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通县“四清”运动

卢松华

通县的“四清”运动是北京市委当时的重点，从试点到搞万人大会战（指工作队超过万人），贯彻“23条”纠正极左错误，时间长，斗争复杂激烈。这场运动是北京市委与一小撮极左分子斗争的焦点，也是一些人文化大革命期间诬陷北京市委的一条罪状。历时两年多，经历了从贯彻党中央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到推行极左错误路线，该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并且难以收拾。

我亲身参加了“四清”运动的全过程。运动初期我是积极分子、骨干力量，推行极左路线后，我是运动重点，被整对象，隔离审查两个多月。贯彻党中央“23条”后，才解除了对我的审查。我经受了“四清”运动的斗争与考验。运动结束后，由任永乐店农场财经科副科长，提拔为农场的副场长。“四清”运动难以忘记，使我懂得了很多，提高了正确理解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觉悟。对好同志，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也有了新的认识。我对“四清”运动全过程是有深刻体会的。

通县的“四清”运动根据市委批示、部署，县委于1963年5月，在牛堡屯地区先搞“四清”试点，市委也派了以主要领导带队的“四清”工作队，主要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主要任务是对农村公社、大队、核算单位（一般是生产队）进行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为主要内容的“四清”运动。后来，中共中央杭州会议提出了农村工作要解决对敌斗争、社会主义教育、组织贫下中农队伍、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等方面重点。运动试点工作主要是相信大多数党组织是好的，大多数基层干部是好的，依靠党组织贯彻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的方针。各级党组织加强运动的领导，和工作队积极配合，充分依靠积极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经过艰苦工作，完成了“四清”和对敌斗争，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等项任务，运动进展健康。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说服教育下，有百分之九十多干部检查交待程度不同的经济问题，并积极进行了退赔，对少数漏划的地主、富农进行划定。试点后期整顿了基层党组织，特别是村级党支部，对问题严重的进行整顿改组，对问题较多的个别同志进行了调整，最后将主要精力转移到生产上，掀起了生产热潮，“四清”试点工作宣告结束。

四清试点工作的经验是好的，是成功的，最显著的是调动了农村广大干部、群众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发展集体经济的积极性。县委根据市委部署，决定在全县分两批开展“四清”运动，永乐店地区作为第一批开展了“四清”运动。市县两级抽调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各公社和重点村领导、指导“四清”运动的开展。运动先从“四清”开始，首先对各级干部举办了不同类型的学习班，统一对运动的认识，在认识提高的基础上，检查交待个人存在的问题，和风细雨，洗手洗澡。在统一认识后，同时对各大队、生产队的账目进行彻底清查。我是运动骨干，配合工作队进行查账工作，发现问题及时汇报，推动运动深入开展，工作认真负责。在我们查账过程中，查出老槐庄大队会计的贪污问题。事实清楚，他供认不讳，心服口服，除交待了账上的问题外，还交待了账外的一些问题。通过这次查账，既促进该村“四清”运动的深入，也深得群众拥护和欢迎。这段“四清”运动始终贯彻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就是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和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正确方针，紧紧依靠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干部，既给压力也强调自觉革命，既强调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又不乱打杠子、不乱扣帽子，不搞扩大化，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强调了运动、生产相结合，同时对各级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和一些工作作风问题认真进行整顿，使各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就在第二批地区“四清”运动开始不久，1964年8月初，“四清”工作队全体人员突然集中在县里进行集训。原定半个月的集训，由于对新的精神不理解、不统一和对一些问题看法不一致，集训班一拖再拖，后来由市委领导出面为集训班作报告，做大量的思想工作，强调将认识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顾全大局，一些争论才勉强平息下来，长达52天的集训班才告结束。集训班的结束，也就是通县地区“四清”大会战的开始。市委为加强对“四清”大会战的领导，成立了通县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党委，直属市委直接领导，各公社设分团党委直接领导运动。事实上，工作队夺了县、社两级党委权，地方党委靠边站。当时，“四清”运动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任何人不得干扰、阻碍运动的开展，一切服从运动。地方党委领导生产实际变成了一句空话。领导干部“上楼”检查考虑问题，哪有心思考虑工作。为了保证运动的开展，又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通县就进驻一万六千多名工作队员，比全县的县、社、村、队干部总和还多，平均5至6户就有一名工作队员，特别是工作队认为问题比较严重的村，一个六十户左右的小队就派“四清”工作队员二三十名，形成夺权压倒一切的气势，一时生产难以进行。工作队成员的构成来自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及报社、大学等单位。还有一大批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大多数没有到过农村，就连小麦、韭菜都分不清的人也为数不少，至于农村工作情况，他们就更不了解。绝大多数人没有做群众工作的经验，更甭说领导经验了。我认识驻在小务公社机关的几名工作队员，他们是中央芭蕾舞剧院的，是跳舞的，体重不足八十斤，每天脑子里装的是吃的穿的，想的是在乡村吃的多了，体重上去了，跳不了舞怎么办，运动怎么搞怎么发动群众、清查问题，怎么做人的思想工作，可以说对他们是一窍不通，又怎能领导运动的开展呢，运动搞的怎么样就可想而知了。

大会战的“四清”运动，主要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主要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简称后十条）为政策依据。后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由贫协行使行政权力的批示，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所谓“桃园经验”）和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等。我记得比较深刻的是“桃园经验”的报告，亲自听了江青的录音讲话，给我的印象是当前农村阶级斗争情况严重，基层政权三分之一领导权不在共产党手里，中国已出现了修正主义，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性运动。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工作队在实际工作中按照所谓的“桃园经验”，采用了对敌斗争的手段，秘密扎根串连，不分好坏群众，凡是反对干部的就是好人，对反映问题不加分析，错的也是对的，将一些品质不好、别有用心、在群众中没有威信的所谓积极分子当做“根子”使用，撇开党组织和基层广大党员，重新组织阶级队伍，采用各种手段打击干部、整干部。在工作队眼里，凡是干部就有四不清问题，隔离审查、蹲小黑屋、不准自由，逼供信、打骂、捆绑吊打、火烤、冷冻等非法手段都用上了，说你有问题你就有问题，不交待问题就是整的火候不够。所有干部都要“上楼下楼”、洗手洗澡人人过关，把基层干部中大量发生的轻微的经济问题和多吃多占都当成敌我矛盾，是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很多干部被错批错斗，错误定性，像北寺庄公社高各庄大队大队长窦子祥，没有什么问题，确实是一个好干部，在陈伯达的干涉下，工作队认定他有政治历史、贪污盗窃等五项罪名，在群众中多次批斗并严重体罚，还给关进了监狱。运动后期，经过复查，他只有强迫命令等一般工作方法问题。台湖公社台湖大队党支部书记牛文祥是个一心为公、乐于奉献、立场坚定、自身清白，以集体事业为家的优秀支部书记，运动中给打成坏分子，劳动改造十多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得到纠正。还有，永乐店公社神仙大队党支部书记张玉书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渠头公社王各庄大队党支部书记李国祥在部队入党，复员回村一心想把村搞好，也被打成了反革命。还有很多很多蒙受不白之冤的干部。据有关资料统计，当时通县干部1.8万多人，犯有所谓经济错误的就有1.7万多人，占97.8％/。虽然在后来这些干部绝大多数都得到平反昭雪，错误处理得到纠正，但我们党在党员和广大群众中的形象受到了极大的损伤。左的错误做法和过火的斗争方式，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据当时四清工作总团统计，在“四清”会战期间通县发生非正常死亡152起，残废约150多人。属于一般违法行为或错误被揭发后因不了解政策，怕挨批斗而自杀的就有77起，死亡近50人；有违法犯罪行为被揭发后害怕处理而自杀的72起，死亡近50人；对运动不理解，所谓畏罪自杀的39起，死亡近30人；具有一般问题、思想狭隘，无端怀疑、原因不清等自杀身亡的还有10多人。非正常死亡这么多，足以说明运动中贯彻党和方针、政策走了样。极左做法、违法乱纪行为盛行，是极大的错误，使得“四清”会战难以收场。

1965年1月，中共中央根据“四清”运动出现的严重问题，及时下发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23条”），纠正了运动中的错误做法。特别是北京市委在1月25日召开会战地区四级干部会议，工作队也参加了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郊区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有毛病的是少数、极少数，纠正违法乱纪现象，严禁逼供信、打骂等粗暴做法，强调要建立好的领导核心，干部不宜一下子换光。要运动、生产相结合，及时抓紧生产，生产千万耽误不得等重要精神。参加会议的四级干部和工作队集中在县里办学习班，认真学习中央“23条”和彭真讲话精神，统一思想认识，纠正对干部打击面过宽，乱打乱斗的过火做法，工作队向错批错斗的干部赔礼道歉，恢复名誉，重新启用没有问题的原来支部书记和大队长，群众情绪和农业生产逐渐恢复正常。后期，工作队的工作作风也有改变，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群众中开展了忆苦思甜教育和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和党组织、干部共同研究，解决干部工作作风和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生产上来。暴风骤雨式的运动结束了，但遗留了一大堆问题，有的工作队想撤也走不了，也有的村工作队偷偷地溜走了。市委根据当时的情况，留下部分工作队骨干队员组成巩固组，处理遗留问题，县委和各公社党委配合“四清”巩固组一起着手进行化解矛盾的工作，处理会战遗留问题和“左”的错误做法在干部、群众中造成的新矛盾。

我是极左路线“桃园经验”的受害者，也是“四清”运动的受益者。我是1961年建立小务公社时由永乐店大公社体后调到小务公社任财务干事的，主要责任是指导、辅导各大队的财务工作，同时还兼管公社自身的财务，手下只有一个会计、出纳员。当时公社很穷，自身没有什么收入，工资都由县财政按人头支付。就财务工作来讲确实不多，多数时间都是由党委指派深入村队蹲点，改变落后村面貌，参加劳动，指导生产，加强村、队两级经营管理，建立领导班子。那时思想非常简单，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心一意帮群众办事，对自己有一份工作就非常满意了，虽然工资很低，生活很穷，也是满足的，特别和领导、同志们相处的关系很好，互相学习，团结合作，凡是领导分配交办的任务，不讲条件，不讲价钱，千方百计保证完成。

“四清”运动开始时，在党委、工作队的领导下，我深入各大队、生产队清查账目，和工作队配合的非常好，一同查账，一同分析案情，无话不说，有了想法和建议就主动向工作队汇报，对查账中出现一些问题及时向党委、工作队汇报，推动“四清”运动的深入开展。在清查老槐庄大队账目时，我发现账目混乱，账款账实不符，会计有贪污嫌疑。经反复查证核实，找本人谈话，问题确实，他如实交待了所有问题，同时还揭露了干部用公款吃喝的问题。在查出问题后，工作队发动群众，继续揭露干部问题，对存在的问题干部认账，检查退赔处理，群众满意，干部受到了深刻教育。1964年8月初，在“四清”运动深入进行的同时，全体工作队到县集训，传达学习中央关于开展运动的新精神。地方干部没有参加。听说集训班出现了分歧，思想认识不统一，原定15天的集训班，延长到50多天才结束。

1964年4月，我调到总场工作，任财经科副科长。到了新的岗位，一切从头做起，熟悉情况、熟悉人，机关人员中虽然有些是城里来的大干部，还有的是解放前的旧职员，脾气、想法、性格各有不同，但相处的还算不错，工作也较为顺心。没有多久，在10月下旬的一天，党委通知我回原单位（小务公社）参加“四清”运动，我没多想，前段“四清”运动是在小务公社参加的，回去是正常现象。到了小务公社后，接触一些同志和工作队员，发现他们态度变了，不像从前那样亲近了，好像都存有戒心，变得残酷无情了。有一天，工作队找我谈话，第一句话就是根据群众揭发你有严重问题，要老实交待你的问题，党的政策你是清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看你的态度。同时还规定在审查期间不允许回家，不能和同志来往，然后就把我带到公社隔壁的兽医站办公室。当时我真的懵了，不知因何而起。我自己清楚自己，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作风上是没有问题的，不知是一种什么风刮到了我的头上。没有办法只好服从安排，听天由命，闭门思过吧。

没有问题交待什么呢？只好看书，学习“四清”有关文件，提高对运动的认识，端正对运动的态度。过两三天，工作队开始找我，看我交待了什么问题。我没问题交待什么呀？工作队急了，拍桌了，大声嚷，你有严重问题，你不要抗拒，把你交给群众批斗等。我说是不是应该实事求是？又逗起工作队火气，说，你的态度有问题，不老实，就是抗拒，把你交给群众。紧接着过了一两天，工作队叫所谓的积极分子找我，批一痛了事。有一次规模较大，有十多个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让我靠着炉火站着烤着，我一看除去个别工作队员不认识外，都认识，都是所谓的积极分子，包括公社副书记、主任等都是比我大的官。我一言不发。主持人说，今天找你来，是给你一次交待问题的好机会，你要认识清楚，不要执迷不悟，就看你的态度。我说我没什么问题，我该交待的都交待了。一下子把大家惹烦了，立即遭到猛烈攻击，你态度不老实呀，你有严重问题呀，你想走死路一条呀等等一阵猛喊。喊了一会儿就让我出去，到院子里冻着去思考，他们在屋里研究对策。我知道是他们研究好的斗争策略。三九天身上也没有多少衣服穿，真冷呀，可以说冻得手脚钻心的痛，不僵也差不多。一会儿又叫进去，大家追问、批判，指着鼻子挖苦你，什么难听的都说了。我是第一次受到如此的打击，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出来进去不知多少次，实在是精神上、精力上支持不住了。我想怎么办呀，拖延、瞎说是个办法，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最后一次回到屋里，沉思半天，后来慢慢地苏醒过来，在大家追问下，我就瞎说了，只说自己决不拉扯别人。我编了几笔账，说我贪污了，让他们查去吧，反正没有或根本不是问题。果然奏效了，他们以为我的态度老实了，突破思想防线交待问题了，他们喜气洋洋，好像他们胜利了，结束了当时的批判。以后还有若干次，我也就习以为常，还用同样的办法对付他们，让他们去查吧。

挨整、受批判、隔离审查总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思想斗争也是非常复杂的。我开始觉得面子上难看，历史上有很多冤假错案，说你黑你白不了，再甄别平反也得几年呀。曾想过一死了事，可是想到自己没有问题，落得一个抗拒运动的罪名，还有家里怎么办，承受的了吗？再加上一些好心的同志，偷偷看我、劝我，做我的工作，不要瞎想，会过去的，又看到听到很多好同志，没什么问题也被隔离审查，逐步打消一走了事的想法，无奈地等待吧。

此次运动中，有两件事对我打击比较大。一是和我关系不错的一个大叔，他是公社企业的一名干部，他会木匠，当过木器厂、轴承厂、综合厂的厂长，是一个大好人，有点文化，农民的优点在他身上都有体现。对党一片忠心，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集体经济非常坚定。他事业心强，也有办法，对自己要求也非常严格，勤俭，从不多吃多占，人缘也很好。一天早晨，突然听说他上吊自杀了，我非常震惊，哭了。他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走这条路呢？后来我才知道，他解放前在外地当了几天伪军，因为没有人知道，他隐瞒了这段历史，没有向党组织交待，“四清”运动中被揭露出来。我不知道怎么整的他，在高压逼供下，走上了绝路。我没有去看他，也没有送他。二是我父亲和我爱人也在挨整。我父亲是一个扛了半辈子活，老实巴交的典型农民，年近六十岁的老人，不会说什么，就知道干活，生产队给他安排当了保管员。我爱人是副大队长、妇女主任。不管钱不管物。一个要好的同志告诉我，村里工作队和所谓的积极分子整他们，批斗他们，让他们交待问题。我心里清楚他们没有问题，是针对我的。家里怎么样啊，怎么生活呀，我的二弟、三弟在部队当兵，四弟还是十五六岁的孩子。还有五弟和两个妹妹；我还有两个女儿，她们都是不懂事的孩子。我老母亲怎么办，受不了呀，怎么生活呀，这是我最痛心的一件事。我不能回家，也不能过问，心里真是难受，难道这就是当干部的下场吗？我哭了，非常伤心，痛恨自己为什么走上当干部这条路，蒙受不白之冤，给家里带来灾难，下辈子说什么也不当干部了，不如当个老百姓踏实。我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这样挨整？这样对待我，是我有问题吗？到底因为什么？这是我脑海中反复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我的问题我自己最清楚。一是我主管的几年账目查了几遍，有一个八元钱的问题，可以说是账款不符了，我不是出纳，有时外出休息接交手续也不严格，但问题不能算到人家头上，我就承认了是我的问题；二是两面袋高粱稞子的问题。那是1961年的事，公社为了贴补公社干部粮食不够吃的问题，开了十多亩“十边”地，种上了高粱。由于风调雨顺，收成不错，收了四、五千斤高粱。轧完场后，好高粱送到粮库存换成粮票，把喂牲口的高粱稞堆到西大房的一个角落。有一天和我住在一起的粮食员（县粮食局派驻公社的人员，我们俩是要好的朋友，我任财务股长时他是会计，相处得很好，他工作也非常出色）聊天时，我说东边尖平庄有一个酒厂，用高梁换酒，三斤高梁换一斤酒。那时饭都吃不饱，哪有粮食换酒。我说大房堆的高粱稞子里还有碎米粒，咱们再过过筛，试试行不行，他也同意了。到了休息日，我们俩人找了一个密筛子，将高粱稞子筛了一遍，弄了两面袋，有破米渣和高粱稞子，一人驮着一袋到酒厂换酒去了。一看多数是高粱稞子而没有多少碎高粱，开始人家不换，我们死说活说，人家只给每袋三斤酒，我们答应了。换完酒，我俩高高兴兴回到机关，把酒放在床底下，留着以后大家喝。就是这个事，引起了三年后的挨整。要说经济问题，我就这两点，确实没有别的问题。为什么整的这么狠呢，主要是受“桃园经验”极左路线的迫害，路线错了，一错百错。工作队认为凡是基层干部都有四不清，是阶级斗争，把所有干部都当成了敌人，他们就是抱定整人来的。扎根串连又扎到了公社里的一个野心家身上，所以把运动搞得乌烟瘴气，一错再错。那个野心家是公社的一名干部，满嘴的马列主义，但是对别人，总是想通过整人往上爬，就连公社书记他也看不起，因此他在干部群众中的威信很低。我在党委和群众中的威信比他高，他不服气，就一心想把我拉下马。可以说他的极左思想是一贯的，根深蒂固的，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又当上造反派的头头，和一些人勾结在一起，把当时小务分场（归农场后改为分场）的党委书记刘景荣斗得死去活来，一切非法手段，打、骂、跪、喷气式、熬鹰式都用上了，很多群众敢怒不敢言。刘景荣在运动后期平了反，当上总场的副场长，而那个野心家在运动后期也被审查了，他的错误虽没有定成敌我矛盾，但后来被调离了原工作岗位，到头来，野心破灭，受到很多群众、干部的指责。再有一点，他们为了整我，就千方百计找依据，工作队和所谓的积极分子找了公社的大车把式张玉同志，他是一个老实农民，没文化，也没经过什么运动，在他们几次逼迫下，做了假证明，说在往粮库交粮路过小安村时，给卸下两麻袋高粱，放在小安村的宋家了（宋就是一起换酒的同志），是我指派干的。确无此事，当时我不知道，所以他们就往死里整，运动结束后，张玉同志觉得对不起我，向我赔礼道歉，我说一切都过去了，以后别再瞎说就行了。他也是受害者，让我说什么呢。

挨整、隔离审查的日子真不好过，真似度日如年，盼望早有结论，运动早点结束。我已打定主意不再当干部，回家种地。虽然当时还关着我，但他们也知道在我身上榨不到什么油了，后期就放松多了。整天没事也是非常难熬的。就在1965年1月23日，快到春节了，忽然通知我第二天到通县参加学习班。不知是什么事，就去吧。参加学习班的永乐店地区学员都住在师范学校的教室里，没有床铺，就铺了些稻草睡在地上。吃住再艰苦也能接受，心里打鼓的是，为什么参加学习班，是处理还是再挨整？可以说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心神不定。在那天夜里和我们一起办班的东何各庄村党支部书记辛相林摸黑偷着出去到通县运河的北关闸跳冰窟窿自杀了。他是个老党员，曾经当过牛堡屯五区的区长，可以说经过枪林弹雨，后来回村当上支部书记，是个好人，就是爱喝两口酒，并没多大问题，不知什么原因自杀了。第二天一早就传开了，学习班刚开始就出了人命，使人们不知所措，人人自危。第二天召开了广播大会，听了贯彻“23条”精神和彭真同志的重要讲话。主要精神是防左反右，确定了运动的性质，纠正打击面过宽的极左做法，强调农村基层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纠正不切实际的左的估计。要团结大多数，不整社员，反对简单粗暴，违法乱纪。听了会议精神，大家一起讨论，统一认识，把思想统一到“23条”和彭真讲话精神上来。工作队的态度也变了，和风细雨，在认识提高的基础上，进行洗手洗澡，放下包袱，每个人都谈了自己错误和思想。讲完后就算解放了，轻装上阵，回去工作。就这样结束了学习班，也就是在年三十头天回到了家。和家里人几个月没有见过面，见面后是又喜又悲，哭了一场，没有述说过去，一切都过去了，好好生活下去吧。虽然挨整不舒服，心有余悸，但是党的政策还是实事求是的，受点委屈不应耿耿于怀，相信我们党是伟大的，错了能改就好，所以没理由不好好工作。过了春节，我又去上农场上班了。就在工作队没有撤离的同年10月，批准我任永乐店农场副场长，主管财经工作，兼任机关党支部书记。我认为，经过运动的洗礼与考验，证明我是清白的，是一个好党员，好干部。

这场“四清”运动的错误主要是出在上面。党中央错误估计当时的形势，认为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不是在党外而是在党内，全国基层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还有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确实是一次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此次运动以阶级为纲等错误思想，错误对形势的估计，导致了错误的决策，错误的做法，将大多数干部、群众置于对立面，工作队单独成立党委，夺取县、公社、村领导权。工作队带着错误的指导思想领导运动，有的不了解实际情况，扎根串连又扎在坏人堆里，他们反映什么都听都认为对，不加分析。带着基层干部都有问题的思想开展运动，必然走上邪路，你有问题你不交待就实施暴力，采用逼供信、打、骂、体罚等手段，造成那么多人无辜死亡，实在让人痛心。

错误的做法，必然带来严重的后果，逼供信是这样，就连扎根串连也同样没有好的结果。工作队是带着整干部的目的来的，必然就会千方百计找干部的问题，上门反映问题的就是好人，可信！那就错了。在农村日常工作中，干部得罪一些人是常有的，农村调皮捣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是常有的现象；两面派的、私利严重、偷奸耍滑的大有人在；每个村都有那么几个“刺头”，群众不敢惹，干部不愿管，但不管、不教育，发展下去就会影响工作，所以还得管，管就要得罪他们，就埋下运动时的祸根；再加上农村的宗族关系、利益关系、亲戚关系等错综复杂，不知哪句话说的不当就要得罪人。村里往往还有给干部记账的人，有农村工作经验的同志都知道，每次运动开始反映问题的人，多数不可信，基本群众是不声不响、不看清底数是不发言的。“四清”工作队员中很多不了解基层情况，根子扎歪了，结果就是偏听偏信，一错再错。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落实干部政策，我去了后马坊村，对原支部书记张洪的问题进行复查落实，他是整风整社被开除党籍戴上坏分子帽子的，后来平反了，在“四清”运动中又被戴上坏份子帽子。经过查阅档案材料，不说他的问题怎么样，就说他戴帽子、摘帽子的证明材料都是出自一个外号叫“仁仁”的社员，是否真实可信，就清楚了。当然问题不在他怎么说怎么证明，主要是工作队采取什么手段取的证。再有就是说运动的积极分子吧，王各庄支部书记李国祥是个转业军人，一身清白，在所谓积极分子蒋某等一些人的攻击下，罗列出一大堆严重问题，因此撤销了他的支部书记。运动后期建班子，工作队找到一贯积极把李国祥整下台的蒋某，让他当支部书记，他说什么也不干。所谓积极分子是真革命吗？基层这样的实例太多了。总之，问题还出在运动的领导者——工作队的错误思想、错误做法造成了“四清”运动的严重后果。

通县的“四清”运动是非常复杂的，始终存在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正确做法与错误做法的斗争。江青、陈伯达、关锋、戚本禹等一小撮极左路线代表人物插手，干扰了通县的“四清”运动。翟里大队“四清”运动、高各庄大队窦子祥的处理都是通了天的。当时反映出的问题是北京市委和部分工作队意见分歧，彭真同志关于通县“四清”运动的讲话就有六次之多，主要依靠党委团结95％的干部和群众，反对运动中逼供信、违法乱纪的做法。对翟里大队邓庆福、高各庄大队窦子祥的处理坚持了实事求是、极左分子关锋上书党中央诬告彭真保护“四不清”干部，事实是他们制造冤错假案，别有用心。通县“四清”运动的斗争成为错误处理彭真市长的一条“罪状”，也为文化大革命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