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诺雷·德·巴尔扎克(1799一1850)是法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伟大的代表。他的《人间喜剧》继承并发展了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现实主义传统，开创了一代新风，把欧洲现实主义文艺推上了光辉的顶峰，并对世界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生平与创作

    巴尔扎克于1799年5月20日出生于杜尔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原是一个农民，在1789年法国革命和以后几次拿破仑战争中，由于善于经营，成为富裕的资产者，后来还参加政治活动，成为巴黎市的参议员。巴尔扎克的少年时代是在拿破仑时期度过的。家庭拥护拿破仑、倾向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态度，热衷于发财，攀附贵族的封建意识，对巴尔扎克的思想有一定影响。父母对他很不关心，八岁时他被送进旺多姆教会寄宿学校学习。旺多姆小学保留着宗教的、封建的教育制度。巴尔扎克天性奔放，举止无状，往往受到教士的惩罚。在这里，巴尔扎克从图书馆员处，借来许多有关神学、历史、哲学、文学与科学书籍苦读。后来在他的自传体小说《路易·朗倍尔》中说：“在那里，真是度日如年！我感到只是一片空虚！"“唯有读书才能保持我们头脑的活力。要不是能够从图书馆弄到书，这种教育制度早就把我们的生命摧残殆尽了。"六年的小学教育，既养成了他的独立学习能力和坚强不屈的性格，也摧残了他的身体，得了神经衰弱。1813年8月，他中止了学习。1814年3月，英、俄，普联军攻占了巴黎，法国波旁王朝的代表路易十八在敌军刺刀的保护下登上了皇帝宝座。巴尔扎克一家在这一年到了巴黎。1816年巴尔扎克中学毕业后，便按父亲的意愿进大学学习法律，同时，旁听文学课和哲学课，还在律师事务所当文书。这时，正是王政复辟时期。他在律师事务所里看到巴黎社会的腐败和黑暗，获得了书本上没有的社会知识，也积累了丰富的法律知识。

    1819至1829年是巴尔扎克在文学上进行探索的时期，也是他进一步认识生活、研究社会的时期。巴尔扎克毕业后，他选择了当作家的道路。经过多次争吵，父母只得让步。父亲和他订立了“合同"：每月供应他120法郎的生活费，两年为期。这样，巴尔扎克孤身一人住在母亲为他租赁的五层阁楼之中，在孤独和清贫中开始写他的处女作《克伦威尔》。这是一部浪漫主义的五幕诗体悲剧，1820年写成，结果失败。家庭停止供给他生活费，但是他不向家庭妥协，开始靠写小说谋生。１８２１至１８２５年间，巴尔扎克为了能在经济上独立，只得迎合社会风气，用化名写了大量情节离奇的浪漫主义小说。这些充斥着妖魔鬼怪、美女、强盗，情节离奇怪诞的小说，多半是出于商业目的而写的，艺术价值不高。因此，成名后的巴尔扎克拒绝承认这些作品出自他的笔下，宣称只有署有他真实名字的才是他的作品。在这些早期作品中包含了他后来小说的雏形，比如，《安内特和罪犯》（后改名《海盗阿尔戈》），直接促成了《欧也妮·葛朗台》、《乡村教士》等小说的创作。小说《一个金黄头发的女人》中的基本情节，与《乡村医生》十分相似。《沃恩·克洛尔》中表现的思想意蕴，在《幽谷百合》中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人间喜剧》中多部作品的主要人物，都可以在这段时期的作品中找到他们的原始面貌。通过这些练笔，巴尔扎克在文学领域积累了创作经验。巴尔扎克性喜奢华，渴望发财致富，写作不能使他摆脱对家庭的经济依附，更无法满足他的物质欲望，为了摆脱经济上的窘境，他涉足商业领域，经营出版业、铸造业，开办印刷厂，这一系列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巴尔扎克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他一生都没有摆脱高利贷者的纠缠。从此债台高筑，拖累终身。在整个经商过程中，他忍受过高利贷者的重利盘剥，遭受过同行业者的阴谋暗算，体验过了签定合同时的欺诈权术，也陷入了破产后财物清算时的狼狈境地，所有这些为他以后写作《人间喜剧》奠定了深厚的生活基础。经商的失败，使他又回到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来，雄心勃勃地要在文学领域内干拿破仑式的事业。一八二九年，他第一次以巴尔扎克的名字发表长篇小说《舒昂党人》。这是一部历史小说，写共和政府期间保皇党人在布列塔尼煽动农民叛乱，共和国军队镇压叛乱的故事，反映十九世纪初法国重大的历史事件，明显地表现出拥护共和、肯定镇压贵族叛乱的反封建倾向。在创作方法上，小说运用了现实主义方法，标志巴尔扎克的创作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从此，他进入《入间喜剧》的创作阶段，初步奠定了他在文学界的地位。巴尔扎克是在中国享有崇高声誉的外国作家之一。

    此后20年里，他笔耕不缀，创作了近百部小说和少量剧本。1850年4月，他与通信多年的波兰女贵族韩斯卡夫人结婚，同年8月18日，因心脏病在巴黎去世。

2.思想观念

    巴尔扎克的思想十分复杂，充满了矛盾，这都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反映到他的作品中。

    在哲学观念上，他基本上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认为思维是对存在的反映，符合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本原则。他意识到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并对事物的普遍联系以及事物的多样性与统一性都有一些精辟的见解。他看到社会的发展变化，看到环境对人的影响，这促使他的创作能够从现实出发，写出时代的变迁。但巴尔扎克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在信仰唯物论的同时，并不否定唯灵论，在他看来，“也许唯物论和唯灵论表达了同一事实的两个方面"。他看到事物的发展变化，却不能解释出根本原因，又陷入了不可知论。总体来说，巴尔扎克哲学思想停留在机械唯物论的水平。

     政治上，巴尔扎克站在中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金融资产阶级的统治。巴尔扎克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从小就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和价值观念的熏陶，他推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强调工商业发展的重要性，而且身体力行，兴办实业。虽然他的思想里掺杂着贵族意识及封建宗法观念，但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资产阶级思想。巴尔扎克的一生，经历了拿破仑革命、波旁王朝复辟以及金融资产阶级专制统治。1830年的七月革命，对巴尔扎克政治立场形成，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开始，他对革命寄予厚望，支持这场变革，但随之而来的七月王朝，使他的希望彻底落空。金融资产阶级占据了统治地位，把中小资产阶级排斥在政权之外。这些银行巨头，交易所大王“不靠生产而靠巧骗他人财富来致富的"，因此，“这个制度经常不断地威胁和损害商业、工业、农业、航业以及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金融资产阶级对中小资产者的强取豪夺，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出于对金融资产阶级的强烈反感，巴尔扎克向贵族靠拢。从法国历史上看，新兴资产阶级得到过王权的保护，既使在波旁王朝复辟期间，路易十八仍推行保护生产、开发贸易的国策，维护了中小资产者的利益，中小资产阶级与王公贵族的矛盾，远不如同金融资产阶级那般尖锐。面临共同的敌人──金融资产阶级，贵族与中小资产阶级有了联合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贵族迅速资产阶级化了，贵族虽然保留着爵位封号，本质已发生了变化。在保皇派中，无论代表大地主阶级利益的正统派，还是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奥尔良派，从本质上说，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党派。正是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巴尔扎克的阶级立场，决定了巴尔扎克加入保皇党，成为正统派的一员。

    加入正统派，表现了巴尔扎克思想的双重性。一方面，他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立场，对七月王朝政治、经济、思想道德等领域进行批判，具有进步性；另一方面，他的贵族意识和宗法观念，使他对日趋没落的贵族阶级充满同情，对宗法社会十分迷恋，又显示出其保守的一面。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唯利是图本质的揭示是伟大的，但他批判的武器又是陈旧的。

    参加保皇党的巴尔扎克，并没有放弃他的中小资产阶级立场。他的政治观点与保皇党的存在着距离，他的小说《乡村医生》、《幽谷百合》都受到了保皇党的指责，他也公开批评正统派的狭隘、保守（《论保王党状况》）。当1832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人行动起来时，巴尔扎克用赞赏的笔调描绘这些保皇派的死对头。巴尔扎克始终与保皇党貌合神离。

    巴尔扎克的理想政体是君主立宪制，他把英国作为楷模，认为国家应该在强有力的君主领导下，通过兴办各种实业，推动商业繁荣，改善人们的生活，促进社会和谐友爱，最终实现社会的进步。针对金融资产阶级的寡头政治，他提出"中间阶级"亦即中小资产阶级，应成为政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不相信群众的管理能力，把人民大众排斥在外。他也对选举制度颇有异议，在他看来，"选举如果普及到各个阶层去的话，就会给我们一个由群众统治的政府，这是唯一不负责任的政府"。这反映了巴尔扎克的阶级局限性。

    在宗教问题上，巴尔克夸大宗教的作用，把它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因素。他宣称："我在两种永恒真理的照耀下写作，那就是宗教和君主政体。"他把宗教思想作为抑制社会道德堕落的药剂，开给上流社会；同时，又把它作为消解阶级矛盾，缓和人们不满情绪的手段，施于下层民众。巴尔扎克并不相信罗马教会，也不是一个正统的教徒，他之所以鼓吹宗教信仰，是因为他看到了社会上诸多无法克服的弊端，而又找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在他看来，"宗教感情是唯一能制驭精神的叛逆，野心的算计和形形色色贪婪的"。"宗教"是一切社会里，把恶的数量减少，把善的数量增加的唯一手段"。为此，他塑造了一系列虔诚的教徒，竭力渲染他们的善行与美德，表现他们人格的感召力，藉此改变日益堕落的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