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连庆 关于《潞河督运图》的尾跋

《潞河督运图》（以下称“图卷”）包括图画与文字两个部分。它的文字部分，对于我们理解图画部分的内容，具有重要的意义。

卷首，自右向左题“潞河督运图”五个篆书大字，落款为“谏斋先生属录，甲午孟春三月，存道时年七十有九”。钤有印文二：其一“存道居士”四字；其二：“福门田村”四字。“图卷”形成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农历为“丁酉”，因此“甲午孟春三月”与“图卷”形成的年份不相符合。

此外，图卷曾先后形成两篇跋文：其一为冯应榴所作，其二为朱启钤拟稿，瞿宣颖代书。两篇跋文为我们深入了解图卷的内容，提供了入门的途径。

冯应榴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以吏部考功郎中、军机行走奉使通州坐粮厅，两年以后届满回部。在任期间，有感于通州漕运盛况，构思了“图卷”的基本内容，还撰写了《自书潞河督运图后》跋文，并请江萱绘制此图。2001年国家博物馆研究员王永谦先生发表了《清代乾隆中、晚期的潞河漕运》一文，对“图卷”的内容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并且介绍了冯应榴因在尾跋中揭露清朝官吏“不以爱民恤丁、洁身奉职为念的贪污腐败风气，以及漕运给人民带来的繁重负担，而被“牵连罢斥”，图卷与“冯跋”因此声迹皆无的情况。据王先生推测，“图卷”“甚或还有几则题咏”。现在所见卷首落款题为“甲午孟春三月”。自乾隆以后至清末，“甲午”年号有两个，分别是道光十四年（1834）和光绪二十年（1894年）。清代的“文字狱”是非常严重的。官员、百姓常常因为被指摘行文中的“大不敬”，而被陷狱或杀头。如在雍正朝，百官为雍正皇帝祝寿。一位官员敬献一匾，题为“维民所止”，因为“维”字、“止”字恰是与“雍”字、“正”字去掉上面的笔画巧合，被指斥为要去掉“雍正”的头，而掉了脑袋。道光十四年距离冯应榴被“牵连罢斥”的年份只有57年，图卷面世的可能性不大。因此，笔者认为，“图卷”再次面世应为光绪二十年，即1894年。此时的清朝已经失去了“康乾盛世”的光彩并为内忧外患所困扰，对于“文人造反”一类的担忧也已被置于次要位置。于是，“图卷”被吴谏斋重新装裱，但“冯跋”已被裁去，所幸图画部分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目前所看到的卷首“潞河督运图”篆书题字，应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三月，浙江钱塘吴谏斋延请存道先生所题。

“图卷”的第二篇跋文为朱启钤拟稿，瞿宣颖小楷行书书写。该跋也钤有印文二帧，其一白文（阴文）为“湘西瞿氏”四字：其二朱文（阳文）为“兑之六十后作”六字。瞿宣颖，字兑之，生于1892年。钤印既为“兑之六十后作”，那么，该跋应形成于1952年以后。“朱跋”最后落款为“紫江朱启钤，时年八十有三”，朱启钤生于1872年，83岁时应为1855年，瞿宣颖时年为63岁。

笔者对于书法一门涉猎无多，对于如行云流水般的“朱跋”如观“天书”。但为了弄清图卷和尾跋所含内容，就将“朱跋”放于床前沿，朝夕揣摩，每识一字，即时标记清楚。由于学养未够，虽前后几近一年，但仅得全文的十之七八。2004年末，在参加通州区政协文史工作期间，有幸认识了原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王永谦先生和原中国书法协会展览部主任张源先生，因请两位大家施以援手。两位老师学识渊博，且乐于助人。2005年２月２日笔者随张洪林主任拜会王老师，王老师即于当日连夜校订“朱跋”。经我再次整理以后，王老师于３月１日再次校正。张原老师书法艺术当属一流，对于“朱跋”的校订工作亦尽其所能。由于两位大家的努力，终于识得“朱跋”的庐山真面目。两位老师年事已高，这种认真负责、勤于奉献的精神，令笔者与史志办公室工作人员十分感动。

两“跋”均为文言文，为一般读者欣赏所不便。2005年３月，因有大家作为靠山，我便有恃无恐，将两篇“跋”试译为白话文，再请王老师校订。王老师不辞辛苦，不仅对两篇白话文译稿做了校正，还依据《湖海文传》对光绪《顺天府志》所载的“冯跋”做了校订。不曾想到，这区区几百字的短文，《顺天府志》修撰者转抄之中竟有35处差错，不能不令人吃惊！由此看来，学术方面的考证探究，必须时时留心。

目前，我们已能了解了图卷的基本情况，这对于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但笔者认为，图卷所反映的是一个时代、一段历史、一个社会的一层断面，它的内容应该是多层面的、深刻的、丰富的。即便像朱启钤这样出生于那个时代的大学问家，还认为“图中名物琐屑，皆本诸实事，多非今所习见。瞿君与余辩之，亦仅得十之七八。”全面认识图卷的内容以及对于今天的借鉴作用，还有待于深入探索与艰苦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