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一词典，字字皆辛苦

----记《日汉贸易词典》的曲折出版历程

李荣标

最近，我忙里偷闲，从茨城到东京，来到了阔别已久的东京神田神保町书店街。逛书店是我的最大爱好。到国内出差，每到一地，我首先去的是新华书店。每次从中国回日本，带得最多的也是书。神田书店街，是我20年前经常去的地方，后来因为工作繁忙，渐渐疏离。这次逛书店，和以前一样，我仍然先奔在中国人心目中最古老和最有名气的“东方书店”和“内山书店（与鲁迅有着渊源的书店）”，因为这两家书店都是专门销售中国书籍的老店。在这两个书店，我都看到了我编著的《日汉贸易词典》（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陈列在书架上，这使我又吃惊、又欣喜、又感慨万千，不由得使我想起了《日汉贸易词典》的曲折出版历程。

我是1979年4月到日本常驻的。因为我是搞国际贸易的，自然对贸易工具书格外注意。在赴日之前，我先找遍北京的各新华书店，到日本后，我又经常抽空去神田书店街。当时我深深感到，中日两国之间缺乏一本专业的日汉贸易词典。因为我没有买到这样一本词典。也算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当时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搞一本《日汉贸易词典》出来！

决心虽下，可我并不知道编写一本词典是多么的艰辛、多么的劳累，又是多么的费力不讨好，更没有想到会有马拉松似的出版历程！这个艰辛的出版历程，我本想在《日汉贸易词典》的前言中有个交代，但由于出版社的好意建议，只用“尔后，本词典因种种原因拖了下来”一句轻轻带过了。

《日汉贸易词典》的准备，我是在1979年４月到日本工作后就开始着手了，但真正动笔，则是在1981年３月回国述职以后。因为在此期间，我的一切业余时间都用于《旅日见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３月版）的写作了。

正如您所知道的，编词典需要有词条，一个单词（日语加中文）是一个词条。这些词条需要从有关书籍、文本合同以及可以找得到的一切资料中搜集整理出来，需要按日本50音的顺序排列。当时没有电脑，我碰到的第一大难题是将搜集整理出来的单词怎么办。您可别小看这个问题，当时急坏了我。为什么呢？你想啊，大量的单词如果写在一个本子上，不管是用圆珠笔还是用铅笔，都无法移动了。无法移动，就无法按日本50音排列，那成什么词典？这事儿当时还真难住了我。有一次我到商店去买圆珠笔芯，突然看到有人在买卷烟纸（那时北京香烟品种很少而且贵，不少人喜欢卷一根），就是那两指宽，五指长的粗糙纸条。我灵机一动，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吗？于是，我马上买了一大堆抱回宿舍，晚上和星期日（当时是六天工作制，哪有现在这么好周休两天的。所以现在我常常想我亏了多少休息日，看着现在人们两天连休心里常常不平衡。您看可不可笑？）就大干起来。当时我是“两地生活（我的前半生几乎全是在两地生活中度过的，不像现在，在城里买间房就可以从农村把家搬来，那时户口管得紧着哪）”，因为在休息日不能与夫人“卿卿我我”，于是我的精力和时间就给了卷烟纸。一个单词（日语加中文）写在一张卷烟纸上，就这样写呀写，从1983年写到1986年。三年的业余休息时间我都用上了。我当时没有星期天，没有晚上地干。您还别说，当时还真有一股牛劲儿，我认为我是外贸大学毕的业，又是日语专业，又是日本常驻过，大有“舍我其谁也”的一股暗念。就这样，我用三年时间折腾完四万余张卷烟纸，也就是四万多条单词。

下一步就是按日语50音顺序排列。您也别小瞧这工作，麻烦极了。四万多张纸条要先归到50音内，然后每个音的单词再以第二个字母继续按50音排列。您想想这工作量吧。有时满屋找一个单词，真让您头昏脑涨、两眼昏花。这需要费几个月的时间。等全部整理完，看着顺眼了，才能往稿纸上誊写。我的习惯是用复写纸誊写，一式两份。这一方法，帮了我大忙，这容我下面再详述，要不怎么说曲折呢。

誊写也要工夫，它可以让您手腕子酸疼，再加上腰酸腿疼，还有两眼冒金花，多少页我现在记不清了，但整整三大本儿，我是至今牢记的。按日本50音排列誊写好，还不能算词典全部完工。您想呀，您要是按日语汉字检索查找一个单词怎么办？您会说，查附录的日语汉字笔画索引呀。这“附录的日语汉字笔画索引”当时又苦坏了我。既然是日语汉字，首先就要将汉字按笔画排列。这就得将卷烟纸打乱从新组合。打乱后先要按笔画分类，然后每个笔画再按部首排列。这就要将卷烟纸一张张地捋来捋去，四万多张您捋捋看，正如北京话所说：“真够喝一壶的”！更令人头疼的是，这日语汉字的部首有几十个，每一个笔画中的汉字都要按几十个部首排列，这可比登华山、行蜀道难多了。我看着一张张卷烟纸发愣，感到手足无措。这23个笔画（全词典所有日语汉字共23个笔画），这每个笔画的几十个部首，这四万多张卷烟纸，我怎么办呢？有一次，我在翻其它词典时，看到有人将所胡汉字笔画归为“点、横、竖、撇”四类，我大喜过望，这大大减少我折腾卷烟纸的时间，我由衷地佩服和感谢这位提醒了我的作者。这样，我的《日汉贸易词典》的“日语汉字笔画索引”的每一个笔画就都按“点、横、竖、撇”四类方式去整理卷烟纸了。整理完了笔画索引，我才真正地舒了一口气。再将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贸易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长期贸易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海运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商标保护”以及《中日贸易大事记（正式出版时间：1949年—1998年）》一起誊写出来作为附录附后。这样，我用卷烟纸加时间加精力再加一股牛脾气韧劲儿，愣是完成了《日汉贸易词典》。那份高兴劲就甭提了。看着三大本稿纸，大有“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之感。

我立马儿给当时的北京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后改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去了信。我虽然和出版社同在北京，但我不愿直接拿稿子去出版社。为什么呢？你想呀，如果出版社当面拒绝出版，那我的脸往哪儿搁呀？基于这个原因，我所出版的《旅日见闻》、《日本技术纵横谈》、《世界最初事典》、《世界奇谈一千零一夜》等，都是这个套路，先去信投石问路，有门儿时再寄稿子。

且说，我寄给北京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的信，没多久就有了回信。寥寥数字而已：“来函悉。我社有兴趣，请带稿来出版社一述。”您可别小看这几个字儿，那意味着我的卷烟纸条儿要变成书了，我心中有数着哪！于是，我请了个假，提着我的三大本儿来到了出版社。

接待我的是出版社的一位负责人，他热情地鼓励了我，肯定了我的艰辛劳动，表示：“经出版社研究，同意出版。”让我把稿子放下，他们要指定一位责任编辑对稿子进行校对和修改，然后经出版社领导审查合格后出版。那年头儿，也不兴签什么出版合同，把稿子往出版社一放就算齐活儿。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嘛。您别笑，我上述在北京几家出版社出版的几本书，就从没有签过一份出版合同，也不知道出版合同是啥格式，也都出版了。

下面，我的《日汉贸易词典》开始了马拉松式的艰难的曲折的出版历程。

自从1986年6月我向出版社交稿后，听说出版社指定了一位责任编辑，是位教授级人物，我们称他为第一位编辑。在我知道了他的姓名和住址后，出于对教授的尊敬和崇拜，我带了礼物（当时也不讲送什么大礼，不过一瓶酒一点从日本带回去的洋货而已）去了他家，请他关照，希望在他的呵护下能早日出版。说来惭愧，这位教授，见面后才知道，是我同一大学的老师，不过因为他是教英语的，与我们学日语的没有来往不认识而已。教授见是同一校的，自然出语热情，我虽然怀疑他搞英语的是否精通日语，但仍是暗自高兴，以为天助我也。从那以后，我时有电话问询，均答正在校审。这一“校审”就是一年半，那已经到了1988年。我总是自己安慰自己：这是词典呀，“文章千古事”，非同小可，责编当然要慎重，也当然需要时间！大约是1988年7月吧，我壮着胆子给出版社去了一个电话，问问消息。这一问，就是一桶凉水浇头：“教授去了英国讲学了。”“什么时候回来？”“听说不回来了。”“那我的词典呢？”“因为没有责编，还放着哪。”“怎么办呢？”“等找到责编再通知你。”“什么时候找到责编？”“……”电话挂断了。您说，焦心不？

总这么搁着不是个办法呀。所以我过一段时间就给出版社打个电话问一问，回答总是在找责编，据说懂日语的责任编辑难找。说话1988年过去了，到了1989年，大约在2月吧，出版社通知我：责编找到了！我那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我们把他称为“第二责编”。按照以前的惯例，我自然又提些小礼物登门拜访第二责编。第二责编在接待我时是即热情又言辞激昂。他首先肯定我摆弄卷烟纸的不易，又大批第一位责编的不负责任，倒弄得我很不好意思。直为第一位责编的去英讲学不回辩护。据第二责编讲，他会全力以赴在最短时间内“搞定”。我放心了。回去后第一次睡了一个香甜的觉。以后又是隔一段时间问候一次（实际是催问进展），回答是“词典工作量大，要时间”。而且据说他自己还在著书。忙呀！编辑！我感慨着，也耐心地等待着。我总认为，编辑是为作者做嫁衣裳，给你费时间，费精力地修改、润色，完了稿费（尽管当时没几个钱）是你的，名声是你的。用现在的话说：心里能平衡吗？所以，您看有几个编辑不是在给别人编稿的同时，自己也在挑灯著书立说呀？因此我理解第二责编。

这一理解，就又过了一年多。在这期间，我的工作也有了很大的转折：1989年4月我又单身赴任到日本常驻了。转眼到了1991年。大约在夏天吧，我打电话到出版社，问我的词典如何了，因为我给第二责编的电话又打不通了，我总觉得哪点儿不对劲儿。出版社回答说：“他辞职了！”我的第二责编辞职了！我愣了半天才回过味儿来：“那我的书怎么办呢？”回答：“很抱歉，你的书稿也丢失了。你还有没有存稿？如果有存稿，请拿来，我们再找责编吧。”天哪！我的书稿也丢失了！我不敢怀疑书稿是被第二责编辞职时带走了，因为我没有证据。但我问为什么丢失，出版社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只说书稿一直放责编处，责编现在辞职了，书稿也找不到了。您可以想像我当时的心情，四个字：欲哭无泪！编审了四年多，稿子却编审丢了，啥时才能出版呢？一切都要从头来了。我想起了我的卷烟纸和用复写纸写的底稿。我打电话告诉家内，让家内找我保存的复写底稿。糟糕的是，因为这几年我也搬了两次家，卷烟纸和底稿也不全了。家内告诉我说，底稿是找出来了，但不全，大约是原稿的三分之二。我让马上送给出版社，我当时的想法是，先让出版社找责编审这三分之二，余下的我慢慢再补充吧。出版社在1991年7月13日收下了我的三分之二底稿。为什么这个日子我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出版社给我打了一张收据：“收到李荣标同志《日汉贸易词典》部分原稿”。这个收据，我一直保存至今，当做珍贵的纪念了，因为这是我和出版社书面联系的唯一纽带和证据。此外全部是电话和口头语言了。

稿子是送交了，又过了一年多，据说还没找到责编。我不知道为什么日语责编这么难找？我真恨不得扔下我所有工作自己当责编！在这期间，听说出版社也几经沧桑，组织机构和人事都有极大变动。值得庆幸和感谢的是，出版社对于我的《日汉贸易词典》一直没有否认，始终持负责和支持的态度。您别忘了，这是没有合同没有法律约束的事儿。新领导班子换了，是完全可以一推六二五的。可他们不，新社长刘军和原总编张锡嘏就几次捎信给我：我们出。听着这带着亲情的话语，真令人泪湿青衫！您不知道，我根本不认识刘社长和张总编！

虽然是“我们出”，但困难还是得重视的。路还长呢，要不怎能曲折？您瞧：1992年５月出版社带来了口信：我们找到一位老责编（我们称为第三责编），同意编审你的词典。这真是“柳暗花明”呀！我又乐了。可还没等我乐完呢，出版社又来了口信：“老编辑说，你的稿件需要补充或修改的地方太多，如果要是同意让老编辑修改，那么就要改为两人合著老编辑才干，你同意吗？”当然需要补充，因原稿和丢失现送的稿子才三分之二嘛；也当然需要修改，因为毕竟是底稿嘛。可我能同意“合著”吗？我几年的心血，我的卷烟纸……思之再三，我回答说：“我能补充和修改，请给我一点时间。”我没有直接拒绝“合著”，但那意思很明白。于是没有了下文。过了一段时间再问，出版社告之：因为不能合著，老编辑拒绝编审了，新编辑还没找到。什么时候找到呢？不知道。

这一折腾，就到了1993年。问了几次，都说没有找到责编。后来，在国内的我的弟弟李荣桓，一个搞林业、搞地下水浇灌的技术人，知道了我的这个难处，来信告可以帮助我整理原稿。于是，我将在日本搜集到的和我要补充的资料寄给我弟弟，又让他到出版社要回那三分之二，我弟弟和他的几个朋友开始用电脑整理了，听说也是累得的腰酸腿疼，这我清楚，因为其中五味我是颇有心得的。这样的整理了一年左右，1995年，我弟弟将整理过的打印稿子交给了我。我看了看，觉得不尽如人意，心想，反正也是晚班车了，我自己再来一遍吧。这时，我已有了电脑，而且不止一台，手提、台式都有了。从1995年７月到1996年７月我用了一年的所有业余时间（又是没有星期天没有假日的干，每天都在夜晚12点后休息）又整理和补充了一遍。虽然电脑要比玩儿卷烟纸轻松多了，但两个眼珠子从早到晚盯着荧光屏，一个字一个字往里输，输了日语输汉字，输了汉字输英语，那滋味儿：首先是腰酸，其次是小腿发涨，然后是肩膀疼（我因此学会了自己给自己往肩上拔罐子）。最要命的是眼睛，原来我的眼睛一直1.5，倍儿棒，这本儿词典整得我成了远视：越往远看越清楚，越往近看越不清楚，几乎每年换一回眼镜，您看我桌子上现在就摆着七八个眼镜，还摆着几个放大镜。有时电脑打着打着字就模糊成一片了，这时只好休息。我常想，干完这本词典再也不干了。可想归想，干还得干。我把往电脑中输单词看成是往地下撒种子，小时候我在农村种玉米，就是用手一粒儿一粒儿撒下去埋上，然后才有青纱帐和养人活口的黄澄澄的玉米的。用这种精神，我不但整理完了《日汉贸易词典》，而且还边学边用编程软件将我的《日汉贸易词典》编成能电脑上进行日语50音、日语汉字、英语检索的CD软件。1996年8月，趁日本全国放暑假之机，我提着一千多页的稿纸（分为两大厚册）和CD软件回国，并用最短时间拜访了出版社。出版社热情地接待了我，并收下了稿件，答应尽快找责编，但不无歉意地退回了我费了牛劲儿自以为得意做成的CD软件，总编告：出版社没有出CD的权利。当时我那儿泄气劲儿就甭提了。您不知道，日本不管出什么书，哪怕是一本什么杂志，最后一页都可以附一张光盘。这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的检索光盘怎么就不能出呢？我不明白，不明白就不明白吧，只要书能出就是好的，最揪心的是责编还没找到呢！光盘出不出，已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了。当时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一位编辑看到了我的光盘，她大吃一惊，她说：“这在我们出版社要好几个人才能完成的，没想到您一个人完成了！”听着这样的话语，看着这光盘不能让更多的人使用，您说我是什么心情？我想起了北京老土话：“没法子。”您瞧：至今光盘不是还在我的书架上躺着吗？一看到光盘，我就心疼：国家要科学、要技术，不要这电脑上能用的知识软件吗？我们的外贸系统，我们的中日贸易机构，我们的经贸大学、我们的中日经济贸易专家不需要吗？我不知道。

还是说责编吧。话说到了1998年初，出版社告：找到责编了（第四位责编）。我当然高兴，但不是“大喜若狂”了。我学会了控制自己，这有好处，省得“乐极生悲”。您不信？等着瞧。于是，我又利用98年暑假回国了，拜访并宴请了这第四位责编（是位女编辑）。在宴会桌上，借着日本清酒的酒劲儿，这第四位女责编先是说自己与出版社关系是如何硬，那意思告诉我，没有她同意，书甭想出版；接下来进入了主题：她原来是某大学日语讲师，正在评职称，需要著作。以前与几个人合著过一本和《日汉贸易词典》类似的书，因为什么缘故（内部意见不合？）没有出版，一部分底稿至今在她手上。这次有幸当我的《日汉贸易词典》的责编，没别的，需要用合著的方式，这对她评级有利，希望我能同意。“天外来客”。“单刀直入”。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我问：合著，当然您也得在书中干点儿什么吧？现书稿已经全部完工，您干什么呢？把您手中的部分底稿补充到我的词典中来吗？她说，没有这个想法。那干什么呢？她说，你看呢？我想：当场拒绝，她没法下台，双方都没面子，这酒怎么喝呀？于是我说，那我们分工再搞一次索引吧。我搞英语索引，您搞日语索引怎么样？其实这两个索引我都做完了。您想呀，我有了电脑，如虎添翼，不必再撅着屁股玩儿卷烟纸了。用电脑的一些功能，搞索引方便多了。英语索引更简单，我按一个键就能让几千上万的英语单词按英语字母顺序排列，时间在几秒钟内。卷烟纸时代，要几个星期！至于日语汉字笔画索引，比英语索引要复杂些，也是很快可以完成的。可我知道，这第四位女责编，听说虽然也玩儿电脑，但未必能玩儿得转这日语汉字笔画检索的工作，因为这有23个笔画、几万单词呢。所以我把这最难的给了她，意思是让她知难而退。可她不，她说将稿子分给学生，让大学生们帮她完成。我默然。话说到这份儿上，只有喝酒和拭目以待了。但我坚信她完不成，其中的艰辛，唯我自知。

就这样，稿子在她手上压了一年多，到1999年暑假我回国，又请了她，这次加上了总编。现在我知道了她不是出版社的人，只不过是出版社请的一位责编。谈出版的事儿，当然要有出版社的人在场。见面时，她不说日语汉字笔画检索的事儿，也不谈合著的事儿，却说自己得病了，稿子也因为得病一直没看。我相信她病了，因为脸色确实不好看；但我也相信，她完不成日语汉字的笔画索引。所谓“合著”，只是要挂名。大家都是心知肚明，谁也不说破而已。我让她搞笔画索引，她也知道是不同意合著的代名词，所以正好因病拖着。中国很多事儿都是给拖垮的，我知道，如果因为有病，是应该将稿件退给出版社，让出版社另请高明才对。可她不，稿子一直自己拿着，即使我见到她，她说病了一直没看（实际是一年没看），稿子也拿不出来。

我犯了难，稿子拿不出来，那可真是甭想出版了。她什么时候病好呢？而且当时听她说还要到日本进修什么的。我想起了第一位责编去英讲学的不归，我害怕了。我为我的稿子叫冤：“稿子的命怎么这么苦呢？”我夜不能寐。您还别说，不寐让我想起一招（我有很多人生的招数都是在深夜不寐中想出的）。第二天我给女责编去了一个电话，告诉她，我又发现一些问题，稿子需要修改，我想趁回国这几天抓紧改，在回日本之前把稿子再交还给她。她同意了，我拿回了稿子。于是，我马上把稿子亲手交给了总编，告诉现状，要求出版社换责编，并要求出版社答应我把稿子不要再给女责编，因她有病已经拖一年多，不能再拖了。忠厚的老总编答应了我的请求。还答应换责编，虽然我对那位女责编怀着深深的歉意，总觉得稿子没有还给她是对不起她。但我却可以放心地回日本了，因为老总编憨厚的面容告诉我：书是一定能出版的。

以后的事情就进行得很顺利了。出版社和老总编都信守诺言，还给我补办了出版合同（这是我这出过几本书的人第一次见到出版合同），又指定了我虽然至今未晤面但负责认真的责编姚学伟先生，《日汉贸易词典》终于在2000年6月新世纪到来之时，与国内外广大读者见面了。那份儿高兴劲儿就甭提了。真的高兴得泪花儿顿时化作倾盆大雨了！我给我认识的日本朋友、中国朋友不少赠书，我恨不得给每个我认识的人都送一本儿，我要让所有的人都来享受我这历尽艰辛、折腾十多年、异常难产的“卷烟纸婴儿”带来的欢乐！在2000年9月，出版社总编室的顾永才先生还给我来信，告诉我：“您所编著的《日汉贸易词典》为中日文化交流与贸易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受到了一些读者的好评。我社在2000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中国图书商报》和国内一些大型图书订货会上对本书都作了宣传。”

看着这每个字都感到火烫的字眼儿，我汗流浃背。怎么说呢？“知子莫如父”啊！我知道《日汉贸易词典》还有很多不足和需要修改的地方，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国际贸易，离不开英语，很多贸易法典都源于英、美、欧。日文中的很多贸易术语，都是外来语。这就是说，日中贸易中，需要英语。所以，在《日汉贸易词典》出版前，我就有个想法：要把《日汉贸易词典》改编为《日英汉贸易词典》。这个想法在《日汉贸易词典》出版后就变为了事实。2000年6月起，我一天不敢稍怠，仍是没有星期天和休假地忙活，一边修改，一边增补，一边改编为《日英汉贸易用语词典》。现在已完工，词汇量也由原来的四万两千多增至五万多，同时完成了《汉英日贸易用语词典》和《英日汉贸易用语词典》。《日英汉贸易用语词典》已于2005年6月、《汉英日贸易用语词典》在2005年9月、《英日汉贸易用语词典》将于2006年都在日本出版。我的日的就是想为国人争光。一个通州农村出来的孩子，一口气在日本出版几部（此外还有《日英汉工学用语词典》和《日中贸易实务事典》等）词典，日本人也认为是极为罕见的事。他们认为我为中日两国的经济、文化、贸易交流做出了贡献。最近我回国看到北京西单图书城和王府井新建新华书店都有我的《日汉贸易词典》出售，心中感到十分欣慰！

（李荣标，1941年生，通州西集大灰店村人，日文翻译家、辞书编纂家，著有工具书《日汉贸易词典》、《日中英现代工学用语辞典》；译著《日本技术问题纵横谈》、《一千零一夜世界奇谈》、《世界最初事典》；散文集《旅日见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