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20世纪80年代为参照,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以下这些现象确实存在:90年代以后,历史的统一论述被打破,知识分子也在分化中逐渐减弱在历史主体位置上把握世界的能力。反映在文学上,则是“思想事件”的消退和大批文本“思想容量”的萎缩,作家在大的变局之中又缺少应对多元冲突的思想能力;市场经济侵蚀了作家的理想并诱惑作家放弃对人文和审美的追求;尽管我们坚持认为文学在位置趋向边缘化的同时价值并没有边缘化,但事实是文学对现实和社会精神生活的影响力已经减弱;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争落幕之后,文学内部失去了通过形式、审美创新的动力。我之所以说这是一些现象,是因为这些不同侧面的问题并不能拼贴成当下文学的全貌,甚至也不能由此轻而易举地洞察文学的真实处境,即便是从一个细微之处或者个案就可以举出与上列现象相反的例子。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些现象何以产生,作家应对的方式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局限并影响到文学的思想品质。
文学与现实疏离
20世纪以后,中国文学的创造力或者进步性,在若干关键时期,通常都是以“破”而“立”的。比如,以“新文学”对“旧文学”;放弃“新文学”的概念,以“当代文学”对“现代文学”;以“新时期文学”对“文革文学”。这几个历史阶段当然是质的变化,但思想生产的机制却有类似之处。作为“新时期文学”一部分的“八十年代文学”,是在对历史的清算、批判之中开启来路的。在这一工作基本完成以后,作家与历史构成的紧张关系相对缓解(无疑,如何讲述历史在今天依然是个问题),而如何处理现实问题则显得慌张、犹豫和无序。
我们已经习惯于在和某种对象的紧张关系中产生动力与思想,而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文学和现实的关系也由于作家的不同选择而变得多样化。文学与现实保持了部分的紧张关系,但已经不再像当年在整体上与历史构成紧张关系那样,我们便会在松弛、减弱或转换的那一部分,发现作家思想能力的丧失。在这样的变化中,用观察“八十年代文学”的视角和方法来判断90年代以来的文学显然有所错位。当文学的处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作家介入现实的方式、思想取向、价值判断等都有了不同的选择。笼统地说,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或者说文学的思想状况如何已经无济于事。
在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主体建立起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宏伟目标中,80年代的文学理想是:摆脱对政治的依附,文学回到自身;建立起人的主体性,确立“个人”的价值意义;实现文学的现代化,走向世界。这只是一个简单甚至偏颇的概述。到了90年代以后,这样的理想已经逐步展开,但是其结构似乎又与我们期待的不同,甚至是相反。90年代由文学知识分子发起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虽然无果而终,但反映了一部分坚持人文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对“历史进步”的警惕和忧思,而最终未能形成共识则足以表明知识分子道路的分化以及知识界、思想界已经出现无力解释现实问题的迹象。90年代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一个过渡时期,到了新世纪以后,文学与现实、世界疏离的问题差不多充分暴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