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对苦难与死亡的人

——纪念刘绍棠先生

张溪芜

刘绍棠先生离开我们已经10年了，但在我的感觉里，他依然活着。10年来，他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亲切而自然，乐观而豁达。在我的记忆中，他不仅是享誉中外的名作家，更是生活中充满激情并笑对苦难与死亡的人。而后者正是他有别于同辈作家的一种标志。

早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就听说河东有个大名鼎鼎的神童作家，叫刘绍棠。老师们谈到他必言《青枝绿叶》或《运河的桨声》，但同时会告诫学生不要学刘绍棠，因为他是“右派”，还因为他“为三万元钱而奋斗”。直到1979年春天，我参加县里的文学创作座谈会，才有幸一睹刘绍棠的风采。可我怎么也想不到，一位不满20岁就成名的作家，一个21岁就被打成右派的人，在经历长达21年的苦难后居然秉性未改，依然谈笑风生，依然口若悬河，依然妙语连珠。更想不到的是，在儒林村“鬼宅”的土炕上，他居然还写了《狼烟》等三部长篇小说。从此，我知道了刘绍棠是一个敢于笑对苦难的人。笑对就是藐视，这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正是这样一个人，在新时期里很快又以《蒲柳人家》等优秀作品享誉文坛，并先后载入《世界名人录》和《世界作家名人录》。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已连续发表了一些小说受到北京文学界的关注，并有幸出席了第三届青年文学创作会议。这期间我得到了不少前辈作家如林斤澜、杨沫、刘绍棠、浩然等的热情鼓励和指教。但经常关心并具体帮助我的，还是刘绍棠、王梓夫、周祥等通州籍作家。1987年加入北京作家协会后，我曾有几年在创作上懈怠了，这时刘绍棠先生鼓励我坚持下去，他说“幼苗就不愁长”。不幸的是，先生在1988年8月初病倒了。我到宣武医院看望他时，刚刚脱险的他依然谈笑风生，俨然一个毫无病痛的健康人。后来的几年中，先生以偏瘫之躯笔耕不辍，又写出了《村姑》等文学著作。鉴于他的健康状况，我很少再去打搅他，但他仍亲笔写信给我，这让我格外感动。事过多年，我手上仍保留着不少先生的墨迹，其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如此看来，刘绍棠还是一个敢于笑对死亡的人。笑对就是藐视，这更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正是这样一个人，在他辞世10年后仍然以他的精神和文学遗产，深刻地影响着运河文化的开掘与张扬。

由于有了常人所不能做到的特殊品格，才有执著于描绘运河历史风情画卷的大运河之子刘绍棠。他的作品语言之美，语言之独特，曾使世界著名汉学家米勒博士不得不感叹，“刘绍棠先生，我只能翻译你作品的故事梗概，语言翻译不了”。当然，刘绍棠先生的作品存在着一定的局限。由于英年早逝，历史没有给予他突破局限的机会，这是一个遗憾。但这并不能动摇他以丰硕的文学成果所确立的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他是通州的骄傲，他是大运河的骄傲。

在纪念刘绍棠先生逝世10周年之际，作为晚辈，我想告慰先生的是，您的家乡已经高高扬起运河文化的大旗，一大批文学新秀正在崭露头角，这不正是您生前所期望的么？同时我也想借此机会，以几句话与家乡的文学同仁共勉：学习刘绍棠先生对文学的执著精神，在我们所热爱的土地上默默耕耘。多一些踏实，少一些浮躁；多一些艺术上的探索，少一些名利上的谋算；多一些认真的文学批评，少一些庸俗的胡批乱捧。这样，通州或许有望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