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春天大旱，直到阴历五月初三，才下了四指雨。初四那天，大家都抢着种地，二诸葛看了看历书，又掐指算了一下说：“今日不宜栽种。”初五日是端午，他历年就不在端午这天做什么，又不曾种；初六倒是个黄道吉日，可惜地干了，虽然勉强把他的四亩谷子种上了，却没有出够一半。
二诸葛这点事儿，自从被赵树理披露之后，曾被“新社会”的万千读者嘲笑了几十年。那么，为什么二诸葛“从来不在端午这天做什么”呢？可别以为人家二诸葛没文化，恰恰因为他太有文化了。
早在《礼记·月令》中就说到：五月里白昼最长，但是天地间阴气、阳气激烈斗争，生物半死半生，君子应该斋戒，禁绝一切情欲。也就是说，五月的时候，代表生命的阳气开始衰竭，代表死亡的阴气重新出现，并将逐渐强大。因此，
古人把五月看成是阴阳交替失和、阳消阴长、邪气丛生、有害于生命的“恶月”。这是后来端午节习俗集中在辟邪方面的最根本原因。 《史记》记载：孟尝君田文生于五月五日，他父亲田婴命令丢弃这个孩子，妻子却偷偷地把田文抚养成人。田婴发现后，大怒，田文跪问理由，田婴说：“五月出生的孩子，长得像门户那么高的时候，将不利其父母。”田文聪明地反击说：“把门户加高，不就行了吗？”虽然田文长大以后并未发生危害父母的事，但是，恶月不宜生子的思想却一直在民间流传，到汉代仍然盛行，如东汉应劭《风俗通》就认为：“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
陈连山在《中国节典》中指出，根据五月是恶月的观念，战国时代就已形成了一系列对策性风俗。古人认定五月五日出生的孩子会危及父母，因此要及早抛弃；五月五日的邪毒之气会危害身体健康，因此要采药煎服、沐浴兰汤、登高祓除。这些习俗虽然记录在不同的著作中，但是具有内在统一性，即
认为五月五日是个危险的日子，这个时间只适合祓除，不适合生产。这种避邪驱瘟的思想，正是端午起源的文化基础。
为了对付端午这枝“恶之花”，古人还发明了许多以毒攻毒的法子。汉代五月五日有一个特殊的官方礼仪，皇帝要求郡国召集百官，赏赐枭羹，也即猫头鹰汤。为什么要用猫头鹰做羹呢？《汉史》说：“以其恶鸟，故以此日食之。”恶日吃恶鸟，当然是一种以毒攻毒的巫术策略。
古人为了抵御端午时节的邪气，通常会悬挂、张贴一些避邪神像（如张天师、钟馗），或者各种符咒。把蝎子、蜈蚣、蛤蟆、蛇和蜘蛛等“五毒”图案用作驱邪灵符，目的也在以毒攻毒。
据《荆楚岁时记》的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五月的禁忌更多了，不能晒床席，也不能盖房子。在此基础上，各项辟邪除瘟的习俗都得到很大发展，内容几乎囊括了后来端午习俗的全部。其中包括端午节的名称、缠五彩丝、采集百药、制作艾人、艾虎、喝雄黄酒、吃角黍、龙舟竞渡，当然，还有解释节日习俗的屈原说、伍子胥说、曹娥说，等等。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理解了二诸葛“不宜栽种”的讲究，也知道了许仙为什么要在端午节这天逼着白娘子喝雄黄酒――他们正确地理解了端午的文化意义，却错误地把象征性的时间仪式落实到了具体的个人生活实践当中，结果反而扰乱了现实的生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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