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童年

张桂玲

不知道我几岁从张辛庄搬家到通州城里的，住在后板井。也不知道我和爷爷、妈妈是用什么交通工具上来的。大概是因为爸爸在西广利粮店工作，才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

我4岁多，弟弟就在这个地方落生了，这是我平生最早记住的一件事。家里情况变化了，首先是我不能与妈妈同屋共枕了，被赶到爷爷卧室去睡。心理很不平衡，总跟爷爷讲不要弟弟。一次爷爷对我说：“把弟弟扔到城墙外面喂狼和虎算了……”从此在我的幼小心灵里总认为城墙外有狼和虎。

爷爷为了安慰我，常与我做“拉大锯”的游戏。两个人面对面握紧双手，他拉我前仆，他推我后仰的，爷爷还不停地说着儿歌：“拉大锯，扯大锯，姥家门口唱大戏。接闺女请女婿，小外孙子儿也要去。先搭棚，后挂彩，羊肉包儿往上摆，不吃、不吃、吃二百。”一次，还做着这游戏，我突然大哭，手指着肩膀喊疼，臂也不能动了。家里人慌了手脚，赶快请医生。医生说：“不要紧，脱臼了……”他三下两下就给托上了。从此，我一生再没玩儿过这游戏。

弟弟很爱哭，家里人都很烦他，我也不例外，爷爷告诉我：“他哭媳妇呢。”于是爷爷又教了我第二首儿歌：“小小子坐门墩儿，哭哭咧咧要媳妇儿，要媳妇干嘛呀？点灯说话儿，吹灯做伴儿，明儿早晨起来，给小小子梳小辫儿。”

我6岁时，不知什么原因，我们家搬到了神路街。

三爷（爷爷三弟）来我家看新居，顺便将我带到张辛庄小住，大约是初冬季节。我坐在牛车上美美的，出了通州城南门，顺着土路一摇一晃地走着，路两旁绿油油的麦苗长得很旺盛，根本没有虎和狼。这是我第一次出城。

来到农村，一切都很稀奇。三爷家宽阔的院落里养着一头牛，几只羊，一群鸡。我最爱干的活儿，是拿着一把草去喂羊，说着三爷教我的儿歌：“羊羊跳花墙，抓把草喂你娘，你娘不在家，喂你老哥儿仨。”

新年快到了（阴历年），三爷家开始购买年货，主要是穿和戴的，这时三爷又教我一首歌谣：“新年到，新年到，穿新衣，戴新帽。姑娘要花儿（插在头上的绢花）；小子要炮（鞭炮）；老娘儿们要裹条子（缠小脚用的白布条），老爷们儿要毡帽。一家老少都欢笑。”

“新年”是中国人民的传统节日，也是农村最盛大的节日，可是贫穷的农民对生活不敢有更高的要求。

几天后，爸爸把我接回神路街家中过年。这街南北走向，街北头有座城隍庙，大门朝南，平时不开，只有城隍爷出巡时才开。出巡的时候，城隍爷塑像（泥做的）坐在四人抬的敞式轿子里，从头上不断地向下淌汗。纸糊的三米左右高的“显了神”和一米半左右高的“地了鬼”跟在后边，威风极了。这两个纸神，分别由两个人举着，“显了神”手中拿一把大扇子，扇子柄的下端坠一块砖头，走起路来，一晃一晃的，扇子一下一下地扇风。轿子前、后各有一大排人，拿着铁链或扁担钩儿前后甩臂，哗啷哗啷的发出很大的响声，听老人说这是许过愿的人。

看热闹的人挤满了街头巷尾。这时有几个耶稣教徒在人群中钻来钻去的，一边宣传城隍爷头上的汗是假的，是头顶上的冰块融化后流下来的，一边宣传只有耶稣才是真活神。回家后，爷爷告诉我：“这些都是假的，只有本领才是真的。”

城隍庙大门东侧有两个大阴沟眼儿（墙下边从院里向墙外流雨水的洞）。我与隔壁新结识的朋友——邢玉珍常钻进去玩耍，在大片的草地上跳呀，蹦呀，捕蝴蝶、捉蚂蚱……真是无忧无虑的，比鲁迅到百草园还愉快，有时把捉来的蚂蚱拿到邢玉珍家的炉子上烧烤吃，真有趣儿。

1943年9月，我7岁了，在公园小学（现在东方小学分校）入学了。与邢玉珍一个班，班主任是女的姓刘，她给我的印象很深，是位既和善又严格的老师，还教了我们不少的儿歌：

其一，“小巴狗戴铃铛，唏哩哗啦到集上，买个桃儿，桃儿有毛儿；买个杏儿，杏儿又酸；买个沙果儿面淡淡；要买柿子上南山。”

其二，“高高山上一棵蒿，什么人打水，什么人浇，浇来浇去成棵树，树根底下搭银桥；银桥底下一溜沟，曲曲弯弯到通州；通州买卖真不错，烧饼果子豆汁粥，啼喽！啼喽！”

其三，“高高山上一棵麻，两个蝈蝈向上爬，一个蝈蝈要喝酒，一个蝈蝈要喝茶，茶也有，酒也有，两个蝈蝈一齐走。”

另外，我平生第一首会唱的歌儿，也是她教的：“功课完毕太阳西，收拾书包回家去，见了父母行个礼，父母对我笑嘻嘻……”

从此我每次放学回家，见了长辈都要深深地鞠躬。

读的语文课本，是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编写的，内容都是：天亮了，快起床，弟弟、妹妹，太阳红、太阳亮……反对日本的爱国教育不敢在课堂上进行。

后来班上有几个小朋友，也常常被我和邢玉珍带着，钻到城隍庙里面去做游戏，我们的队伍扩大了，活动的内容也多了。除了摘花、捕虫外，还做游戏。比如，男孩子一边抽打着陀螺一边说着：“抽汉奸，打汉奸，袁世凯大汉奸。”女孩子做“拉拉尾儿”的游戏最多，一个人当王奶奶在一边等着。另外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拉着前面人的后衣服襟儿，拉成一长串，排头的人平伸左右臂，护着尾巴上的人，边走边说： “拉拉、拉拉尾儿，川（碾）小米儿，小米儿开（开锅），豆瓣拽（放进去），不喝王奶奶茶，不喝王奶奶酒，专打王奶奶门口走一走，王奶奶开门儿来！开不开拿棍儿打！”“打”字一出口，王奶奶开始捉当尾巴的人。如果捉住一个当尾巴的人，王奶奶就是胜利者，应与护尾者互换位置，这样不断地重复着。

后来，一个男同学又教大家一首：“小日本，心真辣，带着百姓来中华，挖白薯、摘地瓜，他家不用把钱花。”

庙里是大人进不来，小孩不敢进的地方，竟成了我们十几个小朋友的乐园。

此时，粮食供应紧张了，买粮时要搭配混合面。这种面做出的熟食又苦又涩，这些难以下咽的食品都是大人吃。市场上蔬菜供应也紧张了，日本人控制城门很严，农民到城里卖菜都要经过日本人检查。

我在公园小学只读了一年书，爸爸就病倒了，听说得的是“伤寒”，是传染病。日本人如果知道会把病人活活烧死，所以不敢公开就医，更不敢到医院看病，一个月后就去世了，才33岁。父亲去世如山倒，没有生活来源了，年迈的爷爷只好带着我们孤儿寡母回到张辛庄种那几亩薄沙地。

可能爷爷和妈妈经受不住老年丧子、中年丧夫的沉重打击，没人再提起我上学的事。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多么大的灾难。

姥姥家住在通州三间房机场（是日本侵略者修建的军用机场）附近，对小日本有刻骨的仇恨，她常常眼带泪水地讲述着：日本人在建机场时，抢占了多少中国人民的土地和建筑材料，强征了多少民工。见到谁不顺眼，就往谁嘴里灌辣椒水（把长嘴壶里装满辣椒水，壶嘴插到人的嗓子里灌），或放日犬咬……多少中国人就这样惨死了。

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整整八年，这就是历史上所写的八年抗日战争。日本走了，国民党来了。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虽然农民自己养着鸡，但是连个鸡蛋都舍不得吃，以换生活必需品。

我堂叔经常到我家来照顾我们，跟我猜谜语，教我说儿歌，比如：“鸡冠子花儿，满院子开，大奶奶喝酒，二奶奶筛（斟酒），三奶奶不是白来的，花红轿子娶来的，一对龙、一对凤，一对金花月顶（都是头上装饰品）朝天正。鸡叫啦，天亮啦，南边姑娘来到啦，吃什么饭？吃花卷儿，锅里炖着牛头脸儿。牛头脸儿真好吃，连公鸡带母鸡一齐炖着吃。”

旧社会是一夫多妻制，一个有钱的人可以娶几个媳妇，各妻妾在家中的地位也不同。但他们同样是男人的玩物，社会的牺牲品，生活是悲惨的，地位是低贱的。

我在农村又认识了不少新朋友，虽然大家的生活水平都不高，但是这些无忧无虑的孩子还是很愉快的，跳绳、拍球、踢毽子……最感兴趣的游戏是“打排瓦”，参加人分成两组，甲组人分别将一片瓦立在一条横线上，乙组人站在对面一定距离直线上，各用一片瓦，一对一地击倒对方的立瓦，然而一齐说着儿歌取回自己的瓦片：“一杆丁，二杆丁，骑黄马，戴黄缨。黄缨落，顶毡帽，毡帽摘，顶大天，天打雷，狗咬贼。咧呼！咧呼！麻丫头。”

听说这是本村一个文人，反对国民党抓壮丁编的，一个传俩，俩传仨，小朋友都会说了。被抓去的壮丁真惨，走时妻儿哭声震天，战死尸骨无人收，幸存者归来穷困潦倒，连顶毡帽都买不起，只好当贼，欺负一个长麻子妇女，还被这个妇女用轰动物的口气给赶跑了。

转眼，我家回农村已经三年了，因为我渴望上学，常带弟弟到学校门口站着、看着。一位老师动员我上学，我把这事告诉了母亲。为了更好地带弟弟一起上学，母亲同意我比弟弟早一年入学，于是我插班到二年级。

1948年通州解放了，国民党的课本不用了，解放区的课本尚未编出，老师就把歌谣当语文课讲。第一课内容；“白发姥姥扶杖过桥，桥高板长心里发跳，两脚一滑忽然跌倒，孩子看见吃惊不小，赶快上前搀起姥姥，替她掸土替她拾帽。然后到校，先生问他为甚迟到，他把这事一一告诉先生，先生说他很好、很好。”

解放后，我学的第一首歌，是对唱《五枝花》，两个人问三个人答的表演唱。问：“什么花开向太阳？什么人拥护共产党？”答：“葵花开花向太阳，老百姓拥护共产党。”问：“共产党怎么样？共产党怎么样？”答：“他给人民做主张，老百姓拥护共产党……”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人民高呼：“毛主席万岁！”京城人民更是喜洋洋，扭秧歌、打霸王鞭……连儿童做的游戏、说的儿歌内容都变了，例如《拍掌》游戏，两个小朋友，左右掌交换着拍对方的左右掌，念着儿歌：“你拍一我拍一，常洗澡来常换衣；你拍二我拍二，我们爱吃冰糖棍；你拍三我拍三，我们爱吃糖瓜儿粘；你拍四我拍四，我们爱吃糖葫芦；你拍五我拍五，我们爱吃烤红薯；你拍六我拍六，要吃肉饼上小楼；你拍七我拍七，我们要炖大公鸡；你拍八我拍八，新年快到馒头发；你拍九我拍九，要吃大顺斋的糖火烧。”

解放了，人民的精神面貌变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对生活的向往也更高了。

1952年，我考进通县师范学样，写了第一份入团申请书。

我的童年经过了不同的时代，从日本侵略、国民党统治，到全国解放，人们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966年，因照顾爱人关系，我从次渠中学调到云南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工作。

2005年，我到北京开同学会，看咱通州新华大街的宽阔，运河大堤的绿化，文化广场的草坪，轻轨电车的往返……看到通州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一个通州人，我真自豪。

我们同学会三年开一次，2008年我将再次赴京，那时会看到我的母亲——通州，更宏伟更美丽。

                                                       2006年10月21日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