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雨的云七十年感怀短文500篇》
第419篇  刘胡子来了
                                
     “刘胡子”是个好人，真的是个好人。当年他是我们公社《五七大军》下放干部的总头头。下放前属副处级，去公社后是公社委员。

    叫他“刘胡子”其实他并没有多少胡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年代懒得打理，不修边幅任由着胡子自己长，于是脸颊一片青黑，如此而已。那年代的人大多不太修边幅，尤其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候，更没什么好讲究的。

    他穿着马虎，常年和泥巴打交道，不马虎还不行呢。“刘胡子”常用细绳子把裤脚管扎起来，活脱一个农民形象，如果上舞台扮演农民，都不用涂脂抹粉换服装了。冬天还在棉衣外扎一根绳子，比农民还要像农民。

    没有谁叫过他刘胡子，我也没有这样叫过。这名字是我为儿子而想出来的。亲切一些的称呼他老刘，疏远一些的则叫他老刘同志或者刘同志，下放知青大多数是尊称他刘主任。

    一次刘主任下基层，关心关心大家，问问有些什么困难没有。我儿子那时才三岁，看见他个头高大又是乌黑的半脸胡子，怕得赶快躲进厨房不敢出来。

    后来儿子如果不听话，贪玩、不肯好好吃饭睡觉，我便用“刘胡子来了，刘胡子来了”吓他，连一起下放的邻居也常常“刘胡子来了，刘胡子来了”的。儿子问那是谁，我说是桃花涧，就是那个云雾茫茫高山上的，他专门抓不听话的孩子去那里。

    给他一个不甚温文尔雅的名字实在不该。因为不是一个系统，回城以后几十年没有见过，听说早去了西方极乐世界。在这里且对着空中说一声：老刘同志，对不起了！

    一次我去公社办事。因为打算长期落户当农民，医疗关系转去了。看病需要经过公社会计盖章。公社会计很看不惯下放干部，爱理不理、拖拖拉拉，盖一次章很困难，总是说没时间。

    会计高高瘦瘦，是那种麻杆褪，两只胳膊上戴的黑色袖套已经发光，还箍得紧紧的，给人的感觉是一天到晚都在干活，其实他打哈哈的时间有的是。

    一次俩年轻人来公社办结婚证，新娘提着一竹篮子香烟、瓜子、花生、水果糖往他办公桌上倒成一大堆，说了一句：各位领导，请大家抽喜烟、吃喜糖。

    会计一吆喝，旁边办公室的人全来了，有的抢喜烟，有的抓喜糖，有的捧一大捧喜花生和喜瓜子。然后会计便一边吐着一个个烟圈，一边热情的问起新娘子来，比如：你爱他吗，爱他什么呀，什么时候恋爱的，怎么恋爱的，要新娘子一个个问题回答，羞得新娘子一脸通红。

    我去盖章他却是非常冷淡，不搭不理。从家里来这里要走一个多小时山路，看完病又要走一个多小时路，心里好不高兴便发了牢骚。不料他骂了起来：“臭老九，你们是来改造的！”我忍不住和他吵起来，正好公社书记来了，使了眼色，会计才赶快给我盖了章。以前印象里的农民都是善良、心地好、老实巴交的，这时候才知道农民里也有另类。

    后来知道我吵架的那天，我们的头头，就是那位五七办主任当时就在隔壁，听见吵架的声音才赶紧脚底抹猪油、溜之大吉。看病名正言顺，钱是上面拨下来的又不要公社出。刘胡子当时完全可以过来帮我说一句，可是他没有。

    也许是不敢，虽然他是《五七》办主任又是公社委员，到底还是下放人员，大概怕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这就叫做虎落平阳被犬欺，龙离深渊任虾戏吧。

    副处级相当于副县长，在公社会计的面前居然不敢吭声，怕得罪。听说他在公社开会时从来是轻声细语，丝毫没有官架子。

    不过他对下放人员倒不这般懦弱黏糊、轻声细语，常常相当严厉还粗声粗气。至少每次集中办学习班，他做报告的嗓门高声朗朗，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有滋有味，什么政治挂帅、人的因素第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滚瓜烂熟，不愧是副处级。

    一位女下放干部请假去上海探亲，回来晚了他居然通知扣工资。发给下放干部的办公费，他明令规定只许买纸笔文具或者农具，比如只许买尿桶不许买水桶。还听说一次公社会计反映下放干部看病自己点药，要这个抗生素那个抗生素，他就批评：太不像话了嘛，又不是馆子店里点菜。

    他是北方人，个头高大，脸上黝黑，劳动表现很好，为了带动五七大军好好干，建水库时他总是走在前头，挑土比别人挑得多，跑得快，还吆喝大家唱歌，说一边唱歌一边劳动才不累。

    他发起过一次吃“忆苦饭”，办“学习班”的日子里，中午吃饭不要钱，汤汤水水的在肚子里咕嘟咕嘟直叫，幸好仅仅是学习文件不要劳动，要不然哪里吃得消。      

    据说他在机关里是非常有魄力的干部，到农村才变得窝窝囊囊。在城里他有一句很自豪的习惯用语：“我是放牛娃！”这句话在城市是重要的政治资本，这里放牛娃算什么，农村孩子时几乎都放过牛，连女孩也骑上牛背呢，在这里他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了。现在是“我是大学毕业”“我是名牌大学研究生”，或者“我从部队出来的”才吃香，历史的差异多么大啊。

    他连续去我家几次后儿子也就不怕他了，他削过一支木头手枪给我儿子，从此儿子总是“刘伯伯刘伯伯|的叫他。还告状说我叫他刘胡子，说他是桃花涧来抓不听话的孩子的。还告状说，我要他叫地主婆做婆婆。“刘胡子”哦了一句，笑着说：“你爸爸这样立场不清呵，告得好，我就是专门管你爸爸他们这些下放干部的。”

    自从毛主席号召“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便全国各地轰轰烈烈、红旗招展，一辆辆汽车载着千千万万的五七大军，沿公路盘桓，如同一条条长蛇阵，沿着山路盘旋而进。欢送的和迎接的鞭炮声、锣鼓声绵绵不断。

     有人去了一年，有人去了两年、三年、四年。不知道别人是不是觉得那里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没怎么觉得，除学会一些农活与生活知识，能够自掌锅碗瓢盆勺，自己喝水自己挑，自己吃菜自己栽之外，似乎没有学到什么。

    毛主席指的是学习贫下中农的思想感情、阶级立场，可是私下里他们并不怎么恨地主富农，还悄悄的说地主富农的好话呢。

    再说一次“刘胡子”是个好人。他真的是好人，要不然我儿子后来就不会不再怕他，反而对他那么热情，看见时总是“刘伯伯刘伯伯”的，一次留刘伯伯吃饭还特地从碗柜取出油炸花生米要他吃，说花生是他和爸爸一起载的，他还撒了尿在上面。

    “刘胡子”是个好人，他对下放干部严格，他软弱，不敢在公社会计面前多话都是不得已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