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的诗歌

　　我以为，一切文学都是从诗开始的。我和玛丽亚·儿玉研究过盎格鲁—撤克逊文学。我知道，在五百年间，撤克逊人没有写出散文。但是他们留下了令人赞叹的史诗和挽歌。斯文森有一篇阐述文学技巧的文章。他说，诗歌只要做到格律的就够了，譬如最简单的韵律，谣曲和民间歌手采用的八音体。一旦有了这种统一，只要加以重复，诗就产生了。与此相反，散文就不同了。散文是诗歌最复杂、最高的表现形式。马梅曾说：“当你注意文风的时候，你就是在作诗。”散文是诗歌高的、也是最困难的形式。因为诗歌只要有统一的韵律并重复就成其为诗。相反的，散文必须有轻微的变化，它的整体感必以悦耳的形式出现。至于诗的源头，我认为最古老的形式是宇宙起源的传说，是说，是关于世界起源的寓言，或史诗，就是说，诗歌可以像维吉尔说的那样：“我歌唱武器和人。”不过，还有其他比战争更令人愉快的主题。但是根据诗歌史，诗歌好像总是始于神话、始于颂扬英雄和武士，但这是一个错误，因为还有千千万万个别的主题。

　　从人所共知的事物到诗歌

　　表现那种从前没有人表现过的人所共知的事物，是我的运气。我想提醒大家注意，那种人所共知的事物是这样的——个事实：一个人到达某个年龄或尽管还没有到达某个年龄，但有些事情他是最后一次说，或者最后一次做。就是说，我们在不断告别，每个行为都可能是最后一次。我对我的未来一无所知。可能这是我最后一次在贝尔格拉诺街发表如此规格的讲话。对此，我不清楚。但是对朋友们来说，谁能知道我们已在街上和谁永别呢?就是说，我们在不断地做的可能是生离死别之类的事，可能是最后一次。我这样想，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这是一种很普通的观察，谁也不能否认。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人把它当作主题来写。倘若我了解文学的全部历史，我就能找到许多表现这一主题的诗。但是至今我没有找到。那首诗我写了两次。第一次写得很短，我署了名——此诗假托是一位我想是叫普拉特罗·哈埃多的想象中的蒙得维的亚诗人所作，只有五六行。但是过了几年后，我意识到那五六行还不够，而且那个主题又来找我了，于是我写了那首最好的、也许是我唯一的一首诗《界限》。现在我还记得这两行：“无论白色的乐声还是黄色的月亮／都将看不见你走下那眼泉水”。我想是这样的，对吗?

　　比喻

　　很幸运，现在我不属于任何极端主义。那是对卢贡内斯在《感伤的月历»中表现的美学的一种既幼稚又过时的模仿。我如今却认为这显然是个错误，因为，比如说日本的诗，就没有比喻，只有对照。一个人记得那么多诗都没有比喻，但是它们是诗。例如，“现在你看到，法维奥，啊，痛苦／这些荒凉的田野，枯萎的丘陵峡谷／曾经是著名的古意大利。”毫无疑问，这是诗，但没有比喻。现在，很清楚，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你说的一切都有诗意，因为正如爱默生所说，语言是成为化石的诗。这是一个比喻。但是我认为，不必把一种东西比作另一种东西也可以写出诗意来。如果我们用比喻，就会把一种东西变成另一种东西，这可能会是不真实的。但是我认为，我已经找到这样一个结论了(我不止一次阐述过)：唯一有价值的比喻是人所共知的事物。比如说，不想到河流就很难想象时间；不想到梦，就不可能想象人生；不想到安眠就不能想象死亡。例如，《圣经》中说：“某某和父母一起安眠了。”我们立刻明白，他和父母一样死了。关于人生如梦的观念，是个非常普遍的观念，人们重复过不知多少次了。人们为什么重复呢?因为人生确实如梦。相反的，寻找一种新的比喻，却有一味语不惊人死不休之嫌。我认为卢贡内斯的错误就是在《感伤的月历》中为月亮用了太多的比喻。我写过一首表现月亮的诗。从诗中我得出了这个非常普通、非常平常的结论：指称月亮的唯一方式是它的名字，即月亮。我还有一首稍微长一些的写月亮的诗。但是关于比喻，我认为不是最根本的。我觉得，如果进行暗示，会更有力量。例如，刚才我提到了吉卜林，在此我还要提到他的这行诗或者他引证的某个印度人的诗：“倘若没有人告诉我这是爱情／我一定会认为它是一把利剑”。现在这种说法不会产生了。对印度人来说，这是诗。但是它不是想把爱情说成利剑，而是仅仅指出这一事实：爱情可能跟利剑一样可怕。重要的是它的句子形式：“如果没有人告诉我这是爱情，我一定会认为是一把利剑”。就是说，在这里，韵律、形式、句法，是最重要的。我相信，如果说诗中有某种基本的东西的话，那就是韵律。佩特讲过，一切艺术都追求有音乐性。诗歌的情况是很独特的。因为我们运用了韵律和音乐，但是同时，如果这种韵律用一种我们不熟悉的语言构成，那就谈不上诗了。所以，在诗歌中至少有两个要素：一个是听觉要素，另一个是无法估量的要素即每个词语的气氛。它能让我们感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