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笔下的乡间世界基本上是在同一空间内展开的，这个空间即他的故乡高密东北乡。古老、偏僻而闭塞的高密东北乡，成了实现其雄心勃勃的文学计划的地方，正如托马斯·哈代(T.Hardy)笔下的英格兰南部的“威塞克斯”地方，或福克纳(W.Faulkner)笔下的美国南部约克纳帕塔法县一样，同样相似的还有加西亚·马尔克斯(G.G.Mar2quez)所描写的南美乡镇马孔多。这些作家通过对自己故乡的生活方式和一般生活状况的描写，传达了某种带普遍性的人性内容和人类生存状况，将一般的乡情描写转化为对人的“生存”的领悟和发现。在这个意义上，莫言与上述这些作家是比较接近的。这样就使得莫言的作品超越了一般“乡土文学”的狭隘性和局限性，而达到了人的普遍性存在的高度。在这个方面，与莫言同时代的作家中，

只有刘恒的部分作品与之比较接近。

与一般“乡土文学”不同，莫言笔下所展现的是另一个中国农村：古老的、充满苦难的农村。这不是一个历史主义者眼中的某个特定时期乡间，而是一块永恒的土地。它的文化与它的苦难一样恒久、古远。时间滤去了历史阶段附着在乡村生活表面的短暂性的特征，而将生活还原为最为基本的形态：吃、喝、生育、性爱、暴力、死亡？？这种主题学上的转变，一方面与“寻根派”文学对人性的探索有关(莫言在最初亦曾被视作“寻根派”之一分子)；另一方面，它又比“寻根派”更加关注生命的物质形态(比如人的肉体需要和人性的生命力状况等)，而不是文化的观念形态(诸如善、恶、文化原型或象征物之类)。在物质化的生存方面，中国农民饱受苦难。他们的生存苦难与他们的文化传统一样古老，比任何其他的文明形式(无论是宗法制的还是公社制的)更接近他们生存的本质。这正如莫言在早期作品《售棉大路》中所描写的那样，丰收的农民喜气洋洋地交售棉花，同时却依然饱受着恶劣的生存条件所带来的痛苦。这种痛苦，就如同那位卖棉的姑娘因月经来潮所感到的生理痛苦一样，是与他们的生命本身密不可分的，甚至可以说，是他们的肉体生命的一部分。这一点，只有深谙农民生活本质而不被一般文化观念所迷惑的人，才能深切地感受得到。

如果将中国农村仅仅理解成一个悲惨世界，这是远远不够的。那些远离乡村生活的人往往只是这么看，以便自己高居于农民之上，并垂怜于他们。农村，尤其是中国农村，与苦难杂糅在一起的往往还有一种生活和快乐，这正是乡间文化的复杂性所在。中国乡间文化自古以来就是这么一种苦难与快乐的奇特的混合物。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化寻根运动”对此特性有所发现，但“寻根派”作家无法理解这一特性奇妙之处，因为他们往往抱定某种僵死的文化理论模式和简单的历史进步论观点，而不能容忍乡民在苦难与快乐相混杂的泥淖之中生存的现状。“寻根派”作家只能根据自己的文化冲突模式(野蛮？文明，古老？现代？？)对乡间文化作出生硬的评审，在“蒙昧”、“荒蛮”、“落后”等简单标签的掩盖下，将农民生活的复杂性和真实意义化为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