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先生的小说，读了，又都忘了。除了某短篇描写一只煤球炉停在弄堂口兀自冒烟，活灵活现，还有《倾城之恋》里旅馆床上的那枚电话，主角不挂，也不听……但究竟怎么回事，也忘了。

不是她写得不好，是我记性不好。

《色·戒》读了好几遍，全记得。同二战前最好的英美短篇比，照样精品。多少描写革命的文字都不曾提供革命的细节，或者说，动作的细节。譬如暗杀，是枪抵在胸口，很近地扣扳机。张爱玲哪里干过这种事呢。干过的，要么不读小说，要么不懂文学(辛弃疾亲自动手，真杀过人)。

后来回上海每经过平安电影院，就会想到曾有位民国女子在此地失风被捕，随即处决。小说里写她胸部很丰满，党内(国民党)派她扮作汉奸的情妇，伺机下手(真浪漫)，临阵动了不该动的情(真的浪漫)，为情夫所杀。平安电影院1949年后不曾易名，还在，幼时去那一带奔跑玩耍总有千次吧，上海人谁晓得她?“我党”是不会追认她为烈士的——我看小说，好的小说，一律当它真有这么一回事，有过这么一个人。

我喜欢张爱玲的散文。《道路以目》，题就起得好。写戒严封锁，路人拦在街边，忽而两个便衣从中捕走一人，动作、背影瞧过去“熟狎而自然”。《更衣记》也好。现在中国人穿成这样，该由张爱玲来说说。有些话题，换个人就说不像样的，意思对不对，另一回事。

1995年我在台北办画展，某日在中正纪念堂广场走累了，想就石阶上一份路人遗弃的当天报纸垫坐歇息，待我躬身，一眼瞥见头版通栏报道张爱玲的死讯。

我就捡起来读，周围是吵闹的街头音乐与摊档叫卖声。此后，两岸三地连篇累牍议论这位“民国女子”，说长道短，自有那痛惜哀悼的，也有指她中年后的避不见人是因贫寒而要面子，总之，都动了一番感情，而就我零星读到的，都乏味，或起厌烦——英国有位诗人形容出版一本诗集是“向没有才能的人证明自己的才能”，我读追写张爱玲的绝大部分文字(包括传记)，只觉得众人是“在有才能的人面前证明自己没有才能”。

而且没有品性。

但凡是个人物而生前身后被议论纷纷的，情形大约如此——要晓得张爱玲，只有读胡兰成。并非她是他的妻。多少恩爱一世的男女晚岁追记亡夫亡妇，也是读来乏味，以至不堪；而胡兰成与张爱玲相处不过数年，其间，其后，胡兰成即另有爱人，不止一位，都在回忆中详细交代着。可是胡兰成说他一生只给四个人“敬一炷香”，其中唯张爱玲是女子：也并不因为她是他的妻，而是“爱玲开了我的聪明”。

是这样的：有才能的人，在有才能的人面前看见了自己的才能。

胡兰成，浙江人，曾任职汪伪政府高层，日本战败后隐匿浙西南一带，50年代初流亡东瀛，著长篇散文体回忆录《今生今世》。1981年客死日本，不知可有人通知张爱玲，其时，距他们分手已过去将近四十年。全本《今生今世》，目下在大陆还难觅得，其中写张爱玲的专章“民国女子”在国内发表过，当然，他的“知名度”远不及当今作家。偶遇知道他，读过他专章的，略表兴趣，读过全书的，多不以为然：或不见其才，或骂他风流自赏。说这话的，自然是“共和国女子”或大陆“作家”——80年代，我们忽然知道中国有过沈从文、张爱玲，弄得这二位早已封笔而当时尚且健在的人物譬如文学上的“出土文物”。

胡兰成晚岁写过十余种书，但他不是文学“家”。依我的偏见，他的书写、性情、器识，犹有胜沈先生张先生之处。在海峡两岸，他是至今尚未出土，或出了土也不宜谈论的人。（本文选自《多余的素材》 陈丹青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