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东 残简断章

跃进的年代

那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我终生难忘的1958年。我因家庭贫困，高小六年级毕业后就辍学回了村里，当上了高级社的一名小社员。当时，村里成立高级社刚一年，全村算一个高级社分十一个生产队，我当时才15岁，是村里第三生产队年龄最小的社员。放下书包，扛起了铁锹，那时并没觉得有什么悲苦，好像还觉得有些好玩，干农活，给家里挣工分，让年老的祖父母能吃上饭，自己觉得应该。

第一天干的农活是给稻田打埂，就是用土垄起一个土埂子，这土埂子就把一大块地变成一个个大小不一的稻池。我认真地干，卖力地干，自己觉得干的很不错。没想到队长来了，愣说不合格，不合格也就不给分，第一天就算白干了。连干三天，一分没挣，我悄悄躲进小树林里大哭了一场。

后来，多亏叔叔替我说情，让我给队里的牛和驴打草，打一百斤记三分，我只好去打草了。那时，地里的野草不多，到处都光溜溜的。只好到村外渠坡上寻找，每半天打一筐草，背着送到生产队，有时份量不够百斤，这天又白干了。

到了8月的时候，忽然传来消息，要成立人民公社了。我参加了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几十个村的村民全集合在一个大操场上听公社书记报告，书记操着谁也听不懂的南方口音，讲了半日，社员们也不知所以。但从人民公社成立之日起，农村确实变了样子。其中变化最大的有三件事，一是吃食堂，二是放卫星，三是河网化。

原先一家一户做饭的铁锅被砸碎了，据说是拉走去大炼钢铁。原先一家人围坐一起吃饭的团圆氛围也不见了，一日三餐百余户人家全到食堂去吃。记得开始大伙挺开心，敞开肚皮吃大锅饭，在那个年代谁不乐。到后来，饭菜质量越来越差，先是没菜可吃，只有咸菜下饭，后是每人定量，发窝头，那窝头也要掺上稻草面，豆腐渣，豆饼渣之类，黑糊糊的难以下咽，但在当时确是十分难得的，谁也不肯剩下一口。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61年，食堂才渐渐解散了。

再说“放卫星”，所谓放卫星，其实就是“吹牛”，后来上级冠之以“浮夸风”，为此事不少干部挨了批斗。但在当时，处处是浮夸。在我们公社社址的小镇上，搭一个牌楼，上面高挂着一副对联：“蹬破地球冲破天，实现河网变江南”。横披是：“亩产万二”。街道中间有四幅好大的宣传画，画的内容分别是：“一个稻粒煮一锅，一个玉米拉一车，一个萝卜当仓库，坐着瓜皮过黄河”。根据内容，又配相应的画面，实在鼓舞人心。但不久，横披上的“万二”就改成了“二万”，不久又改成了“十万”！我那时年纪虽小，也觉得不对劲，就算亩产两万，也相当于几百个粮食袋子堆在地上，怎么可能？可当时没人敢说是荒唐的浮夸。这种现象多了，就此止笔。

三说河网化，所谓河网化就是修水库，修渠，把旱田变水田，河网化与深翻地同为“大跃进”的符号，由于本文篇幅所限，深翻地的荒唐事暂时放过，且说河网化吧！记得在数九寒冬之日，地冻得像石头一样，用钢钎大锤先把冻土凿开，再用土筐和小推车把土运到堤上，一个冬天，三个多月，来自不同乡村的农民都来到我们村北修水库。水库的大堤约有两丈高，围了大约几万亩农田。又过一个冬天，水库冻成了一面大镜子。今日看来，是一个很大的溜冰场。但在当时，看到大片农田变成了水天泽国也很心疼。大堤一冻一化就处处坍塌，社员只好砌砖修补，砖又冻裂了，又再修。至于用了多少车砖，我那时也无法计算，总之是劳民伤财；1963年我回乡时，水库大堤已不见了，又变成了农田，我心稍安，但修水库的苦和累，那种饿着肚子挑土的情景至今难忘！

难忘的1958年，难忘的“大跃进”年。后来我又回校读书、参加了工作，特别是近几年看了一些有关“大跃进”的书籍，使我清醒地认识到，那是一个多么荒唐的岁月，对照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对照今日衣食无忧，家家富足和乐的局面，这是何等的反差？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要在1958年搞这么一次“大跃进”，至今不明白我们勤劳俭朴的中国农民何以遭受如此劫难？我想，这种荒唐的岁月不会在中国重演了，我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百姓的日子会越来越好，悲剧的年代也一定会一去而不复返了。

动乱的岁月

那是在1966年8月，我刚刚到农村任教一年不到，觉得政治空气渐渐紧张起来。学校不再上课，全镇200余名教师集中到镇上搞运动。在此之前广播里天天高声播送着批判“三家村”的文章，并传来改组北京市委，我们一向敬爱的老市长彭真以及刘仁、邓拓等早已成了批判对象。我们教师搞运动主要就是写大字报，揪斗“黑帮”，上街游行，喊口号，从早到晚，大院里充满了火药味儿。

一个多月，主要斗争几个“黑帮分子”，这些所谓“黑帮”，其实都是出身不好或政治上有污点的教师。他们有的被剪了头发，有的被打得遍体鳞伤，有的被搜了身，查抄没收了个人日记、手表、首饰之类的物品。他们被关在一个小屋里，有专人日夜监护。有一个女教师因不方便上厕所而尿了床，便被好一阵批斗。理由是：“棉花是农民种的，布是工人织的，你尿了被子，就是污辱工农”！这些人不仅监督老师，还不时自己戴着帽子上街游行，身上披着一个大纸条子，上面书写着自己的罪行。引人众人观看，仿佛马戏团的小丑。

批斗会上也花样翻新，污辱惩罚被批判者的手段各有高招，无所不用其极。不只是低头弯腰挂牌子，有时还要站在凳子上，戴上高帽子，脖子上竟要挂上两块砖。身后一般有两个壮汉扭住胳臂，用手按住脑袋。有的竞在身上贴满了大字报。有一回糊到头上脸上，被批判者出不来气，翻了白眼，才有人在口鼻处捅个眼儿。还有更恶劣者，有一对夫妻，只因丈夫出身不好，妻子是全国总工会一位老干部的女儿，因老干部成了走资派也株连被批斗。红卫兵让一对中年夫妻在雨后的泥地上跳舞，不跳就打，两个人连跳连哭，简直成了泥人！观者心中不忍，也得高呼口号！

除了批斗会，全镇也成立了不少战斗队，名曰群众组织，实际上搞的是又打、又砸、又抢的勾当。农村里不少地主、富农家里的磁器都被砸了，贵重家具被毁了，珍贵的首饰、书籍、字画或铜钱、元宝之类全被抄走了。有的村集中到一起，有的至今不知所归。对地富反坏右的斗争，更是十分残酷，有些人活活把人打死而无人掩埋！

当时虽说坚持“抓革命，捉生产”，但生产遭受极大破坏。工厂里也有不只一派的战斗队，天天打派仗，几天一集会游行，怎么能坚持生产？农村里稍好些，农民朴实基本做到不误农时，但由于人心惶惶，哪里有生产积极性？农家无粮不能养鸡、养猪，农家无钱也无副食品供应，过着十分艰难的生活。城市居民虽能凭副食本买一些粉丝、麻酱之类，但也是按人定量，十分有限，加上打派仗，一家人也分几派，经常争吵不休。至于打派仗，更是越打越凶，伤人死人的事屡见不鲜。这实在是动乱的日子，实在是荒唐的岁月。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把这苦熬的十年称之为“十年动乱”是十分恰当的，这样的日子是荒唐的，也是惨烈的，是史无前例的，今后也大概不会再重复了。

回首十年动乱，可用三个“大”字来概括，一是“大字报”，二是“大批判”，三是“大破坏”。动乱之时，大字报满巷，房前屋后，十年之内，浪费了多少纸张，谁能结算？动乱之时，大批判，搞得昏天黑地。开始斗“五类分子”，后来斗“走资派”，再后来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那时，有点人人自危，倘有人造谣毁谤，说某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立即就被揪出来批斗，而且没有一点申诉权利。动乱之时，破坏了多少文物古迹，破坏了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关系，破坏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威望，破坏了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观念。而最后这个破坏力是最大的。

有幸的是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有幸好在邓小平复出，彻底否定了“文革”，有幸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把中国引向了安定和谐求实求是的道路。历史是一面镜子，我写此文，只想以“十年动乱”为鉴，再看今日之盛世中国，人们该是何等幸运，何等舒畅！十年噩梦结束，阳光格外灿烂，中国人万众奔小康之路也逐渐开阔宽广。中华巨龙正在腾飞，祖国的未来会更美好！

动荡的校园

“十年动乱”刚刚开始的1966年，我正在一所农村小学任教。那时的校园很安静，学生也很听话，很好学，教学秩序本来按部就班，就在那年暑假之后，教学秩序就打破了，教师集中搞运动，学生放假，这种状况直到1968年复课之时。

动乱年代的荒唐之举在中小学校园处处可见，而且一下子荒唐了十年。四十年后回首往事，可用几个方面概言之：一是批斗教师，二是不上课，三是反潮流。

“文革”开始之际，在我工作的一所农村中学校园里，到处贴满了红红绿绿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除了批判“三家村”，主要是针对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的教师。大字报点了哪位老师的名，这位老师可能就被揪出来批斗。那时的中学生，统称红卫兵小将，而且成立了不少战斗队。这些被揪出来的“三反”分子，被轮流批斗，被斗者台上低头弯腰，脖子上挂着牌子，有时还要挨打，用棍子打，用皮带抽！批完之后，关在一个小屋里反省，教师之尊严不仅荡然无存，简直成了社会败类。这种现象，过于普通，本文不想多叙。

第二个荒唐之举是不再上课。校园本来是育人之所，学生听老师讲课天经地义。动乱时代，整整十年，基本上不以上课为主。运动刚开始的1966年夏季到1968年秋天，大约持续两年之久的混乱日子，中小学校都放假搞运动，在这两年多时间里，普天下的莘莘学子们，都荒废了学业。农村的中小学生们大多回到村里、家里。中学生回家还能干些农活，小学生归家主要是到处疯跑。镇里的中学生红卫兵组织，到处贴大字报，到处游行、批斗，以破四旧为名，搞“打砸抢”是实。农村的小学生早把书本当柴禾烧了。到了“复课闹革命”的1968年，学校教学才慢慢恢复。

复课了，开始没有课本，两年后才印出薄薄的教材。复课了，但没有考试，也不记考勤，那几年上学就像凑年头。到1973年以后又搞了“开门办学”，即学工、学农、学军活动，每周至少有一半时间走出校门，参加劳动。那时，我正在农村中学工作，我要带学生种水稻，挖沟，给玉米脱粒，还搞过修鞋、修自行车，到工厂搬钢块，运木料……总之，上课的日子很少。1973年，特别是北京黄帅日记发表后，学校又掀起了一股“反潮流”之风，学生写大字报，画漫画，上课故意跟教师顶嘴，广播里天天批判师道尊严。接着，又搞“反击右倾翻案风”，每天上午上课，下午写大字报，搞批判会。作为校园这一块净土，课堂这一块圣洁之地，一时被一股邪风搞得乌烟瘴气。老师们只好夹着尾巴做人，每天上课唯学生之命是从，有时学生发言批判占大半节课。在这种情势下，老师除了闷闷不乐，哀声叹气，还有何法。

以上所述，便是第三个荒唐之举——反潮流。这次运动从1973年起，直到1976年，3年时光，就这样荒废了。不仅如此，这几件荒唐事严重打乱了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破坏了师生友好亲密的情谊，损害了莘莘学子读书上进的信心、希望和乐趣。由于十余年来不再实行高考，师生都认为读书无用。这种“读书无用论”分明严重阻碍了中国文化科技事业发展，在教育阵地上造成的创伤，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后才渐渐愈合。

难忘的1977年10月，风传又要恢复高考了，但报上发表的消息，却只是蜻蜓点水。但不少青年在以后的两个月里抓紧复习，等到12月份高考时，简直是空前绝后的火热，参加高考的人数之多，年龄差距之大，录取比例之少，考卷分数之少，也可能都创造了世界之最。但总算又凭分数说话了，读书开始认真了，教育阵地上的荒唐事终于画上了句号。

    回首十余年来教育上出现的荒唐事，绝不止以上这些，痛定思痛，心潮起伏。在北京奥运召开之际，更觉得今天的中国是难得盛世！重视教育、重视知识，这是多么英明的决策，中国的未来会更加富强、繁荣、和谐。中华民族跻身世界强国之列的时刻，为时不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