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缺失应对性“内在资源”

　　90年代以来的变化不是单一的，而是结构性的。因为，文学的处境和面临的问题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查尔斯·泰勒在《现代社会想象》一文指出，现代社会科学的头等问题就是现代性本身，而现代性是一次“大融合”现象，“‘现代性’指的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大融合（amalgam），包括全新的实践和各种制度形式（科学、技术、工业生产、城市化）、全新的生活方式（个人主义、世俗化、工具理性等）以及全新的烦恼（malaise）形式等（异化、无意义、迫在眉睫的社会分裂感等）”。尽管现代性任务在当代中国尚未完成，后现代主义又在其中纷扰，但查尔斯·泰勒所说的这种“大融合”所引发的问题，正是当下文学的处境与困扰所在。

　　从审美的角度，我们通常把转型时期的文化形态分成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在此，我们无法仔细区分和辨析这三者的特征和它们间的相互关系，但我们无疑已经意识到，随着文化形态的变化，传统的文化等级秩序随之改变，由于市场的建立和发育，消费文化已在很大范围内居于社会文化、审美的中心。尽管无法用一种文化形态排斥另一种文化形态，但如何避免文学审美价值的衰退和被挤压，确实是文学创作以及当代文化建设中面临的问题。在工具理性弥漫的生存困境中，在实现物质解放的道路上，文学如何成为自我实现、自我拯救的重要途径，已经成为文学中典型的“中国问题”之一。在这个多元共生的文学时代，文化以及文学的诸种观念、形态、特征都以“共时态”的形式并存着。

　　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发现作家缺少应对现实的“内在资源”。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一直没有丧失批判立场的作家与创作，虽然也取得了这样那样的成就，为什么文学的“思想状况”还不尽如人意，也很难产生“思想家”？对此，李欧梵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与文学的现代性及其问题》中有一段精彩的分析。他谈到了一些现代作家的“模糊性”特征：一方面，在公共场合拥有宏大的历史视野；另一方面，由于自身对现时的困惑和踌躇而缺乏一种持久的乐观主义，从而不同于狂热的意识形态主义者。“这种不确定的类型，为一种更主观的艺术表达模式提供了内在的资源。”或许，这正是当代作家思想容量偏小或者缺乏思想能力的重要原因。

　　王尧（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