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之相映成趣的是，自清代以来，清明节的文化意义常常被错误地理解为一个悲情的扫墓节，而在具体的实践中，人们却兴高采烈“借墓游春”，并没有把“悲”的要求落到实处。

    周作人在《山头的花木》中说到：在旧时代里，上坟时节顶高兴的是女人，其次是小孩。清明一到，妇女儿童欢天喜地，穿得漂漂亮亮去上坟，无形中构成一道亮丽的风景。乡下儿歌有云：“正月灯，二月鹞，三月上坟船里看姣姣。” 

    读者已经习惯了“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的凄清意象，突然从周作人的文章里冒出一批兴会飙举，乘风飘向春天的女姣姣，她们不像去哭坟，倒像去参加游园舞会，看着似乎有些别扭。

    那么，清明时节，我们到底该“欲断魂”呢？还是去“看姣姣”？

    扫墓是一种庄严的仪式，借以表达我们对先人的感谢和敬意。然而，清明时节，天气回暖，到处弥漫着勃勃生机，沐浴着和善的暖人春光，人们似乎更应该顺应天时，认真地享受这大自然的惠予。在春天的节日里做适合于春天的事，这才是清明时节各种户外活动最根本最原始的意义。人若不通此理，无异暴殄天物。白居易说得好，“风光烟火清明日，歌哭悲欢城市间”。清明扫墓，从礼宜悲，从天宜喜。也就是说，想哭就尽情地哭，想看姣姣就尽情地看。

    唐德宗时，清明假期已经多至7日，堪称唐代清明黄金周。节日活动除了扫墓，还有大量的游艺活动，诸如沐浴、踏青、蹴鞠、拔河、斗鸡、画蛋、荡秋千、放风筝等等。大凡人们能够想出来的游艺节目，无一不在清明盛演。正所谓“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

    清明的本质就是一个春天的节日。清明的和美欢乐景象从唐代一直沿续到明代。张岱《陶庵梦忆》说，清明这天，四面八方的居民和乡客，乃至曲中名妓，一切好事之徒，全都走向郊野走马放鹰，斗鸡蹴踘，劈阮弹筝。少年浪子竞逐相扑，孩子们追着风筝，老和尚忙着为人说因果，瞎子艺人立地说书。到了太阳落山的时候，那些平日紧闭闺门的宦门淑秀，这时也不避讳，把车上的幕帘掀开了，山花斜插，纷纷倦归，臻臻簇簇，竞相回城。

    到了清代末世，清明节的繁荣盛状逐渐式微。清末《燕京岁时记》云：“清明即寒食，又曰禁烟节，古人最重之，今人不为节，但儿童戴柳，祭扫坟茔而已。”许多古代的游艺习俗“自前明以来，此风久革，不复有半仙之戏矣”。1935年清明节，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率各界民众公祭黄陵，发出了中华民族“复兴之大谊”的呼声，遂将清明节确立为“民族扫墓节”。

    于是，文学家们舍弃了那些充满欢乐情调的清明诗词，单单拣出一首忧伤悲愤的“清明时节雨纷纷”反复咀嚼，要的恰恰是那种“欲断魂”的催情效果。杜牧的《清明》就这样被经典化了。

    面对繁花似锦的春天，国人却只能跪在黄帝墓前垂泣祈佑，不由得我们不感叹清明之欢乐、昌盛与否，实乃折射着国道之盛衰。难怪施爱东在《中国节典》中叹道：“弱国无清明”，并且预言，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日渐崛起，春天的欢乐景象也必将重新成为清明文化的主流色彩。

    时间的善恶全由文化赋予，节俗对策象由心生。节日观念与节日风俗的历史变迁，折射着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心理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