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至3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中，曾有不少人指出过现代诗与现代人心理意识的关系，认为诗人应着力表现现代人的内心感受，施蛰存在为《现代》刊登的那些“现代的诗”撰文辩护时说，它们表达的“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情绪”。［④⑩］那么这种“现代的情绪”的实质又是怎样的呢？杜衡的解释颇具代表性，他说这种“现代的情绪”的本质就是“一个人在梦里泄漏自己的潜意识，而在诗作里泄漏隐秘的灵魂”。［④①］“隐秘的灵魂”暗合了对诗人的绝对个性的强调。从理论上说，杜衡的解释是一种神秘主义的解释，并且反映了流行于30年代诗坛的那种将弗洛依德与象征主义拼合的文学观念。事实上，中国现代诗人从象征主义诗学那里继承的表达内心世界的观念，受当时学界中流行的克罗齐的直觉主义和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的影响，常常被神秘主义的解释所肢解。袁可嘉对此缺陷深有感触，他的批评中几乎看不到神秘主义的影子，甚至谈到“晦涩”这一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批评中的著名难题时也避免了神秘主义的纠缠。在诗人的个性Personality问题，袁可嘉显得犹疑不定，比如他一方面赞同艾略特“逃避个性”的主张（这时他针对的主要是当时以七月派诗人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的个性），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在现代主义的倾向中“必须有独特的个性”，［④②］而他的批评观也是以尊重艺术个性为核心的。不过，这不应理解为理论上的矛盾。袁可嘉对依
据现代人的心理意识从事写作的根本态度是，这种心理意识是有机地融合在“最大量意识状态”里的“强烈的自我意识中的同样强烈的社会意识”。［④③］他推崇的是象艾略特那样的“现代诗人的综合意识”，所以反复强调诗人自我意识与社会意识的融合；从而避免了3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对现代人的心理意识所做的狭窄的带有神秘色彩的解释。这同他对现代主义诗学中“为艺术而艺术”的摈弃也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