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论二则

熊元义

人民性仍是当前文学的重要价值取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文学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有人对某些变化做了概括，认为在不少文学作品中，那种深厚的历史感、那种崇高的价值观消失了，而个人化的写作，个人的经验和内心感受，个人化的语言风格，甚至个人隐私和欲望则构成了作品的内容。这种变化导致当代文学越来越软弱无力，越来越边缘化，越来越卑微和琐碎。

绝大多数人对当代文学这种现象的出现痛心疾首，并对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做了深入的把握。有人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从“需求”到“欲望”的价值转型，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三次转型”，这次“转型”和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二次转型”是断裂的。他说：“欲望是人的本能欲求，当个体受到压抑的时候，人是不完整的，是异化的；但是如果一味让个体无限膨胀，则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如果说陈染、林白、海男等的‘私人写作’还着力表现与现实的对抗，那么卫慧、棉棉、九丹等人则在个体的支配与放纵中甘心降落到‘下半身写作’，身体与灵魂发生了‘断裂’，涌动着‘从肉身开始，到肉身结束’式的‘动物凶猛’，典型地表征着世纪之交的价值取向最终从受理性压抑时所追求的‘我需’变成了没有理性约束的‘我要’。”其实，这种“转型”是表面的，而这种变化的实质就是“对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认同、宣扬，对所谓‘成功人士’的仰慕与憧憬”。有人则否认这种断裂说，认为当代中国文学的“第三次转型”不过是当代中国文学的“第二次转型”的必然发展，是背离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所提出的一系列原则的结果。的确，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所提出的一系列原则遭到了一些人的全面消解和否定。列宁指出：“党的出版物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有人提倡写作事业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他认为寻找建立一种中国式的人文精神的前提是对于人的承认。如果真的致力于人文精神的寻找与建设，恐怕应该从承认人的存在做起。要求作家人人成为样板，其结果只能是消灭大部分作家。这是一种只承认人的存在而否认人的发展和超越的粗鄙存在观。这种粗鄙存在观反对虚无存在观否定多样的存在是正确的，但是它反对多样的存在见贤思齐，就不对了。这种粗鄙存在观在肯定某些作家的倾向时提出了躲避崇高论。所谓躲避崇高，就是回避价值判断，就是不歌颂真善美也不鞭挞假丑恶乃至不大承认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区别。这种倾向认为对于文学来说，写得好不好，不是一个文学的道德问题，而是怎么写的问题。甚至认为道德——不管是形而上还是形而下并不能构成审美的重要因素，或者说并不是文学艺术作品审美价值的决定性构成部分。不管是作品文本还是创作主体来说，道德品质的高低并不决定一部作品的艺术水准和艺术价值。恰恰是在道德终止的地方，美学产生了作用。显然，这是站不住脚的。普列汉诺夫指出，不管怎样，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一个多少有点艺术才能的人，只要具有我们时代的伟大的解放思想，他的力量就会大大地增强。只是必须使这些思想成为他的血肉，使得他正像一个艺术家那样把这些思想表达出来。“没有思想内容的艺术作品不可能有的。甚至连那些只重视形式而不关心内容的作家的作品，也还是运用这种或那种方式来表达某种思想的。”如果说不可能有完全没有思想内容的艺术作品，那也不是说任何思想都可以在艺术作品中表达出来。赖斯金说得非常好：一个少女可以歌唱她所失去的爱情，但是一个守财奴却不能歌唱他所失去的钱财。他还公正地指出：艺术作品的价值决定于它所表现的情绪的高度。他认为人有崇高的感情和卑下的感情。诗人不能歌唱卑下的感情。

早在19世纪，俄国伟大的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就深刻地划分了两种俄国文学。别林斯基在《给果戈理的一封信》中指出，我们这儿每一个拥有所谓自由倾向的人，纵然才能如何贫弱，都受到普遍的注意，那些诚意或非诚意地献身于正教、专制政治、国粹主义的伟大才能，声名迅速地在衰落。著名诗人普希金只写了两三首忠君的诗，穿上了宫廷侍从的制服，立刻就失去了人民的宠爱。因为当时俄国最重要最迫切的民族总是是：废除农奴制度，取消体刑，尽可能严格地至少把那些已有的法则付诸实施。而著名作家果戈理却出版了反动的《与友人书信选集》，凭着基督和教会之名，教导野蛮的地方榨取农民更多的血汗，更厉害地辱骂他们。果戈理“作为一个作家，尤其是作为一个人，降低了身价，这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吗？”当时，俄国另一个伟大的文学批语家杜勃罗留波夫进一步地发展了别林斯基的两条俄国文学道路的思想，并界定了它们各自的质地。这就是杜勃罗留波夫所提出的人民性问题。杜勃罗留波夫认为一种文学是没有人民性的文学，即“我们是为了少数突出的人，是为了为数不论多少总是不足道的小圈子的利益而行动，而写作的；因此我们通常的眼光就狭窄了，愿望就渺小了，一切见解和同情都带着局部的性质。即使他们所解释的题目是直接触到人民，是使他们感到兴味的，也并非从大公无私的观点，从人的观点，从人民的观点来解释，而一定是着眼于某一个派别，某一个阶级的局面利益。”这种没有人民性的文学是腐朽的、没有生命力的文学。一种文学是富有人民性的文学，它“渗透着人民的精神，体验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站在同一的水平，丢弃等级的一切偏见，丢弃脱离实际的学识等等，去感受人民所拥有的一切质朴的感情”。列宁指出：无产阶级的写作事业“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写作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列宁对无产阶级写作事业的要求可以说是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所提出的文学的人民性思想的进一步的发展。

当前，有人针对文学的党性和人民性有不一致的时候这种现象，提出所谓的民间立场。这种所谓的民间立场手，与庙堂立场相对，似乎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每个民族文化，都有一些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即使是不发达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被剥削劳动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每个民族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大多数还是黑帮的和教权派的），而且这不仅表现为一些‘成分’，而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因此，笼统说的‘民族文化’就是地主、神父、资产阶级的文化。”同样，民间立场既有可能与我们所说的文学的人民性一致，也有可能相反。因此，文学的人民性和这种所谓的民间立场不能划等号。因此，追求文学的人民性仍然是当前中国文学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

2005年2月12日星期六

拿来主义与文化输出

当前，中国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出现了巨大的逆差，中国优秀文化走向世界和外国文化涌入中国，在数量质量上都难成比例。为了扭转这种逆差，人们提出了中国文化输出问题。

这个问题的提出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对外开放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产物。

早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在反思中国现代文论进程时提出“失语症“，就是强烈渴望中国文化输出。曹顺庆说：“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其基本原因在于我们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林岗说，中国现代文论“只是借用他人的概念术语衣装演练了一场堂皇而缺乏神采的戏。”中国现代文论在国内的失语，必然会导致在国际上的失语。香港中文大学黄维梁说；“在当今的西方文论中，完全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20世纪是文评理论风起云涌的时代，各种主张和主义，争艳斗丽，却没有一种是中国的。”人们在反思中国现代文论发展中提出中国现代文论“失语“问题，就是认识到了现代文论在创造上比较欠缺。而人们用“失语症”这个概念概括中国文人缺乏创造力是欠准确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一种意识形态现象：“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起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在革命危机时代，我们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绝不是“失语”。

到了21世纪初期，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水平进一步的提高，人们认识到中国当代文化建设不仅要“引进来”，而且要“走出去”。因此，人们提出了中国文化输出的问题。王岳川说：“在最初的挪用套用之后，必须有自己的创造性输出，否则这个民族就会丧失真正的精神生命力。”“中国当代文化不能总是依赖别人，靠知识输血过日子，也要有自己的东西作为自己的文化精神生长点，藉此从中西文化交流的巨大逆差中走出来，真正开始自己的文化创生性，走向中西文化平等对话和文化输出。”

从1934年鲁迅提出拿来主义到当前我们提出文化输出，已经整整过去七十年了。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对外开放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拓展发展空间，增强发展后劲，不仅是对经济建设提出的要求，而且也适合文化建设。这就是说，我们的文化建设要坚持“拿来主义”与“文化输出”相结合。

中国当代文化建设从拿来主义到文化输出虽然是一个巨大转变，但是，我们的文化输出不能为输出而输出，而是应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正如我们拿来的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我们的文化输出也必须输出的是中国当代文化中对人类健康向上发展的有价值的东西。我们的文化输出应以我们的原创品为主，即能够代表中国的国家形象，代表中国人民的形象，代表中国民族文化的形象。过去，我们也有一些文化产品输出，我们也输出了不少优秀的文化产品，但是，不可否认，我们输出的有些文化产品却是迎合西方一些人的狭隘需要，贩卖的是一些中国文化的落后的、丑陋的东西。例如在美术界，某些前卫艺术家们按照西方某些人对以使作品所要求的“特有的政治倾向和艺术口味标准”，到处搜寻有关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符号、政治标示、领袖形象、解放军和人民警察，甚至包括普通中国人的形象，挖空心思加以丑化和漫画化，使其成为具有反讽、嘲弄、调侃、令人感到恶心与丑怪的特色。如将毛泽东同妓女画在一起，调侃地将毛泽东像画在花布上的《招手》；丑化解放军的《我爱麦当劳》；嘲弄和调侃地表现白毛女和杨白劳大吃麦当劳的《我爱麦当劳的系列》；别有用心地宣传一种崇美的殖民心态，象征人民币是敲骨吸髓的产物，用人民币、肋骨、血和玻璃组合成的装置作品《一个童话》等等。这种文化输出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形象，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形象，损害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形象。这是我们必须坚决反对的。

吕品田认为：“要彻底改变这种情形，最关键的是要增强国家和民族的综合实力。若想在文化交流中享有真正的平等，就必须首先铸一把‘利剑’。”陈履生也说：“如果我们的文化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为基础，那么，我们在文化交流中的‘逆差’就难以扭转。”这种唯经济论是很不正确的。马克思指出：“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绝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绝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马克思所指出的“在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一般发展的关系上”存在着不平衡现象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物质生产的高度发展非但不促进艺术的繁荣，反而阻滞和妨碍艺术的发展或造成艺术的堕落和畸变，如资本主义生产往往“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一种情况是经济落后、物质生产水平低下的国家特定历史时期内却由于各种复杂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原因，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繁荣和发展。这种艺术的繁荣和发展也会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结合自己的拿来就说过这样的话，“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它的力量，来改良社会。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索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显然，东欧优秀文化对中国的输入不是以国家的强大为基础。

因此，中国当代文化解决中外文化交流中存在的“逆差”现象，就必须在努力解决现存冲突的过程中大力创造有价值的文化产品。这样，中华民族才能在人类的健康向上的发展中做出自己应有的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