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前苏联迅速利用了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获得的舆论支持,把任何对己不利的证据统统与希特勒的恶意污蔑联系在一起。在一时无法确切得知真相的情况下,纳粹以往犯下的罪行,倒是比什么都具说服力。由此,“卡廷惨案”似乎已经有了公论,而真相也随之被深深掩藏起来。
2010年4月10日,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及众多官员和各界知名人士,在斯摩棱斯克附近飞机失事身亡。这个最高规格的波兰代表团是准备参加在斯摩棱斯克市郊举行的“卡廷惨案”七十周年纪念活动的。人们震惊之余,都想知道什么是“卡廷惨案”,为什么能在这么长时间后仍对波兰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这要从1939年9月那个凄风苦雨的岁月说起。
1939年9月17日,苏联继德国之后侵入波兰、仅十多天时间就达到了消灭波兰,占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的既定目标。伴随在波兰的军事行动而来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处理近二十五万人的波兰战俘。苏联为接纳战俘在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设立了八个关押营,并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下组建一个专门负责战俘事务的机构——战俘管理局。但刚刚设立的战俘营一时难以接收和妥善安置数量庞大的波兰战俘,如旧别尔斯克战俘营计划接收8000人,到10月14日已有7045人,11月16日达11262人。
战俘营的居住环境和饮食条件急速恶化。科泽利斯克营内的许多建筑物“呈半损毁状态,窗户上没有玻璃,房顶漏水,连通铺都无法架设”,就是这样的住房也只能安排一半战俘,另一部分战俘或睡在夏季帐篷,或被安置在猪圈。尤赫诺夫营的许多战俘不得不在3℃~7℃的气温下,“住在凉台上、马厩里、窝棚里”,甚至“许多人连一个坐的地方都很难找到”。
随着军事行动的结束,如何处置大量波兰战俘需要苏联领导人立即作出决定。10月1日,一个由中央书记日丹诺夫牵头的委员会讨论了战俘问题。之后他们向斯大林建议对战俘进行分类处理,方案把战俘分成六类,并作出不同处理:对居住在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的乌克兰族、白俄罗斯族及其他民族的士兵战俘,予以遣散回家;留下25000名战俘修筑公路;故乡被划归德国的波兰领土上的士兵战俘暂时单独关押,待与德国人谈判解决了他们的遣送问题后再送其回家;为被俘军官建立单独战俘营,中校到将军的军官以及军政要员与其他军官分开关押;间谍人员、反间谍人员、宪兵、狱吏和警察单独关押等。随后两天之内,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做出了相关决议。
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决议中虽然没有道明是本着“阶级原则”对战俘进行分类的,但这一原则通过军衔上的区分得到了反映。在苏联的体制下,对特定社会群体进行分类和对人们的政治属性予以界定,往往首选使用“阶级原则”。在决定释放哪些战俘和不释放哪些战俘时,对苏联领导人更有意义的,不是军衔上的差别,而是阶级差别。在苏联领导人看来,继续关押那些“被征召来的农民”是不适宜的。到11月中旬,已有42400士兵战俘被遣返回家,他们成了一种特定的政治思维下的“幸运儿”。相反,那些被留下的军官和军政要员最终成了日后悲剧的主角。由此可见,对波兰战俘的最初处理,受到了苏联特定的社会政治观念的影响。这种政治观念决定了波兰战俘的命运,并造成了他们之间巨大的差别。
根据苏联当局的命令,被俘者中的将军、军官、军政要员、间谍人员、狱吏和警察等集中关押在指定的旧别尔斯克、科泽利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三个专门战俘营。1939年11月初,进行并很快完成了相应的调动。
旧别尔斯克和科泽利斯克营,关押的基本是波兰的原军官,他们的军衔从将军到上尉,军种也不同。另外还有一些军事技术人员如军医、教授,以及记者、画家和随军神父等。奥斯塔什科夫营主要关押着谍报人员、宪兵、狱吏、警察、地主、工厂主、定居者和难民等。1939年12月31日的统计表明,上述三个战俘营共关押15087人,到次年3月16日为14854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