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祥 令人震撼的《三句半》

一

大凡从故乡传来的信息，总会令我关注与兴奋，尤其是好的消息，我会激动得欣喜若狂而不能自制。今年春节前后，我为国外的一位作家的长篇小说赶写一篇评论，不得不闭门谢客。正是其间，我收到了刘祥先生寄来的2010年第1期的《运河》，当我发现小说画廊中的头条作品是张溪芜的《三句半》时，我便放下手头的评论文字，迫不及待地先睹为快。我一口气读完《三句半》之后，就产生了一种冲动，总想要表达点什么。正月初十那天，在团结湖与溪芜谋面时，我不揣冒昧地流露出这种心境，对《三句半》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明确表示《三句半》是溪芜里程碑式的作品。

待我彻底完成那篇评论文字后，我没有什么间隔，又把目光投向了《三句半》，真正坐下来一字一句重读，且思索自己具体该说点什么了。

1984年9月我曾应《运河》之邀，为溪芜的作品《邂逅》写过一篇读后感，2007年火热的夏季，我又曾有幸为溪芜的中短篇小说集《走近荒凉》写过序言，并热切期待着他在运河滩收藏天然石的“意外发现”。事隔仅仅两年，溪芜真的有意外发现了，于是《三句半》便闪亮登场了。只是不曾想这一天然宝石的“意外发现”，来得如此迅捷与猛烈、丰富与纯厚、朴素与光彩！

二

“三句半”究竟是何时何地何人所发明创造，现已很难考证，不过“三句半”盛行于“文革”时期，并在运河滩上热热闹闹地漫延过，是确定无疑的，因为那时敝人也在那里生活，亲眼所见亲耳所闻。那“三句半”活灵活现的表演，常常历历在目，再熟悉不过了，无须别人指点与教化。

溪芜一直扎根于基层，生活在最底层，自然对“三句半”了如指掌，对于它鼓动人心的神通与威力早早地领教过了，是不是他本人就充当过“三句半”的角色也未可知，反正作品中的我——夏继卓，就是表演者之一。

溪芜的生活底蕴是极为丰富与深厚的，每每相见，他拥有的故事讲也讲不完，他心中的典型人物又是层出不穷，常常让我激动不已，或捧腹大笑或回味无穷。而从他登上文坛的那一天起，就没有离开过他熟悉与热爱的那一片土地。他的文学创作直面生活与人生、直面社会与自然，他面对纷呈的文学流派，从不眼花从不跟风，始终恪守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他不愧为现实主义的忠实信徒，又是实实在在的为中国农民树碑立传的作家。

《三句半》的问世，再一次彰显了溪芜关注现实贴近生活的勇气与才气，也更进一步表明了他所追求的文学之路，是那样的稳健与扎实。据可靠信息，《三句半》又被《小说林》选用，并赞赏有加，我为运河滩上结出的丰硕成果，而感到无比的振奋与欣慰。当我翻阅《三句半》时，那样一股浓厚的时代气息与生活气息，忽忽地扑面而来，让我感到如同喝了一瓶敦厚的通州老窖一般，如醉如痴得手舞足蹈不能自制起来。

三

《三句半》所展现的画面，大体上是十年展开一页：始于五十三年前，然后是四十三年前、三十三年前、二十三年前、十三年前、三年前，只有最后一页是三天前，是为结局。

五十三年前，应该是农业合作化时期，作为开场白，总的铺垫，介绍出即将登场的几个重要人物。其中有赵鼓点（学名赵互助）和他爸赵秀，李锣帮（学名李爱国）和他爸（后标出叫李大林），于半句（学名于合作）和他爸，我（后来标出的学名夏继卓）和左老师。而这些人的基调，大都在于半句他爸与李锣帮他爸的结婚场面上的描述中烘托出来的，显得自然、具体、生动形象。

四十三年前，故事才真正开始。赵鼓点他爸赵秀带领红卫兵抄了夏继卓的家，硬说他家是“富农”。左老师紧跟形势，组织四个学生：赵鼓点、李锣帮、夏继卓、于半句，赶排“三句半”，批判夏继卓的父亲。不曾想没过多久，风向又变了，以左老师为首的造反兵团夺了赵庄的公章，赵秀被押上台，领教了“三句半”的厉害，而“三句半”的小演员也成立了驱虎豹战斗队。一年之后所谓的大联合，赵秀摇身一变，又坐上了赵庄的龙椅，当上了革命委员会主任。

这就是“文革”动乱的十年。

三十三年前，“三句半”的节目变为《粉碎四人帮》，赵秀代替儿子上台演出。因为赵秀手里有权，卡住李锣帮去公社广播站，卡住“我”去公社团委，美其名曰村里要留住“人才”，却推荐自己的儿子赵鼓点当上了公社团委副书记。还是李锣帮他爸李大林有招术，写好了揭发赵秀丑恶行径的材料，迫使赵秀才让李锣帮混进了公社机关。

二十三年前，改革开放了，村办工业两周年纪念日、赵秀五十六岁生日，可谓“双喜临门”。赵秀的儿子赵互助（赵鼓点）已当上副县长，带着县里一帮官员前来祝贺。本已混上县广播局副局长的李爱国（李锣帮）成了“三种人”被清退回家。赵秀废物利用，让李锣帮当上了村艺术团团长，实际上是赵秀的一条狗。于半句当上了村纸盒厂的厂长，实际上是伺候赵秀的“佣人”。我（夏继卓）此时是镇办公室的科员，被“请”回村，大概是磨不开面子，伙同赵鼓点、李锣帮、于半句，又上演了一出“三句半”，内容自然是粉饰赵秀的“盛世太平”。

十三年前，我（夏继卓）的父亲出殡，正赶上村里举行转制庆功会，气氛十分地不协调。李锣帮他爸李大林说，赵庄的企业都姓赵了，说不定哪天土地也得改姓。此时赵秀的儿子赵鼓点（赵互助）因抓了赵庄的典型，而被扶了正，当上了县长。而“三句半”的演员，已由四个青年替代，让我“满脸凝聚着思想”。

三年前，赵庄历史上第一个不眠之夜。赵鼓点（赵互助）被“双规”，不久，赵秀父子双双进了“牢房”，老子被判刑三年，儿子被判刑八年。接替赵秀的是李锣帮。于半句当上了村治保主任，继续伺候新主子。而新主子李锣帮得意地说：“我躺在床上打呼噜，就知道这村里谁在干什么。”可见他对村民的“统治”有多么森严！我（夏继卓）在左老师的提携下，才当上镇办公室主任。赵庄艺术团的“三句半”不仅没有取消，而且还要外出表演，“还能为村里的小金库添秤呢”。

三天前，赵秀刑满释放，人瘦了，头发全白了，见人就笑，好像疯了。但在村里的大街上，他喊出“三句半”的词却一点不乱：

……

赵庄的形式很不妙，

敲锣帮的当领导。

兔子尾巴长不了，

长不了！

当即，赵秀被治保主任于半句带人绑了，送进了精神病院。

大结局之处，李大林出场来个画龙点睛，他破天荒提出要把演“三句半”的玩意儿，挖个坑埋了，“不埋葬那些阴魂不散的东西，迟早我也得疯。我成了疯子，身后追着的还是起哄架秧子的乌合之众”。

这就是作品《三句半》的主要内容，也是赵庄的历史与现实状况。

大结局使作品的立意升华了，达到了与作者的长篇小说《迷路的村庄》有异曲同工之境界。

四

面对赵庄的历史与现实状况，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加以解剖，揭开那层面纱，看一看赵庄问题的实质，究竟在哪里？

《三句半》掐头去尾，中间部分就是5个小节。从时间上分析，四十三年前，即是“文革”开始的1966年，三十三年前，即是粉碎“四人帮”的1976年，二十三年前，即是改革开放正深入发展的1986年，十三年前，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步不久，企业转制时期的1996年，三年前，即是当下现实生活的2006年。倘若算上开场白的五十三年前，那是农业合作化时期的1956年。这些年份，在长达半个世纪中，都是有特殊“内涵”的时期。这些岁月纵剖面“截点”的质感，也就格外的强烈，而非同寻常地发人深省。

我们不妨将问题朝作品核心的方向推进，换句更为明确的话说，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赵庄的政权都把持在什么样人的手里？

1956年赵庄的赵秀是合作社的头儿，能忽悠：“一只十五斤的小羊，出了七斤肉八斤油，头蹄下水都不算，还白赚了一张羊皮。”1966年“文革”开始，赵庄的一村之长是赵秀，他也戴上了红袖章，伙同红卫兵一起“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年之后，赵秀又当上了革命委员会主任。1976年粉碎“四人帮”，赵庄主政的还是赵秀，他善于玩弄权术，李锣帮他爸李大林，说赵秀是“假正经的婊子”。1986年，正值改革开放，赵庄的当家人仍是赵秀，他的儿子赵互助已当上副县长，他的外甥也当上了赵庄村办企业有实权的副厂长，真是一呼百应八面威风，于是他大办56岁生日，借以粉饰他的“歌舞升平”。1996年赵庄的企业转制，赵秀见风使舵也颇有“建树”，按照李锣帮他爸李大林的说法是：“赵庄的企业都姓赵了，说不定哪天土地也得改姓”。这说明赵秀在赵庄不仅主政，而且连企业的经营权、归属权都抓到了手心里。2006年，赵秀父子双双进了牢房被判了刑，而接替赵庄领导的是李锣帮（李爱国）。李锣帮何许人也？李锣帮他爸李大林利用威胁手段，让他当上了公社广播站站长，后混上县广播局的副局长，不久李锣帮赶上清理“三种人”，他是造反起家，被清退回家，但被赵秀重用，当上赵庄艺术团的团长，是赵秀制造舆论的干将，按他爸李大林的说法是，“我那儿子成了这个门里（赵秀）的狗了。”

想想看，纵观赵庄半个多世纪，先是赵秀掌权，最后接班的是赵秀的一条狗——李锣帮（李爱国），那么赵庄的村民还有好日子过么？

当下早已不讲什么路线斗争什么阶级斗争了，但是由什么样的人来执掌村政大权，仍然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还是立党为私、执政为己，历来应是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一点也马虎不得。试问，像赵秀、李锣帮这种人，能把赵庄引向何方？不迷路不走歪门邪道才是咄咄怪事呢！如今在全国，像赵庄这种状况，究竟占多大的比例，我不得而知，但绝不是个别现象。那么《三句半》就揭示出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即农村迫在眉睫的政权建设问题。现在农村企业绝大多数已由集体所有制转变为股份制，土地联产承包后的今天，土地也可以有偿转让、出租了，但是村级政权的建设仍不可忽视。赵庄的赵秀不就是一手遮天，控制了赵庄企业的经营权和所属权了么？赵庄，或是像赵庄一样的村庄，其现状与前景实在是令人担忧的。作品中的我（也应包括作者），“拾起赵秀甩落在地上的玩具鼓，还有树枝，止不住的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更让“我”心痛的是，赵庄众多的村民并没有觉醒，正如李大林所说：“我成了疯子，身后追着的还是起哄架秧子的乌合之众。”读到这里，我的心中不禁轰然响起一种声音：救救这些村庄，救救这些村民吧！

五

《三句半》之所以能产生震撼读者的力度，还在于它的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即是艺术构思上的突破，达到总体把握作品的成功。

“三句半”本是流行于农村中文艺演出的一种“样式”，再简单再普通不过了，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这种文艺演出的“样式”，承载了丰富的社会内涵与沉重的政治色彩。而作者不仅敏锐地捕捉到了“三句半”，而且让“三句半”贯穿作品的始终，成了作品不可或缺的灵魂与焦点。试想倘若你将“三句半”从作品中抽掉，那么结果不仅仅是釜底抽薪，而且那是抽去了作品的“魂儿”，那么作品的构思将流于平平，不可能达到艺术构思的境界，更不可能达到艺术构思上的突破，也就是说你与林斤澜先生所推崇的“有寄托入，无寄托出”的艺术法则相去甚远了。

通常意义上讲，构思——艺术构思——艺术构思上的突破，这是总体把握作品的三个必经阶段。往往基本素材，或曰基本内容具备了，就缺乏作品灵魂的支撑点了，那么形成作品的力度就出不来，震撼力就无从谈起。《三句半》的支点就是“三句半”，“三句半”是作品力度与震撼力的原动力。

艺术构思上的突破，不是单单指内容，也不是单单指形式，而是指作品内容与形式的高度协调与统一，溪芜的《三句半》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我喜爱《三句半》，那是因为我真的被《三句半》感动了震撼了。我期待着溪芜不断地从运河滩上给我们带来好的消息好的作品。

算是先睹《三句半》的一篇读后感吧。

2010年4月11日

于北京团结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