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  杨 试论清中期通州庙会特征及成因

通州是首都东大门，也是京杭大运河北端重镇。根据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就在这里繁衍生息。自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设路县以来，通州已有建置史2200多年了。京杭大运河开通以来，通州因“漕运通济”而得名，通州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和大运河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清代，自庞大的八旗兵入关以来，“吃皇粮”的人剧增，清王朝比前朝更依赖漕运，所以通州在清代的地位也极为重要。

在海陆交通不甚发达、铁路交通尚未兴起之前，运河不仅承担运送兵戈粮草、帝王巡游的重任，而且还肩负起运送来往贡使商客、柴米油盐、商品物资等任务。在这种南来北往的流动中，人们的思想文化等得到了充分的交流，形成了独特的运河文化。运河文化博大精深，时间空间跨度极大，涵盖领域很广。关于运河文化的定义、特征及其核心精神等运河文化的重要方面，通州区文化委杜德久先生在《试论运河文化及其核心精神》中有了全面的论述。本文试图通过一个点来反映运河文化，这个点就是清中期通州地区的庙会。

一、清中期通州地区庙会的概况

庙会，又称“赶庙会”、“逛庙会”、“赶会”。原是为祭神而举行的集会，地址一般设在庙会场所及附近地方，会间往往还要唱大戏，后来渐渐有商贩加入，便形成了祭祀神仙、游玩娱乐、商业贸易的“三合一”的程式。所以，庙会不仅是一个地方文化繁荣、精神生活丰富的体现，也是该地商客人流大、商贸经济发达的产物。清代运河两岸各地都有庙会，一年中最多的达数十场，少的也不下五六场。运河北端的通州，庙会活动很丰富，尤其是清朝早中期康乾时期，庙会活动十分频繁。

据乾隆版《通州志.风俗、物产卷》的记载，当时的通州一年有二十余次庙会，累计时间三月有余。每次庙会都有祭祀神仙、游玩娱乐、商业贸易等活动，但每次庙会都在农历的特定的日期，有其独特之处，概况如下：

除夕到元旦城隍庙庙会：从头年除夕到新年正月初一，在城隍庙有庙场香会。正月初一，先在家里焚香、点蜡烛、摆设美酒和果盘，祭拜天地祖宗。然后，各家自发来到城隍庙相互道贺。持续一天一夜。

元宵节庙会：从正月十三到十六，各庙鼓楼灯笼高悬，鼓楼前放花炮，有演戏和观灯等活动。戏称灯戏，男女各游街市观灯称为“走百病”，又称“走桥儿”。亲朋之间以果相赠，时间为四天。

李二泗娘娘庙庙会：从正月十五到正月三十，在正月二十五有吃饼的习俗，该习俗称为“填仓”。时间为十六天。

二月二龙抬头庙会：从二月初一到初三，在各土地庙前演戏祭祀土地神。有独特仪式：先用草木灰撒在地上，称为“引龙”，然后煎绿豆粉为饼，称为“熏虫儿”，所熏之虫实际为蝎蝇臭虫。时间为三天。

北坝菩萨庙庙会：二月十九日，在北坝菩萨庙前有香会祭祀菩萨。时间为一天。

孤山庙庙会：从农历二月最后一天到三月初二，时间为三天。

清明节庙会：在三月的清明节。在通州城隍庙前有祭祀仪式：盛装仪仗队从城隍庙出巡各孤家祀祖。在清明节前数日内，各家扫墓。有丧之家在三年内，必须在春首第一个戊寅日之前祭祀新坟。时间为一天。

杨福店娘娘庙会：从三月十七日到十九日，时间为三天。

东岳庙庙会：从三月二十七日到三月二十九日，在东岳庙前，祭祀东岳大帝。时间为三天。

浴佛庙会：时间为四月初八，地点可能在各寺庙。主要活动为“以熟豆施人谓之结缘”。时间为一天。

宏人桥娘娘庙、张家湾广福寺庙会：从四月初一到十五日有庙场香灰，时间为十六日。

草寺娘娘庙会：四月十八日，在草寺娘娘庙前有庙场香会，持续一天。

药王庙庙会：从四月二十七日到二十八日，在通州城内外四处药王庙前举行庙会，持续两天时间。

北关九神庙庙会：四月二十八日，在北关九神庙举行庙会。持续时间为一天。

五月初一城隍庙庙会：传说农历五月初一为本州城隍诞辰之日，从四月最后一天到五月初一，在城隍庙举行城隍诞辰庆典仪式。时间为两天。

五月初一李二泗娘娘庙庙会：于农历五月初一在李二泗娘娘庙举行庙场香会。持续一天。

端午节庙会：于端午节在运河划龙舟，还要唱十三场戏，运河两岸熙熙攘攘，有各种祭祀和商业活动。每家都插艾悬符，喝菖蒲雄黄酒，给小孩的手臂上系上五色线，传说这样可以避毒。时间为一天。

王恕园关帝庙庙会：时间持续五月一个月，主要活动为“会陈积百货互相市易，演剧礼神游人杂沓”。这次庙会以买卖贸易为主，期间夹杂一些演艺活动，持续一个月。

六月十七日城隍庙庙会：于六月十七日，城隍庙庙会举行庙会。时间为一天。

七月十五日城隍庙庙会：七月十五日，有独特仪式：盛装仪仗队从城隍庙出巡各孤家祀祖，并在各处作佛事，放河灯，超度孤坟。另外各庙还举行盂兰花会。时间为一天。

十月初一城隍庙庙会：十月初一，主要活动为：盛装仪仗队从城隍庙出巡各孤家祀祖，先用白纸制成衣服，然后再焚烧，称为“送寒衣”。时间为一天。

土地庙庙会：传说十月初八为土地神诞辰之日。从十月初七到初九，在各土地祠内，张灯结彩，表演戏剧，游人云集。时间为三天。

到十一月和十二月基本没有大型庙会，但在十二月初八，有吃“腊八粥”的习俗。在十二月二十三日有“祭灶”的习俗等等，在这些特殊日子有无小型庙会，还须进一步考证。

二、清中期通州庙会特点

从上面叙述一年庙会情况看，我们可以发现清早中期通州的庙会有以下特征：

一、次数多、时间长、季节性强。

根据史料，在清乾隆年间，通州一年至少有22次庙会，时间累计达96天，一年平均每四天就可以赶一天庙会，最长的一次庙会持续一个月时间。同时，通州的庙会有强烈的季节性。农历正月、二月是庙会比较集中的时段，共有5次庙会，这些庙会都和民俗节日有直接关系，例如元旦、元宵节、二月二等日子。这个时段的庙会以“祭祀神仙、游玩娱乐”为主，兼有商业贸易等内容，主要是迎祥祈福，表达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愿望。

农历三月到五月是庙会最集中的时期，共有13次庙会，一月内往往有几次庙会，累计时间达61天，占整个庙会时间的三分之二。这些庙会绝大多数与漕运有直接的关系，以商业贸易为主要内容，例如王恕园关帝庙庙会，时间持续五月一个月，主要活动为“会陈积百货互相市易，演剧礼神游人杂沓”。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一举行开漕节，迎接开河后第一批粮船到达通州，标志着一年漕运的开始。之后，南方的货物和人流迅速汇集到通州，促进了通州地区商业的繁荣，从而也带来了文化的交流和繁荣，成为这个时段庙会繁荣的重要原因。六月、七月各一次，之后只有十月有两次。

二、庙会活动内容和形式都十分丰富。

主要是以各种特殊的民俗节日为氛围，以各种庙宇为场所，在不同的日子和不同的场所有不同的形式。有城隍庙庙会、土地庙庙会、关帝庙庙会、东岳庙庙会、娘娘庙庙会、九神庙庙会、北坝菩萨庙会等等。

城隍庙庙会、关帝庙庙会、土地庙庙会、药王庙庙会等庙会在中国的大江南北都受到广泛的欢迎。也在通州出现，而且受到非同一般的礼遇。例如，仅在城隍庙举行庙会至少有六次。关帝庙庙会虽然次数少，但是在王恕园关帝庙庙会，时间持续五月一个月，是时间最长的一次庙会。又例如，在二月二龙抬头和十月初八土地神诞辰之日都有土地庙庙会。在一个农耕经济站主导地位的社会，在一个崇尚忠义的时代，在一个重视宗族神灵的国度，这一点很容易理解。

通州还有特定区域才有的庙会形式。例如，娘娘庙庙会。娘娘庙为道教庙宇，主妃西王母（王母娘娘）、妈祖（天后娘娘）、子孙娘娘或金花圣母等。其中妈祖来自南方，在广东、福建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妈祖是福建莆田湄洲岛人氏，姓林，生于北宋初年。因为出生时没有哭，取名默娘，所以称为林默娘。北宋雍熙四年（公元987年）在海上救人而死，民间传说默娘并没有死，而是化作神仙专门救助海上遇难者。南宋绍兴年间被封为灵德夫人；元代被封为护国明著天妃；明成祖被封为弘仁普济天后；清代康熙年间又被加封天上圣母。

这说明，妈祖实际是保佑人们海上平安的一个海神，信仰妈祖主要分布在南方，但在通州也出现妈祖，成为娘娘庙的一个菩萨。在通州，妈祖不仅和其他的神同时供奉在娘娘庙内，而且也独自供奉在天妃宫内。在清代通州就曾经有两座天妃宫。

不仅如此，通州还有自己独特的庙会形式。例如，北坝菩萨庙庙会和北关九神庙庙会。虽然，北坝菩萨庙和北关九神庙究竟具体供奉什么菩萨已不可考，但从特殊的地理位置，可以断定这与通州的漕运有直接关系，也形成通州庙会的独特之处。

三、清中期的通州庙会以商业庙会为主要类型。

从庙会的活动形式看，庙会有以宗教活动为主和以商业活动为主两大类。清中期的通州庙会是以商业活动为主的庙会。这种庙会实际是借庙宇之地，定期开集。把商人聚集在庙内和庙外的街道，摆摊设点，进行贸易，有僧人和官吏收取一定费用。对于多数老通州人讲，庙会并不是求神拜佛，而是购买日常生活用品的场所。在庙会上，不仅能买到衣着鞋帽、锅碗飘盆、日用杂货、儿童玩具，而且还能听到相声、评书、戏法、杂耍，购物与娱乐相结合。

赶庙会是当时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庙会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甚至是精神上的需要。正如《燕京岁时记》所述“凡珠玉、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花鸟、鱼虫，以及寻常日用之物，星卜杂耍之流，无所不有”。

三、浅析形成原因

清中期通州的庙会之所以呈现这样的特征，原因是多方面的。要想真正搞清楚是非常困难的，毕竟从现在掌握的资料很难完全复原当时的通州社会生活，但通过对当时的历史大背景和通州当时所处社会文化环境的分析，或许能看出一些原因。

第一、清政府当时对宗教的态度，尤其是对道教的态度是通州庙会文化繁荣的大背景。

庙会风俗则与宗教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又是伴随着民间信仰活动而发展、完善和普及起来的。在一个官僚统治主导社会生活的时代，统治阶级的态度对一个事物的发展至关重要。

相比其他宗教，庙会和道教的联系更为紧密。因为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更容易被基层群众所接受和认可。道教的神灵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其基本稳定的神灵体系框架中，不断吸收其他信仰中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神灵，尤其是道教与民间信仰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所以在道教的特定日子里，往往形成以祭神为中心的，集娱神娱人、民间文艺展示、商品交流于一体的庙会，成为群众性的活动。所以，要研究清中期庙会，就必须从清早中期政府对道教的态度方面去考察。

清初，政府从笼络汉人的角度出发，对道教基本沿用明代的制度。清军入关以后，第52代天师张应京进宫“入贺”，顺治皇帝“颁赐敕谕”，一方面敕命张应京世袭其封号职位，“谕给一品印”，一方面又对其权力加以限制，要求张应京率教徒遵守王法，不要与朝廷作对。顺治十三年（1615年），顺治敕谕礼部严禁无为、白莲、闻香等民间秘密叫门活动时，认为从维护封建通知的目的出发，道教与儒教、佛教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对三教予以保护，称“儒、释、道三教并垂，皆使人为善去恶，反邪归正，遵至法而免祸患”（见《清世祖实录》卷98）。

康熙年间，针对日益活跃的民间秘密结社，清政府采取了抑制政策，明确规定巫师、道士跳神趋鬼、妖言惑众者处死，这一政策对道教有一定的限制。

但到了雍正时期，雍正帝对道教很推崇。他从三教一体的角度出发，认为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雍正皇帝曾亲自召见白云观道士贾士芳为其治病，召正一道士娄近垣为其驱邪，并敕封为真人。这些举动都对道教在民间的流行起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道士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使道教在民俗文化中和民间信仰中的影响更直接。

庙会这种社会活动形式不仅得到统治阶级的认可，也成为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场合，人与人之间感情的交流，人群社会靠神灵的符号加强认同感，调整巩固公共的生活秩序，显然都是现实的需要。

第二、漕运是通州庙会繁荣的直接原因。

清朝定都北京后，京杭大运河继续扮演着南北经济大动脉的角色。为实现南粮北运，清朝统治者高度重视运河漕运，将其视为“一代之大政”。每年开春，各省漕船沿运河北上，将南方漕粮运抵通州，经户部官吏验收后，分送京、通各仓储存。据康有为先生在《康有为政论集》所记载：当时“自京师之东，远延通州，仓廒连百，高墙栉比，运夫相属，肩背比接。……高墙大舸相继，运船以数千计，运丁船夫以数万计……，乃达通州，搬丁二万人背置仓中，然后次第运至京师。”由此可见当时的漕运盛况，亦可见通州当时的繁盛。商业繁荣为庙会提供了环境，正如陈莲痕的《京华春梦录》中所说：“京师故例，浮摊多附庙会，故商侩觅蝇头利者，竞趋是间”。

作为京师的东大门和运河北端的漕运仓储中心，通州城内云集了上自皇族贵戚、官僚士绅、富商大贾，下至技艺优伶和各种靠运河谋生夫役，如浅夫、闸夫、坝夫、堤夫、溜夫、塘夫、标夫等庞大的人群。现在还没有研究显示通州城市的人口规模有多大，但是可以推测在繁盛时期，通州聚集了庞大的消费群体，这又吸引全国各地的商人来通州从事商贸经营。

在当时的环境下，“赶庙会”被大部分商家视为销售的好机会，即便买不出东西，也可以增加喜庆氛围，给消费者留下良好的印象，类似现在的商品促销。据一些资料记载，在庙会做生意的人有三种形式，一种是坐商，有专门的作坊，又做又卖，开小吃店就是这样的。二是行商，有一定的周转资金，以赶庙会为生，哪儿有庙会就在哪里支篷摆摊营业。三是小商贩，挑担背包，主要卖小百货等。

三、通州地区种类繁多的民间艺术极大地丰富了庙会的内容。通州本地有丰富的民间艺术，现在我们称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时，这些民间舞蹈、音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也是他们重要的生活方式。根据目前的文献资料我们很难复原当时庙会的繁荣景象，根据现有资料我认为当时庙会文化活动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

北京市通州区文化委员会整理出版的《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项目汇编（通州卷）》资料显示，通州区有十分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例如有吹糖人、毛猴、剪纸等民间美术，有运河船工号子、老道会音乐等民间音乐，有高跷会、小车会、竹马会等民间舞蹈，还有民间戏曲、曲艺、杂技等项目共计百余项。当时民间艺术形式的类型和数量要远远超过现有资料的记载。因为这只是我们普查过程中整理的出来的一部分，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还有相当一部分艺术项目失传了。

这些丰富的艺术形式往往成为庙会的重要内容，庙会也为当时民间艺术家们提供了展示的舞台，从而促进了当时庙会文化的繁荣。

参考文献：

1、乾隆版《通州志.风俗、物产卷》

2、安作璋主编：《中国运河文化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

3、杜德久主编：《通州文物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

4、陈克强主编：《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项目汇编（通州卷）》，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