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学第一书隆重出版
——澳门大学讲座教授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博大精深引人注目
香港新商报讯:(记者艾琳专题报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3年1月隆重推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其中澳门大学讲座教授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博大精深引人注目。
杨义,2010年8月出任澳门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任澳门大学讲座教授以来,已出版专著《文学地图与文化还原》、《老子还原》《庄子还原》、《墨子还原》、《韩非子还原》5部;最新出版专著《文学地理学会通》58万字、《鲁迅文化血脉还原》30万字,总计218万字。至此,其学术著作总量累计已超过一千万字。
经由对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的发现到自觉,杨义教授纵贯古今的学术视野和博大精深的学术体系,不仅开创了文学研究“接地气”的全新局面,恢复文学存在的生命与根脉,而且深入探讨中国文化的“边缘活力”、“太极推移”、“南北朝效应”等十大命题,从而实现了全球化背景下对中国文明研究的古今贯通、汉族少数民族贯通、地理区域贯通、陆地海洋贯通、雅俗诸文化层面贯通、文史哲诸学科贯通的宏大理想。向世界展示出中华文明生命力千古不绝,中华民族由众多的具体民族融合出一个总体民族的文化根据,从而有力地呈现出中国崛起的文明支持力量。
一、点亮文化、做大学术的方法论实践
21世纪初临之际,杨义教授就敏感地意识到一个全新文明时代的到来,他在北京香山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我本人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画出一幅比较完整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或文学的地图。这个地图是在对汉族文学、五十多个少数民族文学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精心绘制的。这样的地图相当直观地、赏心悦目地展示中华民族文学的整体性、多样性和博大精深的形态,展示中华民族文学的性格、要素、源流和它的生命过程。”他认为,如此绘制的文学地图,应该成为中华民族与当代世界进行平等的、深度的文化对话的身份证。
点亮文化,做大学术,是当时同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的杨义先生一种刻骨铭心的追求。2003年他在英国剑桥大学当客座教授时,作了“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文学地理学、民族学问题”的讲演,同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讲演集,随之陆续发表了系列讲演、系列论文和若干著作。经过长达十多年的辛勤学术劳作,才有了这部汇集为五十余万字的《文学地理学会通》。
文学地理学的学术方法,如今已经逐渐成为古今文学研究的当家重头戏之一。它开拓了大量的地方的、民间的和民族的资源,与书面文献构成广泛的对话关系,从而使我们的文学研究敞开了新的知识视境和思想维度,激活了许多看似冷冰冰的材料所蕴含的生命活力。文学地理学的基本思路,即在过去文学研究注重时间维度的基础上,强化和深化空间维度,展开了与中国文化特质相关的诸多空间要素;文学地理学的精髓,也是文学地理学的第一原理,在于使文学接通“地气”,恢复文学存在的生命与根脉。这些命题和原理,都获得了愈来愈广泛的共识。可以说,近年的许多引人瞩目的学术突破和建树,都与文学地理学的学术方法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杨义先生说,他经由了一个不自觉到自觉的学术方法论过程。这种方法论自觉是全球化语境导致的学术身份自觉的产物。早年的文学地理学的情结,在他最早的成名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显露出来,当时除了采用文化学、鉴赏学的视角之外,聚合京派、海派、东北流亡者作家群、四川乡土作家群、华南作家群,上海孤岛、香港、台湾,大后方、解放区、战区,连左翼文学也细分出上海、南京、北平,沦陷区分述东北、华北等等地域区分和作家群分,这种分类法,在当时文学史写作中还没有,其实就体现出了文学地理研究的优势。作家一旦从自己原初记忆和深受感染的生活出发进行写作,他就会以地域文化捕捉外来流派,对外来流派进行地域文化的染色,这就是“地气”濡染洋风,这正如鲁迅所说,人不能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离开地球,他们一旦留在地球,就不能排除“地气”对其文学写作的感染。回过头来看,这些作家群体的划分及其文学特征的勾勒,潜在着的就是一种文学地理学的文化框架和学术思路。它是系统搜寻,沉思默察,自然融会的结果。
1990年代进入古代文学和文化研究不久,杨义先生的文学地理学的情结就逐渐走向自觉。比如研究古代小说时,探讨《穆天子传》的三晋因素和魏国信仰;研究《楚辞》时,注意它与黄河文明不同的长江文明特征;研究李白、杜甫时,致力于揭示他们身上分别体现的长江文明、西域胡地文明、中原文明的因素。在这些论著中,诗学、叙事学与文学地理学往往是错综为用,以综合思路抵达创作的生命原本的。为此,他在全国各省市进行了不下200个古代现代文化遗址遗迹的田野调查,用脚步丈量大地上的文化血脉和山川精魂,收集了大量地方文献、图幅、照片、故事,与当地学人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文学地理学的各地资源和脉络,也就在丰富的积累中变得清晰起来。因而在《中国古典文学图志》一书,加上“宋、辽、金、西夏、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的副题,突出了文学地理学、民族学的维度。他兼治少数民族文学后,获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一些重要学者的帮助,积累了一批少数民族文学重要的上档次的资料,文学地理学的方法就得到更充分施展的机会。在阅读和使用这些资料的过程中,陆续提出了“边缘活力”的原理,以及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之间的“太极推移”与中华文明生命力的关系,“太极推移”中巴蜀与三吴为两个“太极眼”,《格萨尔》属于江河源文明,南中国海与中国近代文明的发生等一系列重要的命题。这些命题在十余年间化作系列讲演和论文,对探索所得的文化原理和文学通则,作了比较认真的论证。这些命题的揭示和论证,旨在从真实、全面而深刻的层面上,提供一种历史文化哲学,从而对中华文明生命力千古不绝,中华民族由众多的具体民族融合出一个总体民族的文化根据,中华文明的文化动力学系统,给出一个坚实、深入而生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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