年5月21日《解放》第39期，见刘增杰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20页。
[⑧] 有关《青春之歌》和知识分子的“成长”的论述，可参阅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9－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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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