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在今天的“意义”

　　文学的意义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也是一个谈论文学的基本的出发点。问题是——在经济活动主宰世界，网络语言引导和控制信息，后现代的戏说立场统治人们精神的今天，谈论文学甚至文学的意义还有“必要”吗？谁还需要知道文学的意义？谁还愿意让自己与文学搭上关系？人们谈论文学的被边缘化、文学的死亡，以及伟大的文学这些话题时，似乎都与百姓的世俗生活无关，似乎与当代社会的进程无关。但事实是，文学在任何时候都与“世俗生活”相关，都与“社会进程”相关，都与人类的“整体前途”、“命运”相关。因为，文学是人类“价值建立和精神生长”的过程，是人类“生存意义”的自我确证。

　　第一个题目：“文学”使“人类的存在”有了“意义”（三个词）
　　人是生存在社会上的动物，这种生存是以“理智”和“情感”为指导的，具有方向性和目的性的，因而，“生存”是主观的动态的过程性的，而“存在”应当是客观的静态的一种物质状态物理状态。人的生命过程不是“存在”而是“生存”。作为与万物共生的人，他的最基本的使命是为自己的存在寻求意义，我——是谁？我——为什么而生？我——为什么而活着？而文学最基本最伟大的功能就是给予“意义”，是对人类的生存赋予意义。比如我们知道的外国荷马史诗、希腊悲剧、《圣经》、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莎士比亚的戏剧、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中国的《史记》、唐诗、宋词、元代杂剧、明清小说等等，不管它们是什么题材，什么体裁，实质上都是告诉人们生活的意义。
　　文学不是哲学，也不是宗教，它不提供生存的理论，而是以它对世界的感悟保障人类的精神永远有一个“支点”，这个支点就是“理想”。不管是在精神迷茫的时候，还是在情绪晦暗的时候，或者在我们陷入极度激动的时刻，文学总会给予我们可靠的“心灵指引”。比如像《神曲》、《浮士德》这类抽象的充满哲理性的作品，可能对于那些理性的有意于追求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的人有着强烈的启示意义，成为许多人生命中最基本的精神动力。而具有同样价值的是，相对通俗的唐诗、宋词、元代杂剧、明清小说，包括传统的说书等等，都在文学的意义上引导和安慰着芸芸众生。人们通过阅读，通过聆听，通过观看，领悟到人生或世界的某种真相，点燃起心中生存的信念，寻找到个人的生存目标……从古至今，大致如此。
　　至于在今天，类似于传统的文学性阅读已经很少见了。无论是学生还是成年人，都在忙于读实用的书籍，比如考试秘诀、职场秘诀、发财秘诀、官场厚黑学之类。一些想读文学而又没有耐心的人，则去读网络文学作品，或是读那些本身没有生活经历而又很乐于写作的所谓“新锐作家”的东西，这种作品有时是纯粹个人情感经历，有时是参考了别人的作品后对生活的想象。这些现象的存在使许多人误以为真正的文学已经没有了或死掉了，还有许多人认为那些所谓的“私人写作”“肉体写作”或“青春写作”就代表了当前的文学。这些现象和这些认识都是不对的，是没有“亲近”文学和“信任”文学而产生的暂时性的灵魂“失重”状态。
　　那么，我们现在文学中的意义在哪里？从青春文学、网络文学和肉体写作的作品来看，生活是真的没有意思了？人生不是忙于挣钱就是忙于吃喝玩乐，从这些作品中似乎看不到任何“方向感”。

那么，是否还能有，还会有，给人以温暖的作品呢？我这里可以放心地告诉大家的是，有！我下面举的例子是以我个人的阅读为例的：
　　贾平凹的《秦腔》、《高兴》是在不动声色的日常生活描写中传达出对生存的热爱和对生活意义的寻找；严歌苓《第九个寡妇》和铁凝《笨花》，都是在大的社会背景中的小人物的人性挖掘，让读者从中感受到人的尊严和人性的美丽；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定西孤儿院》以一种近乎冷漠的笔调回叙中国五六十年代的右派和孤儿的非人生活，却越发显示出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喷薄欲出的人道主义激情，具有罕见的震撼力。赵德发（山东作协副主席、日照市文联、作协主席）的《双手合十》以宗教生活为背景，但探讨的依然是人性和人的存在意义和生命价值等基本命题，不仅仅是拓宽了文学的视野，更主要的是让人们感受到，即使在那种多重力量的重压下，人也还能做出有意义的选择。我举的这几部作品都不是表达抽象观念的或写重大题材的，它们所表达的对生活的热爱，对人的信任，以及对人类普遍价值的信任，足以对普通读者形成真正的文学影响力。其实，有独特文学价值的好作品还有很多，比如王刚的《英格力士）、杨志军的《藏獒》、余华的《兄弟》、刘庆邦的《红煤》、叶文玲的《三桅船》等都是既有可读性又有文学性。还有麦家的《解密》、《暗算》、《风声》（这些不知大家看过没有？），虽然是借助了电视的力量，但他真正的价值却在于塑造“英雄”，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反英雄”和不出现英雄的时代，为我们塑造了“凭借意志力量克服人类弱点和局限的超凡脱俗的英雄”。而像山东作协主席张炜的《刺猬歌》、《能不忆蜀葵》、阎连科的《受活》，虽然读起来比较累，但却可以证明确实有作家从未忘记理想和责任。

　　读这些作品，可能也会让我们伤心，让我们叹息，让我们看到生活的不容易，但在另一面，书中的人物、故事、场景和价值观能鼓励我们摆脱或忘记生活中的灰暗、颓唐、失望和迷茫，最根本的是它们能给我们生存的勇气、信心和方向。在这些文学作品中，我们普遍地感受到人的尊严，由此我们也更加热爱和珍惜自己的生活。文学不一定非要像特殊时代的宣传品一样非得强行被人诵读，但文学最可贵之处在于它不管在什么时代什么环境中，总会让人懂得生活并不是茫无头绪的存在，而是充满着可能性与选择性的生机勃勃的过程。

　　第二个题目：文学帮我们建立“价值系统”（一个词）
　　简略地回顾一下文学的历史和人类的成长史，大致可以看到，文学始终伴随在人类的精神生长和文化成长过程中，在人类的文明演进过程中，它全面而无微不至地帮助人类建立了自己的价值系统。“文学在一种文化的价值建设的全过程中始终全面承担着价值生成、价值判断、价值传播、价值演化、价值消解、价值更生等系列功能。”“所谓价值，就是人对自身存在的肯定，是人类为了鼓励自己生存下去而为这个世界建立的精神秩序。在价值的指引下，人感受到生命的可贵和存在的意义。……文学作为价值的载体，它的最终使命恰恰是让人在日常生活中认知和接受人类的普遍性的价值追求。”

　　人的价值观的形成，一方面来自社会的规范，比如政府的诱导之类，一方面来自生活中环境的影响，比如家人亲戚邻居的榜样作用。而在官方号令和家人的言行之间，文学对人的影响可能更广泛一些。比如中国人都比较熟悉的《史记）（鲁迅说司马迁文学家、莫言说《史记》首先是文学），我这里指的是里面的人物传记部分，其实就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重要源头。司马迁通过对他笔下人物的褒贬，提出了做人的标准和人生的价值取向等原则，并被后来的人们所接受，由此形成了中国人最初的一批人生样板暨中国文学的英雄原型。所以，《史记》最了不起的价值并不在于他记录了汉代之前3000年的历史，而在于它为中国人提供了作为“价值象征”的人生的榜样。你可以读几篇其中的人物传记，然后再想一想这些人物，你会发现咱们现在还在照着这些人物的样子生活着呢！
　　比如，“刘邦”和“项羽”的描写，突出了“项羽”的人格魅力，提出了“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观念，使李清照（我们诸城媳妇）在几百年后还在感叹“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使项羽成为中国历史中少有的受到不同阶层的人喜欢的英雄。“越王勾践”虽然没有项羽的英雄气质，但他的“卧薪尝胆”、“十年复仇”精神也成为中国人磨炼自己精神意志和开创事业的榜样。屈原对理想的执着、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对信念的投人，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样板。侠客列传，刺客列传，滑稽列传公然列入正史，则让拘谨的中国人有了更为开放的人生选择。中国文化的现实精神，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都与《史记》以来的精神脉络相通。《史记》提供了面对现实的批判态度，提供了“不以成败论英雄”的道德判断标尺，提供了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样板，提供了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改造的理想，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文学参与文化价值建设的鲜明范例。《史记》所确定的价值尺度对后世中国人的价值判断和文学形象塑造所产生的样板作用是巨大的，它的平民性、道德取向而非成功取向，包括它对权威和既定秩序的批判性态度，都渗透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和中国文学的细节中。
　　至于外国作品，我们熟悉的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思历险记》、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薄伽丘的《十日谈》，包括《基督山恩仇记》、《一千零一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都明确地在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通过树立英雄榜样，通过英雄的现身说法而逐步建立起公众的价值信仰，再通过榜样的力量和信仰的力量使公众将公认的价值观融入自己个人的日常行为即生活细节中，文学就这样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帮助我们建立起了完整的价值系统。它以形象的方式告诉人们，人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怎么样？而我们，在阅读书籍，听民间说书和观看戏剧——这些都是文学，而在当前的影像时代，电影电视的故事也仍然是文学——的时候，就接受了既定的精神秩序和系统化了的价值观，我们就成了文化和文明的一部分。这就是文学的力量。（插话，副作用：一些人模仿电视情节杀人、小孩想当汉奸吃烧鸡的例子，笑！）

　　第三个题目：文学承担着文化的自我修正功能
　　文学给虚悬着的人类精神建设起一个支点，即理想，它使我们觉得活着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文学同时又告诉我们，人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怎么样？使我们有了具体的生存目标和方向。但根据哲学家们的说法，人类的存在毕竟“有目的的——无目的”，我们为之奋斗的一切在某一天某一刻可能会显得非常的陌生非常的不可思议。如果一个社会在总体上陷入这种迷茫的状态，则可能导致“价值观的紊乱”和“文化秩序的失常”。在这种时刻，又往往是文学可以挺身而出，发挥文化自我修正的功能。 

比如“文艺复兴”就是对欧洲中世纪的“宗教专制主义”的反叛与修正，而“现代主义”文学则又是对资本主义的“高度垄断”和“机械化”生活秩序的批判。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以“新时期文学”为标志的一段文学历史和文学思潮，正是对此前的“文化禁锢”和“思想禁锢”的反叛，其中所洋溢的对现实的参与精神、批判精神，对个性自由和人性解放的追求，对理想主义、现代化、民主化的向往等，对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和文化多元化局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决不是像今天一些对生活毫无所知的时髦的学者所说的“伪理想主义”。
　　当前文学的被边缘化，或许正好可以用来说明文学所承担的文化自我修正的功能。
　　文学是人类价值生长的过程，也是人类文化的镜子，它照耀着人类的“灵魂”，同时也照耀着人类的“行为”，使人成为人。所以，文学总是与人的生活融为一体的。有些时候，它显得高人一等，有时候它又显得无足轻重。它的重要性仅仅体现在人类精神对它的渴望与依赖上。所以，最近几年来，所谓的文学边缘化——只是中国人暂时不那么需要文学，不那么依赖文学而已。当然，其中还有一个小小的因素可能是，以韩寒（被誉为青春偶像）、张悦然、李傻傻（被誉为少年沈从文）、安妮宝贝、上海宝贝等一些年轻的写作者对文学有一些误解。他们以为凡是拿起笔“虚构”的文字都叫文学，以为自己所信奉的才是真正的信仰。这样，他们就排除了传统的文学判断标准和价值判断标准，把人类过去的生活和过去的文学活动都归属于无意义的范畴。而事实上，中外文明史都让我们明白，一些喧嚣一时的、显赫一时的、闪亮一时的，无论是人物还是思想，总会被历史遗忘。江水滔滔进入大洋之后，水边曾经喧嚣一时的泡沫早就在阳光下变成了空气。所以，文学写作，只是指那些对人和世界有所感悟的人所写下的文字，至于那些把文学当作技术当作玩具当作游戏的写作，不应当进入“真正文学”的关注视野。
　　从文化生长的角度看，最近十几年来中国人对文学的感觉和态度，说明中国的社会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整个的价值系统和生存坐标都在调整和变化的过程中。人们不再相信以往的真理和以往的秩序，而在迅速地引进了西方一百年甚至几百年才积累和形成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之后，又发现这些观念和理论并不能帮助我们理清自己的现实处境。由此，中国人开始“躲开”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借着经济改革的大潮变得只相信金钱与利润，只愿意为金钱和权力而奋斗。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前面举到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第九个寡妇》、《笨花》、《藏獒》、《能不忆蜀葵》、《高兴》、《双手合十》、《说走就走》、《英格力士》）才显出其可贵的品质。它让读者感到温暖的同时，也让读者对人对社会保持着信任和信心。文学一直存在着先锋性与大众性共生并存的特性，先锋性似乎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大众性似乎是只关心老百姓而不关心更高层次的精神探讨的。其实，文学的先锋性就是对社会现状的批判及对新的文化可能性的探索，而当这种批判性探索性的努力逐渐被社会理解甚至接受的时候，文化就已经完成了一次自我蜕变（蝉龟——蝉），一种可能只属于少数人的精神演化成了社会性的共识。所谓文化的大众性，其实就是把“精英”的探索传达给“大众”的过程。
　　所谓文化的自我修正，就是指这些文学的努力，文学的叙述以其对生活的直观感悟默默地温暖着读者的心灵，于不知不觉中影响着读者对生活的判断，使读者能在纷乱嘈杂的多元化声浪中渐渐找到一条清晰的精神生长脉络，从而也为自己的生存找一个合适的方向或目标。譬如，《藏獒》使我们对责任感、使命感、忠诚感重新萌生出痛彻入骨的体验，使我们对游戏人生的态度生出羞愧；《夹边沟纪事》让我们更懂得珍惜生命和尊重生命；《第九个寡妇》让我们相信即使是一个最弱小的女子也能凭人格的力量和人性的力量同命运抗争；《能不忆蜀葵》则告诉我们，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活得高贵而有尊严。正是这些作家作品的默默努力，在默默地影响着商品世界中的公众，使人们越来越看到文学与游戏之间的区别。当整个社会中的多数人不再相信那些“私人写作”、“肉体写作”和“青春写作”，甚至也不再相信那些所谓先进的理论时，已经失去方向的当代文化就已经在不经意中回到了它的正常发展轨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