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郎在《水浒传》之中是“懦弱”的代表,武家兄弟二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个景阳冈上打死虎显现出了勇猛,一个被人把帽子涂成了绿色显现出了懦弱…… 有趣的是武大郎在历史上真有此人,不过与历史相比,《水浒传》中的武大郎的形象上歪曲的太多,或者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两个人物。历史上的武大郎原名武植,清河县武家那村人。他生的身材高大,相貌不俗。与《水浒传》中描写的形象完全两样。他自幼父母双亡,与兄弟武松相依为命。他聪明好学,知识渊博。大比之年,高中状元,任山东阳谷县令。武植的昔日同窗黄堂名落孙山后,不幸家中又起了大火,便去找武植去借钱。他来到阳谷县一住半月,只是来的当天见了武植一面,便再也见不到了,因为武植一直忙于政务:兴修水利,让阳谷百姓顺利赶上播种时节。黄堂以为武植是故意避而不见,所以一气之下回了清河县。在路上,他为泄私愤,于路边道旁树上,墙上写了很多武植的坏话,如武大郎攀杠子——上下够不着……还画了很多讥讽武植形象的图画。 回到家中,只见一座新盖的房屋亮亮堂堂。黄堂一问妻子才知道,原来武植得知黄堂的遭遇后就派人送来银钱,并帮着盖好了房子。本想一切准备妥当后再告诉黄堂,可是……黄堂懊悔不已,急忙赶回阳谷县,把他一路所写所画的东西全部涂抹掉。谁知这些东西正好被施耐庵看到,并写进了他那部千古传诵的《水浒传》中,流传天下。所以,大家就看到了现在的武大郎。 武植的妻子潘氏金莲,是清河县黄金庄人氏,是一名大家闺秀。他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毅然嫁了家境贫寒的武植(当时武植还没有中状元)。然而经过施老先生的艺术加工,就变成了大家所熟知的潘金莲了。 1992年冬,武家那村武氏族人挖掘了武大郎古墓。墓穴呈圆井型结构,是座悬棺墓,未发现尚存遗物。为缅怀先祖,武氏族人又对武大郎墓修葺一新,并于1996年,筹资修建穿厅、展室、围墙、大门、甬道。在墓前修建碑楼,并撰写碑文如下: “武公讳植字田岭,童时谓大郎,暮年尊曰四老。公之夫人潘氏,名门淑媛。公先祖居晋阳郡,系殷武丁裔胄,后徙清河县孔宋庄(现名武家那)定居。公幼年殁父,与母相依,衣食难济。少时聪敏,崇文尚武尤喜诗书。中年举进士,官拜七品,兴利除弊,清廉公明,乡民聚万民伞敬之。然悠悠岁月,历历沧桑,名节无端诋毁,古墓横遭数劫,令良士贤妇饮恨九泉,痛惜斯哉。今修葺墓室,清源正名,告慰武公,以示后人。是为铭记焉。” 以上的材料很难考察它的真实性,只是觉得很多人会感叹武大郎还有如此光辉的形象。小说中的武大郎和历史真人有如此大的差距,可见作者在文学创作中的主观倾向性。 武大郎是在《水浒传》第24回“王婆贪贿说风情,郓哥不忿闹茶肆”一回出场的。小说中写道:“这武大郎身高不满五尺,面目生得狰狞,头脑可笑,清河县人见他生得短矮,起一个诨名叫‘三寸丁谷树皮’”。这是一个完全被丑化了的想象。把武大郎定位为一个“懦弱而守本分”的人。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武大惨遭毒害,我想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性格悲剧 首先武大郎是懦弱的。小说中处处可见他的懦弱之处:对自己的娇妻从来没有反抗,言听计从。面对妻子的责骂、侮辱,总是逆来顺受;在清河县居住时娇妻受到骚扰,武大郎选择的是搬到阳谷县紫石街居住;最让人不能忍受的是当得知潘金莲和西门庆有染,被西门庆踢伤时,懦弱的武大郎却劝说潘金莲“你救得活我,无事了,一笔都勾,并不记怀武二家来亦不提起”。武大郎大大方方很有绅士风度的接受了这顶绿帽子,懦弱程度可见一斑。当然我们也可以把他的这种言行理解成一种缓兵之计,等武松回来收拾这对奸夫淫妇。可是他能够这样想,那他还是武大郎么? 武大郎的懦弱还表现在他的没主见上,对妻子的言听计从、对武松的依靠和郓哥捉奸时的犹豫不绝都体现了武大郎的没主见。当从郓哥那得知奸情之后,武大郎道“我如今寄了担儿,便去捉奸,如何?”读到此处,我为武大郎叫了一生好,咱终于也做了回男人。可是令人寒心的是,武大郎听了郓哥的建议,还是等到了明天。虽然没有捉奸的经验,我觉得如果换做是我,我不会为了捉奸再给那一对狗男女在一起的机会。 其次,武大郎表现的值得称赞的是他的善良勤奋。但是我认为恰恰是武大郎的勤奋造成了他的悲剧。武大郎善良,以至于从来不怀疑妻子,看见妻子把门关上,把帘子拉下来就天真的认为妻子很乖很听话。孰不知潘小姐早从后门溜了。武大郎是勤奋,每天早出晚归的卖炊饼。应该是生意还算红火,不然他是养活不了潘金莲这个美娇娘的。但是正是这种勤奋造成了潘金莲的无所事事,胡思乱想。假如说潘金莲每天都干重活,休息的时间都没有,或者每天都跟武大郎出去卖炊饼,她哪还有时间去偷情啊。抑或是中午卖累了回家休息一会儿,也早就发现了奸情。有时候这种勤奋有点可笑。在捉奸时小说中写道:“郓哥说:‘早些个,你且去卖一遭了来。’武大云飞也去卖了一遭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