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风 运 河 情

我的故乡不在大运河畔，它在千里之外的胶东半岛之上。命中注定要与它结缘，而且是不解之缘。我没有刻意去寻找它，但大运河仿佛一直在等，2500年来一直在等待与它结缘的人，我姗姗来迟。

1995年春天，我在北京西城区小铜井胡同1号和朋友一起，创办一所计算机培训学校，租用的是北京总政歌舞团排演场的房子，它东面是郭守敬纪念馆，纪念馆南面有一大片水域，是有名的什刹海。什刹海是京城内老北京风貌保存最完好的地方，周围有许多的王府、花园和名人故居。曾经是明清两代文人墨客喜爱的地方，诗人们在湖边结社吟诗，饮酒聚会，最著名的要算明代的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清朝乾隆年间，文人法式善在什刹海边创建诗社，成员达799人之多。现在演变成了酒吧一条街，每当夜幕降临，灯红酒绿的酒吧隐在湖边的柳影中，游船、琴声、啤酒、咖啡，劲歌热舞，人潮浮动，仿佛置身于秦淮河畔，西子湖旁，只是不知道有没有诗人们在此聚会。

郭守敬纪念馆在西海北沿汇通祠内，与总政歌剧院只隔着一道铁栅栏。汇通祠始建于元代，1986年复建，1988年10月建成开馆。最初名镇水观音庵，郭守敬曾长期在此主持全国水系的水利建设设计，乾隆年间重修，改名汇通祠。

闲暇的时候，我也会进入园子里游玩，看老年人坐在湖边钓鱼，看年轻人在假山石上玩自行车攀爬，看着让人提心吊胆，但有惊无险。这片建筑很小，纪念馆的建筑面积也不过100平方米，但园子整体造型别致，充分发挥有限的空间，可谓小而全，园中的小山、祠堂、山门、石券门、前殿、配房、假山、石螭、石雕、塑像、小溪、小桥、水关以及湖岸上的垂柳，湖水中的荷花，山石旁的菖蒲等等，环境优雅，曲径通幽，假山叠石，错落有致，仿佛置身于草木苍翠的大盆景里……

我从小对地理有着浓厚的兴趣，对祖国的大好河山有着无限的眷恋，特别是名胜古迹，早已经在书本中浏览过许多遍，中学时期甚至产生过有一天能像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一样，四处云游探险。所以很早就知道通州的燃灯塔和大运河。第一次见到大运河和通州塔的时候，多少让我有些失落感。站在东关大桥上，看着这条古老的大运河，却见不到一条船的影子。河面很宽，水面却很窄，河水也不多，我以为是找错了地方，接连又问了几个过路的行人，他们都说这就是大运河。看过大运河，回首便见矗立在河畔的一支塔影，我想这就是仰慕已久的通州塔了。我沿着河岸走了很长一段路之后，终于从西海子公园里找到了我早就在地理书上见过的燃灯塔。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如此著名的一座古塔竟然被低矮的民房团团围住，想找一条通到塔前的路都没有。只有一条架在民房顶上的旱桥可以通到塔前，旱桥底下是大片的平房和一条平房里的胡同。后来又去过两次，但每一次走到旱桥上的时候，便感到大煞风景，倍感失落……你无法想像，这样一处名胜古迹，被称为“古塔凌云”的通州八景之一，竟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还好，新城区规划之后，这片居民区被搬迁，“古塔凌云”胜景终于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如今，东关大桥已经重新改建成一座造型优美的混凝土大桥，其它几座大桥也都重建成景观大桥，通州运河又重现了她“帆影、塔影、桥影相映”的美景。

我决定在北京定居的时候，去过几个郊区县，包括石景山、门头沟、昌平、大兴，但我最终选择了通州。选择定居通州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通州有一条古老的大运河，另一个原因是通州地处平原，地势开阔，紫气东来，一览无余。往东南过河北廊坊，便是另一个直辖市天津，和几个靠山的区县相比，有更大的发展，而且通州离市区较近，又挨着国贸商圈（后来成为了CBD——中央商务区），交通也便利，地铁、快速路都在规划建设之中，只是后来的八通线比我预期的要晚了几年。事实也是如此，北京西部和北部都是群山，只有东部和南部是平原，而东部有多条大的河流，这其中也包括大运河。我虽然从小喜欢山，喜欢爬山，喜欢与山为伴，但站在商业角度来讲，我还是选择了地处平原的通州。我的预言在十年后得到了验证，北京已把通州作为国际新城进行全方位规划发展。相信不久的将来，神话一般的国际新城将耸立在你的眼前。

我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年，在通州居住了十三年。我可以自豪地称北京是我的“第二故乡”，而家就在通州通惠河的南岸。不管走到哪里，我都可以亲切地对通州人喊一声“老乡”吧？

我在这里创业，也在这里创作。我结识了很多通州的文人雅士，他们大都性格豪爽，直言不讳，这和我的故乡诸城人的性格非常相似。这些生长在天子脚下的通州人，竟然也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一点也不会输给山东大汉、东北爷们、西北汉子！这些被高度“二锅头”白酒熏大的北京通州人，从来不知道醉，也很少见他们喝醉。这些喝运河水长大的北京通州人，个个才高八斗、身怀绝技！

以前，虽然很早就知道北京通州的作家刘绍棠，阅读过他的《蒲柳人家》，但对通州及通州的文化没有更深入的了解。直到有一天，我怀揣着诗稿来到通州博物馆，结识了《运河》杂志的执行主编刘祥先生之后，才开始认识了《运河》，也认识了流淌着的运河，认识了通州的作家群。我羡慕30年代的刘白羽，50年的刘绍棠、浩然，还有李希凡、高占祥、房树民，70年代的王梓夫、张宝玺、周祥、刘祥、张同吾、钱立言、刘亦索、楚学晶、孟宪良、孙宝琦、刘康达、郑建山，90年代以来，通州涌现出一大批文学作家，这其中有红孩、张建、张凤军、刘正刚、刘福田、王昆、梦阳等青年作家，也有老当益壮的彭乐山、张春昱老作家，也有被称之为“运河才女”的余莹、罗春梅、胡松岩、张果珍及“古之侠肠”的奇女子郝津俐，我与他们有些人从未谋面，有些只有一面之缘，更多是作为老师、朋友和文友经常聚在一起喝酒、聊天、谈文学。那些相聚的日子是快乐的，也是短暂的，虽然09年春节前我已经搬离通州，居住在西城，但我们毕竟还在同一个城市。距离并没有使我们分开，住过之后就不曾离开，我依旧能听到大运河的水拍击岸石发出的声音，我依旧能听到通州塔上的风铃发出悦耳的声音。他们不管是为师还是为友，都是那么谦和，让我们之间没有隔阂与距离感，仿佛是一群运河边长大的“铁哥们”。除些之外，搞文物考古工作的周良、杨家毅，“通州八家”的画家彭仕强、山建宁、贯会学、张国图，通州的书家张振生、刘丙申、黄添喜，摄影协会的任国斌、安纪连等等，都有过或多或少的接触与交往。他们多是土生土长的通州人，深受到运河文化的影响，也创作了大量与运河有关的书画及文学作品。我很庆幸与他们为邻，与他们为友。

大运河是包容开放的，运河文化是包容开放的，《运河》杂志也是包容开放的，这与刘祥先生的人格及参与编辑工作的“运河人”是分不开的。《运河》杂志本来是一本地域性文学刊物，但她除通州本土作者外，还吸纳了来自北京市及至全国其他省市的作者，经常发表一些外地作者的作品，使《运河》杂志的质量与影响力有了很大提高，发现和培养了许多文学青年。

我曾无数次路过大运河，有时候会停下来，去欣赏它的美，大运河的影子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中。我就这样喜欢上了大运河，不需要任何别的理由。她不是一条普通的河，更像是中国大地上一条永远都在跳动着的血脉。它是永恒的，而我只是大运河一名匆匆过客。我没有远离它，与它的距离反而更近了。

（王风，北京市宣武区茶源路18号1号楼1306信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