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惟一的报信人

莫言：中国社会近１０多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老百姓更成熟了，生活的自由度比以前更大了。人们在一起喝酒、吃饭时，都会说很多笑话，包括对各种社会现象的批评和嘲讽，这是很普遍的。更重要的是法律的力量已经深入人心。在这以前，老百姓认为法律跟自己没有关系，现在可以用法律的手段维护个人的自由，可以诉诸法律，将对方送上公堂，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这就说明中国开始向法治社会迈进，老百姓内心里的法律意识已经苏醒，这对过去那种人治社会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人治社会是封建社会，皇帝说一句话，一句顶一万句，谁也不能更改，现在大家已经没有这种迷信了，这是最深刻最重要的变化。还有一点就是个性意识的增强，过去我们没有自我，都是集体主义，一盘棋主义，到了９０年代，个人意识越来越强。《红高粱》就是宣扬个性的觉醒，爱我所爱，恨我所恨，做我个人想做的事情。为什么《红高粱》在８０年代引起那么大反响？就是因为老百姓被压抑的心灵突然获得了一种释放出来的快感。９０年代越是年轻的人，个人的意识越强。个人意识的觉醒对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过去是没有自我的，大家都要趋同化，穿衣服也是跟别人，你穿蓝的我也穿，如果穿红的，那就可能成为异类，被人嘲笑。在８０年代初如果男人留长发，女人穿牛仔裤，也是要被批判的。现在，你无论穿什么样的衣服，留什么样的发型，已经没有人来干涉了。中国老百姓现在关心的是腐败问题，很多官员都是在犯罪很长时间以后才被揭露出来，这是因为社会机制存在缺陷。贪官不是生下来的坏蛋，假如我是一个高级官员，手里掌握了权力，会不会贪污呢？我很难保证。我看了许多官员的忏悔录，他们也是身不由己，行贿者今天送明天送，你今天拒绝明天拒绝，到了最后一天没有拒绝，结果还是成了贪官。为什么不能从制度上来遏制这种行为呢！

大江：我看过三遍电影《红高粱》。第一次是跟我妻子的哥哥一起看的，他叫伊丹十三，也是一位电影导演，不过，他在几年前已经自杀了。他看过这部电影以后，当场就问我："你说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电影？"我回答他："因为这是中国拍的电影。"我反问他："你怎么拍不出这样的电影？"伊丹不假思索地答道："因为我是日本人。"第二次看《红高粱》是在柏林，当时我在那里任客座教授，是跟４０多个学生一起看的。当时这部电影荣获了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许多电影院在上映，离电影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希腊餐厅，在那里我为学生作了报告，题目是《莫言的原著和电影＜红高粱＞的比较》。有个很漂亮的，也有点目中无人的女学生发问，一是小说中的奶奶见到县官的时候下了跪，但电影里却没有这段；第二是父亲叫她的女儿吃饭，女儿不愿意，一下子把饭碗摔在地上，电影里也没有。这个女学生问，张艺谋导演是不是不喜欢女权主义，或者说故意回避这个主题，使女人都表现得十分温柔。我当时无言以对，希望张艺谋导演将来能为她回答。第三次看《红高粱》是在日本，我买了录像带，看得很仔细，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地方，大概莫言和张艺谋都没有发现，电影有一段写的是日本兵进村杀人，那些日本兵用日语高呼"突击"、"往里冲"之类的，中国观众可能不太注意，可日本观众一听就明白，在这些声音之间，忽然冒出了一句"ｂａｋａｂａｋａｓｈｉｙｉ"，这是"荒诞"、"不条理"的意思，不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声音混进了电影，当然声音是轻轻的，不仔细听或许听不见。我觉得这一段拍得很好，尤其是在揭露日本兵侵略中国这个战争犯罪的事实上，用艺术的手段表达得很充分。这是一部非常好的影片。

莫言：８０年代中期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音乐、美术等各项艺术都受到老百姓的关注。我特别怀念那段时光，那种冲破一切条条框框的精神，无论《红高粱》小说，还是电影，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就是因为"文革"以来老百姓长期受到压抑，心里沉甸甸的，而这部电影却高举了张扬个性的旗帜，老百姓有了一个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的感觉。任何小说被改编成电影都是一个选择的艺术，一部长篇几十万字，改编成电影，不可能把你所有的人物和情节全都放进来。电影《红高粱》画龙点睛，把小说中最精华的部分，也是我最下力气的部分选择出来。我对张艺谋说过，我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改编他们的作品需要忠实原著，改编我的作品，你愿意怎么改就怎么改。小说无非为你提供了材料，激发了你创作的欲望，你放手大胆地干。电影比小说的影响大多了，１９８８年春天过后，我走在路上，深夜里也听到许多人大声唱《红高粱》里的歌曲。我觉得电影确实不得了，我的小说能碰上张艺谋导演，感到很幸运。

大江：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有许多人阅读我的小说，现在并不多。你在艰苦的时代积累了自己的文学，我从你身上似乎也获得了一种能量，决心完成晚年的文学创作。

莫言：作家之间是互相影响的，我读大江先生的《小说的方法》，每读两行就会想半天，我想我也能顺着你的思路思考下去，比如你讲《圣经》，麦尔维尔的《白鲸》也引用过的一句话，"我是惟一一个逃出来向你报信的人"，你说这是你小说创作的最基本的准则，我觉得这太有意思了。无论搞小说也好，搞电影也好，完全可以用这种自信的口吻来叙述，这是作家叙事的一种态度，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是惟一一个从阵营里逃出来向你报信的，我说它是黑的就是黑的，说它是白的就是白的。作家也好，导演也好，应该有这种开天辟地的勇气，持这种惟一的报信的勇气。说不说是我的问题，读不读是你的问题，拍不拍是你的问题，看不看是他的问题。我要按照我的想法来做，哪怕只有一个观众，哪怕只有一个读者，我也要建立这种惟一向你报信的态度。

作者简介：毛丹青，华裔旅日作家，有中文和日文著作多部，新著《日本虫子日本人》近日由花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