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网络文学的意义，主要是在进入新世纪以后才被渐渐觉悟到的。特别是在2004年前后，博客写作开始成为新的网上流行写作，再加上手机短信、掌上阅读器等新电子媒介支持的文学写作和传播样式，显见中国文学的面貌和进程已经开始了全面的历史嬗变。这个嬗变期的特征就是多向度、多元化、多层次的文学样式共同构成了一种市场利益博弈关系。文学生态由此形成分类或分众的格局——多种利益取向形成了文学生产和传播的终端。也就是说，很难再认为存在着一种统一性和终极性的文学统治因素了。

　　原有的文学经验在网络世界中式微以后，文学资源和价值观的真空状态并未出现，而是几乎同时就由虚拟资源(产品)所充分填补了。只要能够获得资源的及时且充分的供给，经验的形成和获得也就有了保障。并且，这还促使网络世界形成了自己的法理逻辑，建立了自己的经验和价值标准。网络媒介充当并胜任了新的文学资源和新的文学经验的平台，由此产生出了新的文学。

　　“80后”文学现象提醒我们必须看清当下的文学事实：由于互联网和文学市场化以及文化商业资本的复杂作用，传统体制以外的文学生存已经成为现实的文学生态。文学的多样性和多取向已经不再是任何一种权力集中体制所能完全有效控制的了。此时此刻，各种不同的文学价值已有可能在不同的空间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而且，不同利益间的交换足以衍生出新的价值增长点。倒不是说有多少优秀的原创作品发表于网上，最关键的是网络空间参与了文学规则的制定和文学市场的定价。同时，网络写作不再是某些特殊人群的专利或不得已选择，而成为所有(文学)写作者共享的权利和方式。

　　一般说来，相对于纸质传统的文化形式，互联网文化更多只能说是一种社会亚文化现象，前者才是主流文化形态。同样，相对于传统文学和传统作家而言，“80后文学”(作家)也只能说是当代社会亚文化现象在文学领域里的表现——姑称之为“亚文学”，传统文学和传统作家则是当然的主流文学形态。这样一种相对性的比照，既是媒介文化和作家代际的表面形态差异所致，但也与形式的内里——价值观立场、思维方式、意识形态等等的不同取向有关，哪怕这些取向是不自觉的或非对抗性的。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视野往往容易忽视社会亚文化思潮及其形态的暗流、勃兴对社会整体文化结构或其发展的影响的广泛性与深刻性。实际上，一般所谓的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力量对比，在特定的时间或空间(比如，按照年龄、性别、地域、信仰等可以相对区分出的文化人群)里的实际影响力，往往难以清晰判断，有时还可能会与常识概念恰好相反。换言之，在特定的时空或文化人群中，亚文化价值观的实际权力地位很可能会高于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地位。在主流或亚文化的实际权力地位有可能会发生变化甚至倒置的社会情境中，什么才是主流或亚文化呢？这其实是一个无法明确回答的难题。比如，纸质媒体和网络媒体的文化地位或其影响力的比较，青少年文化、女性文化、白领文化、同人或同业文化，还有少数族群文化、民间宗教文化、非政府组织文化、同性或双性恋文化等等，凡此以不同标准可以相对划分出的“亚文化”，并非只是被动地或自甘弱势地接受着主流文化的完全宰制。亚文化有自己的世界，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就是主流文化。因此，特定的时空或文化人群的条件，完全可以改变主流文化或亚文化的权力地位关系，改变文化形态的实际边界。

　　不妨以《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及其造就的一代“80后”“亚文学”为例，从其与主流文学的对照来看。《萌芽》一向也是计划体制内的主流文学刊物。但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它顺应了中国社会体制转型改革的时势，终于成为市场经济和网络时代开始阶段能够代表当代文学转型发展面貌的一个标志性文学刊物——这个评价的主要依据就是十年前开始的“新概念作文大赛”。

　　“新概念作文大赛”并非正统主流文学的翻版，而只是它的衍生物，是与正统主流文学自觉形成距离感的一种青少年文学写作现象，即具有鲜明的社会亚文化、亚文学的特征。但“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文学史意义却至少在几个方面是极其突出的。一是新概念作文大赛以其崭新的文学写作理念，激活了社会层面中的原生的文学精神和文学生命，特别是使文学写作与一代甚至几代人的青春成长过程产生了直接的关系，文学写作由此从根本上突破了以往的种种僵化规约，真正成为“人生的文学”。这种巨大的改变，在中国经验里是必须由国家力量才能完成和做到的。但现在，却由《萌芽》借力于社会转型的时势大潮以一个刊物的努力而助成其功。二是不再主要依靠政治或意识形态的权力，就将文学写作与文学教育直接联贯了起来，既使文学写作变得格外地纯粹，也使文学教育有可能走上自省而活泼开放之路。有生命的文学从此真正(重新)成为一种人生教育的方式和内容。三是直接促成了一批最年轻的当代作家的诞生。这批作家(即一般所谓“80后”作家)因其诞生和成长的社会条件、文化条件、生活条件乃至政治条件等，全都迥异于此前的所有各代作家，所以，他们的出现真正标志了中国当代作家的实质性“换代”，此前所有各代作家之间的差别，恐怕加起来也无法赶上共同的与这代作家之间的差别鸿沟。中国作家开始了实质性的换代，岂不就意味着中国文学也开始实质性的换代了吗？《萌芽》的上述历史蕴涵、经历了一种从主流文学到亚文学而今身份、地位又趋复杂、难以确定的“革命转换”过程，从而有资格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经验的标本之一。

　　有两个相关的现象非常值得重视。一是网络写作早已经进入了传统的文学规范领域，反言之，传统的文学写作规范已经不再视网络写作为异端或垃圾，两者已经构成文学共同体而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共同资源和经验。二是在没有“80后”作家参加的最新一届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后不久，数十位“80后”的代表性作家由几代老作家作为介绍人而引荐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而最新的显例则是，《人民文学》在其总第600期即创刊60周年之际，以整期方式推出了“80后”文学的亮相。这两个现象充分说明了当今的文学市场利益和文学体制观念都已不能不认可并促进不同文学的“历史性合流”。概言之，亚文化∕亚文学的力量仍足以创造出自己的历史，仍足以改变自身与主流文化、主流文学的力量对比，甚至，仍足以使主流文化、主流文学的既定身份与地位在一种相对的时空里发生明确的变化，乃至革命性的改造、置换、取代——大约100年前，白话文学也就是这样完胜了文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