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祥 怀念尹各庄

通州城北十五六华里外，温榆河东岸，与朝阳区黎各庄、皮村交界，可以隔水相望，那就是我的出生地我生命的摇篮——尹各庄。

据老辈人讲，尹各庄在元代之前，还是一块荒岗坡地，四周几乎是一片杂草丛生的河滩地，到了明朝初年也不过是一个锅伙。伴随历史的变迁与生命的繁衍，才渐渐形成一个聚落。起初尹、傅、肖、郭等姓氏相继加盟入住。想必是尹记家族的鼻祖首先在此落户的，因此尹各庄才由此而得名。据传说，村里东上坡真武庙外的大石狮子座底下，就曾刻有一个叫尹二人的尊姓大名。然而，当我1952年上学的时候，真武庙早已改造成了小学堂，门口外的大石狮子也不知弄到哪里去了，我心里不免有点惋惜。不过，那坐西朝东的大殿我见过，我曾挎着母亲给缝制的书包，坐在里边后排的长条凳上上过课呢，当时发给一本64开的书，因为书里边有有关狼的故事，我就称之为小狼书。我还见过院子东厢房前吊挂着一口大铁钟，下课的时候我曾摔着跟头抢着敲过它，上面镌刻着170多家出资人的姓名。木击大钟发出的嗡嗡响声，可以沿着温榆河道传出去好几里地，诉说着尹各庄的沧桑与苦难、荣辱与新生。

1913年至1948年间，尹各庄曾设立过骡马交易市场，村里也曾有张家店一说，那些南来北往的客商，背包窝伞、手推肩挑，牵着牲口、骆驼在此下榻，着实热闹过。但终因战乱不断，政局腐败、匪患猖獗、水旱灾害频繁，造成民生凋敝，一片萧条，两级分化到了极点，穷的真穷富的真富。村里的首富当属池记家族。据说是清朝末年发的家，不仅房地产多，通州城里还有字号——协盛兴和通盛长布店。池记的院落好大好大，围墙高高的，足足占了半个村庄。小的时候我见了总有点望而生畏。尽管如此，我还是奓着胆子从水沟眼里钻进去猎奇，或是期望在里边能捡到玻璃球一类的东西。穷苦的人家我知道，房无一间地无一垅，傅殿明家就住在碾棚里，当然，在旧社会穷苦人不只傅殿明一家，多了去啦。

1948年底，尹名庄在人民解放战争的炮声中获得了新生。1948年12月至1950年6月，尹各庄曾划给顺义县，1950年6月至1951年11月间，尹各庄为通县三区驻地。之后，曾是尹各庄乡、尹各庄管理区、尹各庄人民公社所地在，中间也曾划为徐辛庄人民公社、乡镇所属，现为通州区宋庄镇所属（历史上也曾划为宋庄人民公社所属）。尹各庄的穷苦人家在土地改革中获得了土地、房屋、或浮财，理所当然地要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之后，村里的互助组又给了他们的胜利果实增添了一层光彩。

然而，后来合作化的快速运动，以及人民公社化的穷过渡，消弱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几乎造成了长期生产力的停滞不前。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与“文革动乱的岁月”更是如此而不堪回首。尹各庄与人民共和国的艰难脚步相伴而行、盛衰与共、荣辱不弃。

从我有记忆的互助组岁月，到人民公社化的三年困难时期，我都是在村里一天天熬过的，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以及被狂热思潮鼓动起来的相互感情，以及“低指标瓜菜代”的年月给涂抹出来的一张张冷漠而清绿的脸，是那样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被毒性野菜夺去生命的灵魂，时常告诫我如何善待生命，如何夹着尾巴做人。我也曾为当年的年少无知而自责与追悔莫及，就连后来麻雀动听的鸣叫，也觉得是对自己的冷嘲热讽，而有点羞愧难当，不得不吞食历史的苦果。

那是一个让我魂牵梦绕的地方，那是一篇永远也描述不尽的童话。

尹各庄曾东、西、北三面环水，南面算老天网开一面，可以走旱路直达通州城。其实东河、西河、北河沟，原属同一个水系，均是温榆河派生出来的。解放初期因治理河道，修了一条南北向的温榆河大堤，才把北河沟与东河分割开来，至今那悠长而沉重的夯歌，还不时地萦绕在我的耳际。

尹各庄东高西低，村落大致呈方形，主街道东西四条，南北两条。土壤是黄潮粘土为多，主产小麦、玉米、水稻以及蔬菜瓜果梨桃，是滋养人们不可多得的一块神奇的风水宝地。千百年来，尹各庄依偎在温榆河的怀抱里生生不息，一首古老而又现代的乐曲，被演奏到了极致。拂晓的鸡鸣，晚霞后的炊烟，以及在广褒的田野上可以尽情享受入夜后的渔歌与布谷鸟的表演唱，曾让我如醉如痴地不能自制。

我首先认识与熟悉的自然是自家的院落。据说我家三合房的屋脊，要比左邻右舍高出一头，是清朝末年在县府当“跟官”的爷爷用一头小驴驮来的钱置办的。有正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还有门楼、影壁，外带两间路鼎，不断有村人借住。西边有石磨、石碾子，出西月亮门是个小花园，我称之为西后园子，南面是个偌大的院子，早年是个打谷场。里院与外院的门口挺立着两棵参天古槐，彰显了家族的久远与家境的殷实。神奇的是正房后的一棵榆树，攀越过屋脊，树冠的枝叶一直伸展到院中的大水缸中，村人称之为龙树，说是镇宅之宝，也是村中龙脉的象征，对此天人合一的佐证，我深信不疑。

正是这个院落，是我呀呀学步后的唯一天然乐园，一天到晚在此玩耍。我从犄角旮旯，搜寻出一些砖头瓦块，搭成小房子过家家，又从前院或西后园子弄些粘土，用童子尿活水，合成软硬适度的胶泥，做成塔形，塔尖插一根枣枝上的硬刺儿，用秫秸篾条两头插好两个泥球，然后将其中间部位稳稳搭在枣枝刺儿上，再用手指轻轻一拨，篾条上的两个泥球便悠然自得地旋转起来，颇有乐趣。或是将胶泥做成浅盆状，双手高高捧起来，猛地往砖墁地上一摔，嘭嘭嘭地像一个个沉闷的鞭炮响，开心极了。有时从正房东过道溜到西后园子（那时院里西月亮门已经堵上），去寻找生命的所在。挖蚯蚓、蛐蛐、放屁虫，逮蝴蝶、蜻蜓、季鸟（蝉）等等，有时战果颇丰，什么蛐蛐、放屁虫就关在一个小玻璃瓶里，什么蝴蝶、蜻蜓、季鸟便放在屋子里的纱窗上，可以随时观察与欣赏它们的舞姿与绝技，其乐融融。

随着我一天一大地长大，三合小院再有乐趣也关不住我了，我开始涉足整个村庄、田野，以及温榆河滩。

村里的水井总有一种神秘的色彩，让我在不知不觉中常常去走近它，亲近它。我家院门口就有一口井，井口大，没有盖儿，井壁老深，大概有三丈左右。我曾多次奓着胆子，探着身子向下张望，可惜井底下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清，大土圪垃落到井底的回声，并不那么激动人心，大人告诉我，井底让泥沙淤住了，井水不多了。井的南面是张记的后山墙，正中上款嵌着一块四、五块砖头大小的石条，上面刻有“山海”两个字，想必是对“井神”的敬奉，以图平安与吉利。

待我能帮助母亲干些零活的时候，我就开始跟这口井打交道，但这是后来变味的苦井，水不能食用，只能喂牲口、喂鸡、喂鸡用，或是浇灌边边沿沿的花草树木与蔬菜、向日葵用。每次我顺下长长的井绳，铁皮水斗也只能打上大半斗水，然而，当秋后我和母亲收获向日葵的时候，我总觉得那是在收获一份幸福与快乐。

我家院门往南是一条窄窄的胡同，刚好可以赶过一挂大车，胡同口外是一条东西向的街道，街道的南面又有一口井。这口井也没有井盖儿，井壁也没院门口那口井深，但井水可以食用。这口井也淤过，也曾淘过。我听老人们讲过，打井或淘井的时候，是不让女人参与的，说是女人参与了就不吉利，我曾想，旧社会的劳动妇女，一直生活在“井底”，有什么吉利不吉利的。

尹各庄还有我熟悉的两口井，一口在村东的下坡，一口是在村西的官井沿。不过这两口井都有石井盖儿，只露出两个能顺下水斗的圆孔，安全可靠多了。官井沿的那口井台上，还常常放个摇水的辘轳架，井下坎还放个大石槽子，是用来饮牲口的。有时我从这里路过，天热渴了，与担水的打个招呼，便扒着柳罐斗喝个痛快，浑身的暑气顿时消了一大半。

后来我家胡同口外的那口井，还是干枯废弃了，我家吃水只能靠村北好远好远的短管子那口井了。

短管子那口井主要是浇菜地用的，井口也很大，但水量充足，井壁显得不那么深，而且井台上还安放个水车的铁架子，打水的时候，远不像我家院门口外那两口井那样，让我心慌意乱的，安稳了好多。只是离家道远让我犯怵。况且我家的大木水筲死沉死沉的，我只能挑大半筲水，路上还要休息两三次才能挑到家。最让我战战兢兢的还是冰天雪地的时候去挑水。井台上冻上了一层冰，为防止滑倒，在打水的位置上必须垫上一些干土。即使如此，我也小心翼翼的，两条腿不敢太靠近井口，待心神气定之后，方可一下一下往上提水。

小的时候我的胆子很小，晚上熄灯前，母亲常常打发我去关二门子。我是一溜小跑去，一溜小跑回，生怕半道被小鬼缠住。我记得那时村里有两个制高点，一个是村东的高上坡，一个是村西的铁架子。每年秋后，我可以站在高上坡上观看在流水砖道里薰狐狸、薰獾的热闹场面。但我是躲得远远的，生怕那狐狸和獾，突然跑出来会咬伤了我。村西的铁架子，那是地质部门的杰作，老高老高的，高得像钻进了云彩里。我的伙伴都可以得意洋洋地攀登到最顶端而一展风姿，而我只能爬到三分之一的样子，就不敢往上爬了。我曾多次想闯过禁区也没能成功，而且下来时也是心发慌脚发软，一点点地往下蹭。后来我才知道这也是一种病——叫恐高症。

我的视野不断往村外延伸，开始与东河、西河、北河沟为伍为伴。春夏秋季节，我不仅陪着大哥和郭三叔在河里打过鱼，而且我也亲自下河摸过鱼虾、捞过苲草。冬季，我常常约上伙伴到冰面上打滑擦，坐在自制的冰车上滑冰，还见过有人用冰镩凿开冰层张网捕鱼，我们往往会看得入迷，忘记了时辰。不过这三条河，最受我青睐的还是西河——温榆河。

温榆河上至昌平沙河水库，下至通州北关闸，全长80多公里。历史上曾是西接大都，北济边关的重要漕运通道，清代以后因缺乏管理，河槽狭浅，洪水宣泄不畅，常，漫溢决口，导致灾害。解放后人民政府组织民工对通县境内的河道进行过多次治理，现已基本上排除了洪水灾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温榆河一到雨季，还时常大发脾气，那种野兽般地吼叫，那种决堤时的凶险，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临时搭建的木桩土桥，被冲得无影无踪，人们只能站在岸上远远地望洋兴叹。

风调雨顺的年景，温榆河还是十分可爱的，温柔得像个慈母。在烈日炎炎的午后，我常常和伙伴们赤条条地跳进河里尽情地玩耍戏闹，打水仗、学游泳，什么甩水、踩水、潜水、狗刨等，姿势虽不大正规，但学会了很实用。我的蛙泳是无师自通，也算是求生本能的表演吧。耍着、闹着，闹着、耍着，其中总有人会别出心裁穿插个小节目。相互一挤咕眼，便心领神会，悄悄地爬上岸，潜入瓜地里去爬瓜。有时被看瓜的老爷爷发现了无功而返，一个个撒丫子就跑，扑通通地扎进河里，钻出来望着老爷爷抖动的胡了嘻嘻傻笑……

村西头有个大水坑，我们称之为西坑，想必是尹各庄的前辈当年大兴土木时留下的遗迹。我也曾在里边游过几次，确切地说那叫洗澡。坑水挺深却是死水，而且坡很陡，没有缓冲地带，远不如温榆河床温顺而循序渐进，更没有温榆河流动时的快感与丰富多彩。只有当大雨过后，西坑的水漫溢出来，沿着街巷，穿过我家西边的大水沟时，我才对它产生些许的好感，因为我们可以在家门扎下网子捕鱼了。

早年间，尹各庄的东上坡有一座道教真武庙；村西头有座关帝庙，里边供奉有关羽、周仓、关平的塑像；东下坡张家店前几十米处还有一座阎王庙，谁家死了人可以前去报丧烧纸的地方。村西头的关帝庙，还曾是老王爷名义上的官学实际上的私塾所在。我所知道的村里的私塾先生，就有谢老先生、李大先生、周焕南先生授课。周焕南先生是我的大爷（大伯），父亲的亲哥哥，清末的秀才，写得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还会说大鼓书，代表曲目是《白蛇传》，我上小学的时候还听他在学校里表演过。周焕南曾在村里池庆云家开办过私塾馆，我的大哥曾在他的门下读过两年书，学的不外乎是程式化的一套：四书五经以及《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明贤集》、《六言杂字》等等。从中可以看出，村中的私塾不断，学生也是一茬接一茬，有一定文化的人也是层出不穷。历史上的尹各庄出现过两多现象，即在外当教师的人多，从事理发业的人多。

解放后，村里东上坡的真武庙改成了小学，我上学的时候，庙里的大殿和东西厢房还在，西厢房还曾作过教室，南北方向均为新的教室，我几乎在所有的教室里上过课，从小学1年级一直读到小学6年级毕业。教师有崔姓、张姓、李姓、吴姓等。河西黎各庄的康秀萍老师，当过我班主任，后调通县教师进修学校、通县一中工作。康老师不仅治学严谨，而且有魅力，她那颇具力度的板书与洒脱的讲解，至今还历历在目。张老师教我们的体育和音乐课。他的足球踢得很帅，球像粘在他的脚上一样，玩得滴溜溜转，他用脚踏风琴给我们上音乐课，教我们唱国歌，唱鄂伦春民歌、唱嘎达梅林。吴老师的篮球打得好，上篮的姿势优美动人，在坡下在操场上，他能把比足球小一号的大皮球踢上天空云层那样高，让我仰慕之至。校长姓李，是个小个子，酒糟鼻子，冬天披件高领半大制服棉衣，常敞心露怀，我们对他没有什么好感，都叫他“红鼻子”。他硬是把一个小学生打成“反党分子”，令我们大惑不解。

上小学的时候，玩的心思占一大半，总盼望着下课的铃声，课间活动可谓热闹而丰富多彩。追逐、打闹、摔跤、弹球、顶拐、跳格、跳绳、抄石子，以及推铁环、打篮球、踢足球等等，上课铃一响便呼呼啦啦地跑进教室，没有5分钟教室内不可能安静下来，周而复始的校园生活一点点磨炼着我们的野性。

大概是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接种疫苗，防止出天花，我们叫种牛痘。不知我是天生过敏，还是针眼感染了，左胳膊上端，先是红肿，后是破了流脓流血，不得已只好敷药。即使如此，我还是疯了似的玩耍，没个老实劲。我父亲把兄弟的闺女，与我同班的傅荣兰大姐，比我大好几岁，对我关照有加，有一天，我正在大操场上疯跑，被她拦下了，硬是给我解下胳膊上的纱布，换上新药，促使我的患处能尽快愈合。当她离开学校的时候，还送给我一杆精致的钢笔作纪念，后来由于我辗转各地，那钢笔被岁月的风雨侵蚀后破碎了，但这份情意我至今感念不忘。

1958年随着红专中学的兴起，尹各庄中学也应运而生，我是近水楼先得月，小学毕业之后，我在家门口就可以上中学了。尹各庄中学建在村西南，只有几排平房教室，连围墙也没有，上课的钟声是用一截铁轨敲出来的。教学设备极为简陋，做实验用的不过是几个玻璃管和燃烧瓶罢了。但师资力量还是比较强的。教学老师郝殿奎、几何老师王琦、物理化学老师张宝儒，以及教语文的金老师、小汪老师和教生物的大汪老师，都是老师队伍中人杰出代表。他们的学识高，授课一丝不苟，一上讲台就能把学生的情绪抓住，让我不得不敬仰，不得不奋勇向前了。直到那个时候，我渴望知识的大门才豁然开朗，除了语文成绩平平作文常常不及格外，其它数理化等科一路飙升，成了偏科的尖子生。然而，中考是一大关，往往会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我们作文水平太差了，这怎么办呢？小汪老师自有办法。他参照往届中考作文的题目，精选了几篇范文让大学学习效法。结果一炮打响，我们那届中考的同学，几乎把范文和盘托出，据说被批阅试卷的老师发现了破绽，统统给我们扣5分。如此，我才蒙混过关，被通县师范学校录取。那一年通县师范学校的录取分数线比通县一中的录取分数线还要高，我也是歪打正着，可以农转非，可以吃“皇粮”了。

当年无论在小学还是上中学，学校对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和劳动意识还是极为重视的。每周几乎都要安排大扫除，每天要有值日生搞卫生。春秋两季要参加植树造林，大麦两秋要参加农业社的劳动。冬天的值日生还要增加一项就是负责把教室的煤球炉子生好。特别是在小学，有时会安排两个学生早起生炉子，倘若学校的引柴不够，只好从自家带，像废纸、玉米骨或劈柴一类。然而，四处透风的大教室，一个小炉子，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就是火势最旺的时候，也感觉手脚冰凉。老师很体察下情，一堂课的中间往往要停下一两次，让大家用力搓搓手跺跺脚，以缓解寒气的侵袭。母亲怕我冻着，做了厚厚的棉鞋和棉手套，有一年还做了一双兔子毛的棉鞋，但仍不能抵御寒冷。每年冬天我的手脚都被冻得又红又肿又痒，母亲曾用过冰雪疗法，也没见有多大的成效，至今我的左手背还留有马蹄形的冻伤痕迹，让我一想起那个时候的冬天，便不禁浑身打战冒寒气。

小学或中学的时候，我们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劳动，像寨里水库、徐辛庄水库的修建，像凤港河的疏挖工程，以及1958年的深翻土地，我都参加了，在徐辛庄水库的工地上还上了光荣榜。尹各庄的父老乡亲们从来不甘落后，在出外工的时候，总要力争上游，争第一夺红旗，这种积极向上的村风，对我的教育和影响是极为深刻的，那热火朝天的壮观场面，至今一想起来仍记忆犹新甚至激动不已。

大麦两秋或是寒暑假节假日，我们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是司空见惯的事，没有人总在家里闲着。我记得，生产队里的大田、场院、园田的活茬，除了扛麻袋上跳板我没有干过，几乎一一领教过了，这也是我常常引以为骄傲与自豪的。是尹各庄的劳动磨炼了我，把一种争强好胜的精神注入了我的灵魂，并在日后唤醒了我潜在的艺术基因，催使我堂而皇之地走上了作家的道路。

尹各庄村风纯朴，友爱之心蔚然成风，街坊邻居，大都和谐相处，村里的红白喜事，都讲究个随份子，礼金根据生活现状约定俗成，多少不拘，量力而行。这次你家出多了，下次你家办事，对方也会照此办理，或只多不少。这些方面，当年的父亲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谁家断了粮父亲知道了，只要家里还有存粮，定会接济的。后来三哥在村里也很有人缘。他是乡下能人，多面手。当过生产队长、畜牧队长、技术员、防疫员。新时期联产承包后，诸如种大棚蔬菜、种蘑菇、养肉鸡肉鸭、糊顶棚、土灶和土炕的改造、正骨，以及办沼气、拉电线、安电表、安自来水、安暖气片、瓦工、木工等等，他都是行家里手，经常为村里人办事，甚至对外村人也是有求必应，常常尽义务，分文不取。

尹各庄的民俗与文化氛围也相当浓厚，主要表现在逢年过节上，或是村里举办重大的活动上。民间剧团与政府电影队的巡回演出，会出现倾家倾村的热闹景象。村里年轻人自编自演的节目，也会让村里兴师动众，有时还正式搭个像模像样的台子，晚上吊上明晃晃的汽灯，招来满街满广场的人前来观看、捧场。村里的高跷、跑旱船、小车会、腰鼓队节目，更加吸引老年人和孩子们的眼球。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小彩车从东上坡一步一摇地扭下来，男主角舞着扇子，女主角叼着长杆烟袋，一路穿街过巷卖弄风骚，周围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簇拥着，红火极了。

还有“正月十五雪打灯”、吃元宵、放火球，“八月十五遮月”，吃月饼、啃果子什么；二月二龙抬头炒米花，清明节扫墓，给故人“送钱”，端午节吃棕子、悬艾蒿和菖蒲，以及七夕、重阳、腊八都有些讲究，直到春节才进入高潮。供灶王爷、扫房、守岁、挂年画、贴春联、放鞭炮、作揖拜年等，红红火火，喜气洋洋。我们这些孩童们更是欢天喜地，穿上新衣服，兜里装些花生瓜子、糖果之类，满院满街地跑来跑去，把春天的气息早早地搅得浓烈无比。当然年景不好时，那气氛也便逊色了。

尹各庄真的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用翻天覆地的字眼来形容也不为过。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尹各庄不过三百多户人家，现如今翻了一倍达七百多户人家，仅外来的流动人口竟高达1500人左右。

尹各庄本是京城的近郊，但那个时候基本上还处于穷乡僻壤比较原始的“农耕时代”，没有什么工副业，机械化程度也相当低，商贸上除了供销社之外，只有私人经营的吕记驴肉铺、马记小卖店和海张五的杂货摊，或是走街串巷的货郎担，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发展到八十年代，尹各庄才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化，这要感念崔书记的改革之风，到了九十年代初变化就更为显著，农业机械化已初具规模，有各种类型汽车14辆，其中载重汽车11辆、大中型拖拉机18台、电动机152台、机井18眼，还有木刻、制砖、木器等六个厂家，人均收入已达1700多元，比当年不知翻了多少倍，村里的房屋与街道也优美了许多。

进入二十一世纪，尹各庄的发展变化，更是目不暇接，有点让我眼花缭乱了。村东贯穿南北的大街成了商业街，围着村边的东北方向也是店铺林立，商家云集。据粗略统计，各种生活服务设施有一百多家，几乎应有尽有，已经初具城镇化的功能。仅饮食行业的发达，便足以见证尹各庄现今的面貌了。例如有：以蔬菜为主的自由市场、粮油商店、东北饺子、山东呛面馒头、武汉风味久久鸭、河南烩面、兰州高汤拉面、山西烧饼、成都小吃等等。挂有字号的超市就有好几个：京盛连锁超市、福兰德超市、世纪家家福超市、佳隆超市、友群超市。像模像样的饭店有：豫南香饭店、德福饭店、来福饭店、德盛楼家常菜等。更高档次的当属村东几百米外的运河山庄，其规模、质量与大城市中的饭庄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周记家庭的一些重要活动，往往要在那里举办，一是近便，二是上档次。

此外，日用百货、五金水暖、建材装饰、农机修理、手机专卖、美容美发、平价药店、商贸中心、汽车服务中心、教育培训中心、启蒙幼儿园、家具有限公司，以及诊所、浴池、服饰店、宽带网、加油站、修鞋、打字、复印、配钥匙、自行车修理等等等等，几乎包罗万象一应俱全，不出尹各庄百事亨通。

如今的尹各庄是家家有电视，几乎户户通电话。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屋几乎绝迹，每家每户大都是新式漂亮的独门独院。家用小轿车、农用汽车、移动手机随处可见，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人们的服饰摈弃了以往的单调与乏味，开始讲究时尚与丰富多彩；人们的饮食，开始提倡营养与科学配制；人们的身体，开始注重保健与预防为主、以人为本的理念。

尹各庄的人们，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精神文明活动也在悄然崛起。人们已经开始懂得如何善待生命、如何享受生活、如何把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打台球、打乒乓球、上网吧、上舞场、上卡拉ＯＫ，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村东南偌大的一个露天舞场，每天晚饭后要聚集一二百人，其中不乏十里八村的中青年男女，骑着自行车，开着小汽车，前来参加活动。身边通往首都机场的宽敞公路给他们作证，明亮的路灯给他们引路，歌声阵阵，舞姿翩翩，龙飞凤舞奔小康，显示了尹各庄人正在阔步走向现代化。

其实我走出尹各庄已有47年，将近半个世纪了，真所谓“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我对尹各庄的物是人非，或物也非人也非，不能不感慨诸多，面对尹各庄的发展变化不能不欢欣鼓舞，且倾注于笔端记录在案。

尹各庄已同北京市的温榆河生态走廊建设密切相关，人们都在纷纷传言，三年五年后如何如何，我没有任何依据不敢妄加评论。人们都习惯于做美梦，我只能拭目以待，但愿美梦成真。因为社会总要前进，尹各庄也不例外。

2009年12月4日于团结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