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万字会”读书的日子

张葆森

在通州，提起“通州博物馆”设在“万字会院”中，知道的人挺多；而说起解放前的“万字会院”，还曾是一所小学，知道的人就稀少了，因为那已经是60年前的事了。千真万确，解放前的“万字会院”的确是一所小学，而且，我本人于1947年秋至1948年12月通州解放，我还曾在那里读了近一年半的书呢。

我是西集人，据1932年8月采集编纂的《通县编纂省志材料》（2002年通州区史志办整理出版时名为《民国通县志稿》）中明确记载着：上世纪30年代初西集已经有了“完全小学”，那么，我为什么要到通州城里来念书呢？简单说来，这跟西集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当时特有的历史条件不无关系。岁数大些的通州人都知道：由于西集地区处在潮白河和大运河之间，过了潮白河就是三河县、香河县，正好处在“通三香”三角地带，所以，自抗日战争中期到整个解放战争时期，西集一直处于敌我“拉锯”状态之中。前半期是八路军、游击队和日、伪军“拉锯”，后半期是解放军、县大队、区小队和国民党军队、壮丁队、还乡团“拉锯”。我在西集上小学的短短三年内，既念过日、伪时期的书，又念过国民党编的书，背过《国文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更多的则是读解放区的课本：“爷爷是工人，妈妈是工人，工人做工，农民种地。”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好处说不完……”1946年底，冀东军分区的解放军和县大队、区小队紧密配合，一夜之间攻下了国民党军队建在西集南烧锅的炮楼子，重新解放了西集。1947年春、夏两季，西集地区广大群众在党和解放区政府领导下，开展了像著名作家周立波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中写的那样的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分到土地的农民欢欣鼓舞，西集小学的儿童团活动也异常活跃。可是47年夏末秋初时节，风云突变，国民党军队突然间疯狂反扑回来，被打倒的地主子弟组成的壮丁队、还乡团也乘机反攻倒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西集地区重又陷入剧烈的“拉锯”战中，普通百姓三天两头“跑反”、逃难，老师也不知到哪里去了，西集小学被迫关门停办了。这样，没条件的孩子失学了，而在通州、北京有亲戚朋友的人家为了不耽误孩子学习，纷纷投亲靠友把孩子送出去借读。赶巧，从我记事起，四叔就在通州东大街的“东兴居饭店”当帐房先生兼跑堂，四婶带着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在西大街租房过日子。这样，经过我父亲和四叔联系，我就到四叔、四婶家吃住，并经过他们的房东、老中医刘伯伯介绍，进入到“万字会”插班读三年级了。

二

“万字会小学”的正式名字叫“慈幼小学”，可是由于学校校地设在“万字会院”之中，所以，在当时人们就习惯地称它为“万字会”，连“小学”两个字也省略了，至于称它为“慈幼小学”的人简直是寥寥无几。那么，“万字会院”又是怎样的一座建筑呢？据《北京百科全书·通州卷》载：“万字会院坐北朝南，二进院落，1923年由北京万国道德会通州分会在清代庙宇遗址上仿古而建，俗称‘万字会’。1985年列为通州区文物保护单位。……正门三间，硬山箍头脊券棚顶，前后廊，明间为通道，次间后檐嵌六角形三交六椀棂窗，前后檐樨头俱刻“  ”字，在全国古建或仿古建筑中，此樨头纹饰独一无二，既为装饰，又作标志。前后厅均为五间，各有耳房一间，东西配房各三间。……

1947年初秋的某一天，我随着房东刘伯伯来到西大街靠东头的“万字会”门前，面对这又陌生、又新鲜的环境，我的双眼突然一亮：迎面两根鲜红耀眼的圆形门柱，两扇厚重结实的红漆大门，左、右各有一扇黄绿色的窗子，衬着磨砖对缝的灰色山墙，显得十分庄重严肃。走进大门，见到对面厢房，五间正房高大轩敞，中式窗子，装着几块乳白色、半透明的带有凸起花纹的大玻璃，从外面可以向里面透光却无法看见里面的陈设、布置。青砖墁地的院子十分干净整洁，连一星半点纸屑都见不到。院里安安静静，就跟没有人一样，使人很难跟“学校”二字联系起来。这里的建筑格局跟我在西集念书的“北庙”（关帝庙）十分相似，但“北庙”的喧嚣和杂乱跟这里的安静、整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伯伯走进学校办公室一会儿，从里面走出一位年轻男老师，带着我从正房东侧的过道向里走去。在东院墙和厢房北山墙的拐角处放着一个垃圾箱，上面工整地写着“敬惜字纸”四个字。后面还有布局、结构与前院完全相同的一进院落，只是院里多了一个青石雕花的圆形花坛，里面栽着一株高及屋檐的丁香树和各种花草。老师把我送进正房，这里就是我插班就读的教室。

入校不久我就发现了：倘若作为民宅，这里够宽绰的，可是作为学校，实在是过于狭小和拥挤了。校园里连篮球场大小的一块空地都没有，下课后院子里的挤得满满当当的，到处都是人。冬天为了取暖，学生们想活动活动身体，不知是谁想出来的“高招儿”，只能到教室后檐墙外的仅能容一人横站着的高台阶上去“挤摞摞”，一排横站到高台阶上互相拥挤，劲儿大的稳稳地留在台阶上，劲儿小的被挤出行列落到地上，急忙爬起来，跑到人群的一头重新跳上台阶，再次参加拥挤的行列；如此爬上来，挤下去，过了三五分钟，既活动了筋骨，又温暖了衣着单薄的身体。从这个侧面似乎可以看出：学校的办学条件是十分有限的。另外，这所学校在社会上的口碑也相当差，记得当时在通州有句流传颇广的“顺口溜”：“万字会，窝头队，不是挨打就是罚跪。”尽管这话里包含着明显的贬义，甚至充满了对学校的学生的鄙视，但却道出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即：来这里念书的孩子绝大多数是城市贫民子弟，因为这所学校不收学杂费；我之所以托人进这所学校念书，唯一的理由也是这里不收学杂费。每学期只要买齐书本、铅笔、橡皮等就可以念下来。当时，通州城里其他小学的学生都参加了“童子军”，有统一的服装、配饰等，走在大街上也怪神气的呢；这里，连“童子军”的组织都没有，更不用说统一的装束了。上、下学路上，多数学生破衣烂衫、鞋提拢袜趿拉，比一群小“叫花子”强不了多少，所以被称为“窝头队”，虽然难听，却是相当准确而形象的。至于说到严重的体罚现象，我想还得做些具体的说明：首先，体罚现象肯定是有的，别忘了那是旧中国的学校，打板子、罚跪等是当时教师最常用的教育手段之一；其次，还得看教师的脾气、禀性、办法多少；再有，我对“万字会”全体教师和全部班级的情况缺乏起码的了解，所以，这个问题只能等到我回忆自己所在的班级各科老师的教学情况时再作回忆。

在我今天看来，“万字会”的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是相当明确的，那就是为城市大大小小的店铺培养小学徒、小伙计、小店员。这一点，从学校所开设的课程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除了《国语》、《算术》、《修身》等课程外，我读过的三年级和四年级第一学期，列入课表的重点开设的科目还有：书法课、说话课、书信课和珠算课。众所周知，要想成为一个较好的小学徒，除了认识眼面前的字、会说眼面前的话之外，还要提笔能写几个让人看得上眼的字、会打算盘、会写来往书信。——可见学校开设这几门课程，是很符合学生未来的需要和家长的愿望的。实话实说，我进“万字会”念书的时候，尽管才十岁，可是家长不断向我灌输的也是毕业后托个有路子的人进个小店铺去当学徒；而且到我四年级时，这个“蓝图”已经描绘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清晰了：我四叔的一个好友的哥哥在某地一个银行工作，管点事儿，跟经理说得进去话；四叔已跟这个朋友说好了，待我毕业后请他哥哥帮忙介绍到银行去当学徒，这个人已满口应允。只是到我小学毕业时，已是解放后，又听说考上师范，不但不收学费，每月还有7.5元助学金，吃饭不要钱，每月还能发几毛钱零花钱。这样，我才没有去当学徒，而考进了师范，走上了中、小学教师的“人生之路”。此是后话，这里暂且不提了。

“万字会”十分重视书法，学生每天都要写一篇“大仿”，低年级描“红模字”，三四年级照着“仿影”书写，这样，学生们既学习了汉字工笔楷书的间架结构，又学习了横、竖、撇、捺等运笔、用墨方法，以免将来写字像蜘蛛爬。这一点，因为大家都很熟悉，不再细述了。

那么，“说话课”怎么上呢？其实就是学生“故事会”。上课的头几分钟，由老师强调说话对于店铺的小学徒有多么重要。记得说话课老师曾说过这样一个笑话：他有一个学生，毕业后到一家布铺当学徒，一年过后，小学徒第一次上柜台接待顾客。一会儿走进一个穿翻毛皮大衣的女人，小学徒忙迎上去问：“太太，您想买点什么？”一句话惹怒了这个穿着华贵、娇气十足的女人：“胡说！姑奶奶还没结婚，凭什么管我叫太太？再说，不买东西就不能进来看看吗？……”结果，小学徒挨了一顿臭骂，事后还挨了掌柜的几个嘴巴，饭碗还差点儿砸了！最后老师总结道：“你们要想过几年能成为一个有‘激灵见，眼里见’的小学徒，就得学会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现在就要在老师、同学面前好好练习说话。”

接着，全班同学就按照老师安排的顺序，一个接一个地上台讲故事，最后由老师根据讲故事人的语调、表情、神态乃至于手势等打出分数。我为了准备自己第一次走上讲台面对老师和全班同学“说话”，特意到位于“闸桥”北面路东的“新文化书铺”买了本《儿童故事》，回到家里通读了一遍，从中选出一篇自认为十分有趣的故事，反反复复地读、背，直背到滚瓜烂熟。可是真到了“说话课”上，老师叫到我的名字时，却全然不是那么回事了：脑袋里“嗡”的一声，仿佛成了一片空白；跌跌撞撞走上讲台，手不知往哪里放，眼不知往哪里瞧；好大一会儿连开头也想不起来了；最后，结结巴巴，顿顿吃吃，前言不搭后语，连自己也不知说了些什么，心慌意乱中走回自己的座位。看来，练习当众讲话的能力和习惯，不光“后补”，小学徒有用，对所有的的人都是有用的。

再有，我们的作文课也和当时一般小学不同。四叔的大女儿、我的堂姐在“通县第一模范中心小学”（今天的“司空小学”）念书，她们的作文不是写景、状物、就是记人、叙事，练的是标准的记叙文、散文，培养的是学生的文学能力。我们的作文课，老师主要培养学生写来往书信的能力。为此，我专门买了一本《儿童尺牍》，书中所印的全部是常用的书信范文，诸如写给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父亲母亲、叔叔大伯、姑姨舅舅或其他亲戚朋友的各种书信，少说也有几十封，内容广泛，格式规范，语言得体，半文不白，完全符合写信人和收信人的身份、地位、关系和口吻。所谓作文，不过是背下几篇书信范文，根据老师出的题目，按照范文的格式和习惯用语，照猫画虎、依葫芦画瓢，即可写出一封挺“唬”人的书信。对于最常用的写给父母的信，我到现在还会背开头几句：“父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儿自跪别双亲来此学徒，转瞬已逾半载，其间谨遵二老教诲，一切顺利，诸事勿念……”接下去就是对父母的问候和要谈的正事，对父母的祝愿等等，最后是“儿XX” 和年、月、日。可见，我们的作文课老师挺好教，学生挺好学，而且效果也挺显著。

上述三门课，不记得有什么严重的体罚现象，学生们最怕的要属珠算课。

教我们珠算的是一位50岁的老头儿，高高的个头，长方脸膛，长满络腮胡子，眉毛浓黑，眼窝深陷，从来不苟言笑，只要他往讲台前一站，双眼满教室一扫，学生们立时安静下来。他的珠算课，完全是针对小学徒的需要而设计的，每次上课，除了简单讲讲加、减法的珠算口诀，教教手指技法外，绝大多数时间 ，就是他口里不停地念出一串又一串忽长忽短的数字，让学生在算盘上根据他的要求时而加、时而减。所以，只要老师一开口，学生们就要集中起全部的精神，耳、手、眼并用，认认真真地听，绝不能听错一个数字；迅速麻利地舞动手指，在算盘间拨动一个个算珠。只要有一个数字没听清，或一个算珠没拨对，后面就定错无疑。而且，随着练习次数的增多，时间的增长，年级的提高，他念数字的速度不断加快。到了我上四年级的时候，简直如大河流水，滔滔不绝。所以，整节45分钟珠算课，是学生最紧张、最累的课。学生们每根神经都得繃得紧紧的，无论耳、手、眼，只要出现一星半点儿错误，末了算盘上显示的结果就会跟老师的答案不相同。一次、两次不同，老师还能容忍；三次、四次不同，老师就要大发雷霆，大打出手，诸如打板子、打耳光、拧耳朵、拧腮帮子、罚跪，我在班里都见过。可见说“万字会”的学生“不是挨打就是罚跪”，也并不是凭空捏造、空穴来风。这里还应补充一点的是：对于基本能跟上他的速度，或偶尔出现错误的多数学生，珠算老师是不加以处罚的，而且，每次打完学生，他还总要强调：你现在不好好练珠算，将来怎么去给人家当小伙计？靠什么吃饭？颇有几分恨铁不成钢的意思。我这样说，绝没有为重重体罚的老师开脱、辩护的意思，只不过想把当时的情况尽量全面完整地反映出来。另外，这位老师还有一手绝活，令我们这些小孩子对他又畏惧又敬佩，就是他的毛笔字写得很好，而且会写反字（当时同学们都这么说；也许是用什么办法把正字反印出来的），所以，很多同学买一块质地较软的长方体“划石”，把四面磨平，底面磨光，请老师给反写上个人的名字，然后买把刻刀，自己练习着刻图章。这件事对我也很有吸引力，抽暇特意到“万寿宫”地摊上买块“划石”，磨成图章坯料，惴惴不安地走进教师办公室，向珠算老师提出自己的要求；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这位老师眼上课时判若两人，亲切地说：“写上你的名字，放这儿，过几天写完了，我给你带过去。”果然，没过几天，珠算课开始前，老师把反写好了我的名字的“划石”还给我。没过几天，我真的学着同学的样子，自己动手摸索着刻成了自己的第一枚“人名章”。

我们的班主任姓蒋，兼教《国语》、《算术》，他是和我们接触最多的老师。二十多岁，白净的肤色，中等身材，细高挑儿，瘦长脸儿，说话声音柔柔的，是个典型的书生模样。他讲课有个习惯，就是在正式讲课前先说上一段自己家里或本人各方面的情况，到现在还记得的有：他是宝坻县人，家里比较富有。他曾带着炫耀的口吻讲过这样一件事情：在老家上学时，多数同学从家里带的午饭是紫红色长圆形的高粱面贴饼子。因为宝坻县地势低洼，十年九涝，绝大多数农民的土地上都种耐涝的高，所以，一般人家经常吃的就是高粱渣粥和高粱面贴饼子。而他经常带的却是白面馒头，他很想尝尝同学们带的“牛舌饼”的滋味，就用自己的白面馒头换同学们的高粱面贴饼子吃。每当说到这里，他总要流露出洋洋得意的神情。另外，关于宝坻县十年九涝，蒋老师还曾讲过一个挺有趣的民间传说：某朝某代有一个皇帝，娶的皇后是宝坻人。有一次皇帝跟皇后开玩笑，说：“我封你娘家那里十年九涝。”皇后忙接过话口说：“我让宝坻收一年的粮食够吃十年的。”讲到这里，老师经常总结似地说：“外县人只知道宝坻县经常发大水，是个苦地方；却不知，那里的土地肥沃，只要遇上好年头，就会仓满囤足。”

作为老师，上课爱聊“闲篇”，耽误学生时间，固然不好，但是却从一个侧面表明，这位老师性情随和，脾气不坏，跟学生关系不错，而且他的课教的也挺好，挺受学生欢迎。可是，到我们三年级下学期，有一堂课老师突然脾气大发，不知是什么事“迁怒”到学生身上，还是学生的严重违规行为真的触怒了老师。只记得那堂课的确有的学生交头接耳，有的搞小动作，面比较广，参与的人数较多，班里一时显得乱哄哄的，只见老师举起教鞭在讲桌上重重地一抽，大吼道：“太不像话了！教室成了吵蛤蟆坑！治不了你们了？——每人两板子！”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大火气，老师的脸气得蜡黄，说话时嘴唇皮儿一个劲地颤动。全班同学立时吓傻了眼，教室里像是空气顿时凝固住了。胆儿大的学生怯怯地央告老师：“我们不敢了，饶了我们吧……”“不行！”蒋老师挥动手中的木板，大声地说：“从南行起，每人两板子；谁再讨饶加倍惩罚！”同学们再没有人敢吱声，只得从南行第一桌，一人接一人，排起队到讲台前伸出手挨板子。一时间，满教室响起了“啪啪啪啪“的木板子击打手掌的声音。待轮到我走到讲桌前伸出右手接受处罚时，老师似乎有点“良心发现”，低声说：“你没闹，可是我已经宣布了，不能改了，我轻点儿打吧……”说罢，照样在我手心里打了两下，尽管板子举得没有先前那么高、劲儿没有那么大，可是我还是感觉火烧火燎的疼，手心也像是肿胀了起来，直到回家吃午饭时，拿筷子夹菜还不利落呢。这是我十几年的读书期间，无论念“洋学堂”，还是读“私塾”，唯一的一次受体罚，所以记忆尤其深刻。再有，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位老师在这之前和直到离开我们班去“另谋就就”，均未处罚过学生，为什么这次却创造了一个处罚率达百分之百的记录呢？真是不可思议。

三

那时的小学生没有大量的家庭作业，更没有现在的补课班、提高班、特长班等，所以，每到星期天、节假日，就约几个小伙伴到通州大街、小巷疯玩、野跑。对小孩子吸引力最大，我去得最多的地方要属“万寿宫”。

这里记的“万寿宫”有狭义和广义两层意思。狭义的“万寿宫”是一座古老的庙宇，坐落在横贯通州城东西部的“里漕支渠”（小孩子管它叫万寿宫河）的北岸，据史料记载：“万寿宫为清代庙宇，漕运期间，漕粮大省江西来通州船只甚多，江西商人供奉许真君。许真君为东晋道士，各逊。传说许逊得道后在江西南昌西山举家飞升，故为江西人所供奉。此‘万寿宫’于康熙、乾隆年间由江西九府13个漕运粮帮集资建造，又称江西漕运会馆。宫内有前殿、中殿、后殿、戏台，供奉许真君牌位。每年农历二月初一和八月下旬许真君诞辰和得道之日，江西粮帮在万寿宫祭祀许真君，设宴、演戏，从而形成购物、小吃、娱乐的街市。清末北运河停漕后，会馆败落，但万寿宫街市依旧。可见，广义的“万寿宫”就是指“里漕支渠”北岸、“万寿宫庙宇”两旁向东直到“闸桥”的这段街市（即今新华大街闸桥以西的一小段）。

 我在“万字会”念书的那段时间，虽然“万寿宫”早已年久失修、断了烟火、破败不堪，但建筑物还在，而且还不断地演出梆子、落子、蹦蹦儿戏等，我们没有钱，买不起票，就找那苇席连结不紧的地方钻进戏园子看“蹭戏”。还有的时候，演出临散场时，看门人不严管，混进戏园子看上几分钟，过过“戏瘾”。此外，“万寿宫”两旁还有几家小茶馆，兼演评书、相声，大鼓等曲艺节目，那也是我们常去“借光”旁听的地方。还有不少我们不用花钱就可以名副其实地充当观众的活动。例如：耍猴的、变戏法的、摔跤的、练把式的、套圈的、拉洋片的，我们常常是正大光明地以主人身份钻进最里层去看，甚至盘腿压脚坐在地上看。虽然有的活动练到一个关键环节，也有人端着小笸箩敛钱，但毕竟他们口里承认：“有钱的帮个钱忙，没钱的帮个人忙。”我们就是自始至终，心甘情愿来“帮人忙”的嘛！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万寿宫街市”肯定是极其“脏乱差”的，然而在那时孩子的眼里却是非常热闹、处处好玩的地方。河北岸那一间间小铺子里和河沿边密密麻麻的地摊上，不但居家过日子的日杂用品应有尽有，例如：鞋帽袜子、针头线脑、锅碗瓢盆、炊帚笤帚、梳子篦子、土簸箕掸子等数不胜数，而且，大人孩子看着眼馋、闻着喷香的小食品也一应俱全，像烧饼油条、饹炸饸素丸子、豆腐脑豆汁、豆粥面茶、切糕豆包、烤红薯、驴打滚、羊杂碎汤、糖葫芦、凉粉儿等难以尽述。尤其是年根底下，“万寿宫”在热闹当中，又增添了几分红火。卖年画的、写春联的、卖烟花炮竹的，卖门神爷、灶王爷的，卖空竹、风车、风筝的，卖牛喇叭、扑扑噔儿（两种用紫色的玻璃制成的儿童玩具）的，卖京剧脸谱、木制刀枪的，几乎可以说，人们想得到的，这里有；人们想不到的，这里也有。再加上，大人们有了空闲，孩子们都放寒假了，万寿宫河岸上几乎又形成了一条人的河流。

还有一点我印象挺深刻，就是从“万寿宫庙”往西一点儿，有一片空旷的野地，一年四季都有儿童在活动。我估计地点应在今天新华大街路北“中国工商银行”那块地方，听说那里原来是大汉奸殷汝耕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在地，但到47年、48年我见到的时候，那里已是一片废墟，到处是碎砖烂瓦、高低不平、垃圾遍地。可是春天一到，这里长满杂草、野花，毕业班们在这里放风筝、放沙雁、抽“汉奸”、抖空竹；夏秋两季，孩子们聚在这里捉蜻蜓、逮蚂蚱、拍蝴蝶、捉蛐蛐儿和油葫芦；冬天，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孩子来这里堆雪人，打雪仗，甚至于追追打打取乐。

总之，对于孩子来说，“万寿宫”是个不收费的“儿童乐园”，这里有看不尽的热闹，玩不完的游戏。

当然，在通州，我看过、玩过、到过的地方不仅仅是“万寿宫”，处于“万寿宫”东端、横跨万寿宫河上的“闸桥”，与闸桥南北对峙、人工砌成的过街隧洞上的雄伟壮观的鼓楼，有高大厚重的城墙陪衬着的西海子、东海子、东门外大运河码头上的渡船，西门内的大红牌楼、小红牌楼等，都曾或身临其境，或目睹过它们的“雄姿”，只是不像“万寿宫”去得那么勤，玩得那么广罢了

四

我在“万字会”念书那一年多时间内，整个三年级的一年里，学校没有组织过一次校内集体活动，可是在四年级第一学期期末，却意外地组织了一次校外集体活动，而恰恰是这次活动，串联起我此前和接触过的一些事情，使我亲眼目睹了驻通州的国民党兵从凶狠的恶狼迅速地变为仓皇逃窜的夹尾巴狗的全过程。

记得47年下半年，我刚到县城里时，不论上、下学路上，还是节假日在大街、小巷游玩，经常会碰上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国民党伤兵（不知是真有伤，还是装有伤），在通州街面上游荡：有的胳肢窝下架一支拐杖，有的手臂上吊一条繃带，有的互相扶持着一瘸一拐地在街中间走，个个歪戴着帽子、敞胸露怀，嘴里不停地骂骂咧咧，见东西就抄，坐洋车不给钱。在西大街我曾亲眼见过一个国民党伤兵走到一个小摊前，抄起一盒香烟扭头就走，摊主追上去要钱，伤兵开口就骂：“他妈的！老子抗战八年，抽你一盒烟还要钱？给你！……”说着，瞪红眼珠，抡圆手臂，向摊主脸上重重地打去，随后扬长而去。我还曾见到过一个骆驼祥子模样的洋车夫手里挥着一块黑乎乎的粗布褡褙，边在身上、脸上擦汗，边冲着前面渐渐远去的国民党兵的背影儿气喘吁吁地骂道：“什么世道啊！坐车不给钱还打人！——你抗战八年？小日本来时你们跑得比兔子还快！日本人完蛋了，滚回来跟老百姓耍横，——不定哪天叫你吃枪子！……”

那时候，小孩子临出家门，家长十有八九要嘱咐：“看见国民党兵躲远点儿，别招惹那帮疯物！”

过了不久，随着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急剧变化，通州大街上横行霸道的国民党兵日渐稀少，令人兴奋的消息在街坊邻居、亲朋好友间越传越多、越传越广：“听说了吗？前榆的炮楼子被攻下来了，里面的国民党兵一个也没跑了！”“住南刘的国民党兵一夜之间被连锅端了！”“还用说，连杨坨摆渡口都有掖着盒子枪的游击队了！”“国民党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啦！”“秋后的蚂蚱——蹦哒不了几天了！”……
    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大约是1948年秋末冬初的某一天，学校老师让我们按班排好队，走出校门，沿着西大街迳直往西，直走到当时是国民党兵营的西仓（现在北方精密机床家属宿舍区）的东北角停了下来。只见我们原来曾玩过的地方，从西往东拐个直角一直向南挺远的地方，都挖了一人多深、一丈来宽的深沟，而且，一段一段的沟里也还散布着国民党兵挥动手中的铁锨向沟边上扔土呢；我心里暗暗地想：怪不得大街上见不到国民党兵，原来都拘这儿挖沟来了。……
    在一片乱嘈嘈的环境中，一个国民党小军官模样的人登上新挖出来的湿土台上，侉里巴唧地开口讲话了：“各位老师，学生们，现在社会上谣传说……我们要跑，你们看看我们挖的战壕，我们要跟通州共存亡……”这个人声嘶力竭地又吼了半天，可是下边早已乱了，再也没有人听了。

这就是我在“万字会”念书时参加过的唯一一次校外集体活动，至于是只有这一所学校参加了，还是别的小学也参加了，我当时就不清楚。只记得活动结束后，学生们就地解散，一窝蜂似的各自跑回家了。

“共产党来了！国民党完蛋了！”第二天回校后，这句话成了小孩子间公开议论的话题。

仲冬时节的一天，我从“万字会”放学回到家里，吃过晚饭，玩了一会儿，像往常一样钻被窝睡觉了。深夜，不知几点钟了，我被一阵时高时低的说话声惊醒。睁开眼一看：原来大人们都没睡觉，屋内院里都有人急急地说着什么，我连忙穿上衣服，推开屋门，来到院中，只见同院住的一个十七八岁的小青年还兴奋地对几个大人说话：“国民党兵颠儿了！——不信你们到门口瞧瞧，满街筒子都是国民党兵，正急忙巴火地往西逃哪！……”

国为我们住的院子正好在西大街中段路南临街的地方，为了证实自己说话的可靠性，小青年带头向门口走去，我也好奇地跟了过去。只见他轻轻扒开一条门缝向外看了看，回头对大家说：“这不是，还缕缕缕缕地窜呢！”待几个大人轮流扒门缝向外看过，我也挤过去探头向外看了起来：好嘛，整条西大街，从东到西挤满了国民党兵，横不成行，竖不成队，挎着枪，背着沉重的东西，就像后面有人拿枪追着似的，慌手巴脚地向西逃窜而去……

天亮后，火红的太阳从东方升起，把整个通州城照得一片通红；全城的人都知道了：通州解放了！通州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没过几天，我就重新回到我的故乡西集去念书了。

时光荏苒，岁月沧桑，仿佛倏忽之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2003年夏末的一天，我的小说集《校园里，田野上》出版后，接到在“通州博物馆”兼职的刘祥先生电话，通知我到他的办公室去领样书，因此，我得到了再次步入“万字会院”的机会。当我来到西大街东头，再次面对门前的两根红柱子、穿过厚重结实的红漆大门步入院内时，这里是那么亲切和熟悉，如烟往事不禁重现眼前，令我感慨万千、激动不已……

辞别刘祥，回到家中，小时候那些早已抛到九霄云外的往事，一古脑地重回心头，不断地在眼前浮现，挥之不去，坐卧不宁。“积习”使我拿起笔来想要记下小时候的那段经历，可是毕竟由于时间久远、琐事纷繁，难以理出头绪。写写停停，停停写写，一晃又过了四年，尚未成篇。

2007夏末秋初的一天，忽然忆起小时候在“万字会”念书的事情，已经过去整整一个“花甲子”了。于是重又提起笔来，把前几年写的几个断片，连缀成了这篇名副其实的《琐忆》，以此了结了萦绕心头数年的这桩心愿。

2007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