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评价袁可嘉的现代主义批评的时候，我们也许会对它所具有强烈的社会学批评色彩感到疑惑。在《我的文学观》一文中，袁可嘉将“社会学的文学观”、“心理学的文学”和“美学的文学观”并称为其批评观的三大有机组成部分。他甚至为社会学文学观勾勒出从柏拉图、贺拉斯、维柯、史达尔夫人、圣伯甫、泰纳到马克思的令人生疑的线索，其中将泰纳的历史主义归为社会学批评有点象学术笑话。如果联系他在其它场合的论述，我们会发现真正使其批评带有社会学色彩的还是理查兹、艾略特、勃克这样一些同新批评派有关的人物的影响。理查兹的实用批评非常注重诗歌对人类心灵的净化作用，艾略特更直接撰有名为《诗歌的社会功能》的论文，从道德角度鼓吹诗歌的社会教化作用；勃克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这位试图将新批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融为一体的“被奥登称为美国当代最优秀的批评家”，［④④］曾多次被袁可嘉提及。这里，我们细究其批评的社会学内涵，并不意味着可以把他的批评解释成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袁可嘉对现实的关注，是主张现代诗的感受力应关注现实、包容现实；与现实主义诗学主张反映现实、再现现实是有本质区别的。此外，还应该把他在诗歌态度上所持的现代主义立场同他在批评观上所持的社会学批评观点严格地区分开来，才有可能有效地评估其批评在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中的历史价值。维护袁可嘉现代主义诗论的纯洁性有时也会显得很困难，因为连袁可嘉自己在１９８３年也说“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在他们（“中国新诗”派）那里得到了较好的虽然远不是完美的结合。”［④⑤］不过考虑到８０年代初整个中国学术界仍充斥着把西方现代主义贬为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艺术代表的强大舆论，所以他此时的表白便不能不打折扣。值得注意的是写于１９９２年的《自传》，他已比较乐于承他认40年代的批评同一场自觉的“中国式的现代主义运动”是休戚相关的。而最根本的依据还是他40年代写的那些批评文字。

袁可嘉现代主义批评对现实因素的强调，与艾略特诗学和奥登作品中对现实的强烈关注有承续关系，也与他所接受的崛起于“红色三十年代”的左翼社会学批评的影响（比如他曾以赞赏的口吻提及30年代英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考德威尔）有关外，也流露出一种强烈的历史针对性。我们前面已提到过20年代末至4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诗学，将在中国的象征主义实践与逃避现实的艺术倾向联系起来，并把它作为一种本质特征，专断而巧妙地扩展定论为中国现代主义与逃避现实的艺术倾向存在着一种必然联系，企图彻底否定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写作的合法性。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或一种更为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现代诗人普遍认可了这种定论。30年代，两位曾致力于象征主义诗艺的诗人穆木天和何其芳的转向现实主义，是引人注目的例子。卞之琳在１９７８年和１９８０年为他自己和戴望舒的诗集写序言时都反复说，戴望舒和他自己在30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写作存在着“回避现实，……在艺术中寻找了出路”［④⑥］的问题。袁可嘉意识到来自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内部的逃避现实的倾向，危害着40年代人们对另一种面貌全新的现代主义的接受和认同，所以他竭力反对以往将“诗监禁在象牙之塔里”［④⑦］的做法，并力图破除人们已经习惯的那种将现代主义与逃避现实栓在一起的观念。其总的批评意旨是让人们意识到象征主义并不代表中国现代主义的全部可能性，40年代还存在一种关注现实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他反复援引奥登的例子是很明智的。奥登在１９３８年访问过中国，而他在中国写的《战时十四行》曾受到热烈欢迎，更主要的是奥登彼时的左翼诗人的身份。现代主义与现实的关系，可以说是袁可嘉批评中涉及最多的一个问题。不过在关键时刻，他的措辞就显得异常谨慎，在解释“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时，他似乎有意宽泛地、也多少是含混地将“现实”界定为“对当前世界人生的紧密把握”。［④⑧］这表明，他只同意诗人在诗歌感受力上应关注现实，审视现实，诗歌作品应包容现实，处理现实题材；而且所有这些落实到艺术表现上的时候，必须遵循现代主义的间接性原则，即与“象征、玄学”有机地融为一体。袁可嘉所说的“现实”还有一层含义，也是容易被人忽略的，即现代诗人把握现实的能力主要表现为否定现实、批判现实的能力。这同他对英美现代诗歌的演变的认识有关，在《从分析到综合——现代英诗的发展》一文中，他把现代英诗的发展解释成（在某种程度上）一种不断增强的批判现实的能力和发展。虽然他提到过奥登的理想主义气息，但在现实问题上，他不赞成歌颂一部分现实、否定一部分现实的做法（这是不能把他的批评归入40年代现实主义诗学体系的又一理由）。他真正钦佩的对待的现实的态度只有两种：一是“奥登、史本特（今多译作斯彭德）诸人对现代人生、当前社会展开正面的猛烈攻击”［④⑨］的批判现实的能力，二是里尔克那种“足以代表现代诗人综合性的广度与深度”［⑤⑩］的沉思现实的能力。

① 袁可嘉《自传：七十年来的脚印》，《新文学史料》，１９９３年第３期。
② 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第２９６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③ 见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二卷，第１８４至１８５页，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９年中文版。
韦勒克说他从批评上难以原谅柯勒律治对谢林、施莱格尔等人“抄袭”，尽管他对柯氏的评述详尽而持论精当。
④ 潘颂德《中国现代诗论40家》，第４１５页，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⑤ 袁可嘉《“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天津《益世报》，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７日。
⑥ 袁可嘉《“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天津《益世报》，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７日。
⑦ 袁可嘉《“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天津《益世报》，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７日。
⑧ 袁可嘉《自传：七十年来的脚印》，《新文学史料》，１９９３年３期。
⑨ 朱自清《诗与建国》，收入《新诗杂话》，第４５页，三联书店，１９８４年版。
⑩ 唐湜《新意度集》，第２１页，三联书店，１９９０年。
①① 袁可嘉《新诗现代化》，天津《大公报》，１９４７年３月30日。
①② 袁可嘉《新诗现代化》，天津《大公报》，１９４７年３月30日。
①③ 袁可嘉《新诗现代化》，天津《大公报》，１９４７年３月30日。
①④ 转引自韦勒克《现代文学批评史》第五卷，第３２２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①⑤ 袁可嘉《谈戏剧主义》，天津《大公报》１９４８年６月８日。
①⑥ 袁可嘉《新诗现代化》，天津《大公报》，１９４７年３月30日。
①⑦ 袁可嘉《新诗现代化》，天津《大公报》，１９４７年３月30日。
①⑧ 袁可嘉《新诗现代化》，天津《大公报》，１９４７年３月30日。
①⑨ 袁可嘉《新诗现代化》，天津《大公报》，１９４７年３月30日。
②⑩ 袁可嘉《新诗现代化》，天津《大公报》，１９４７年３月30日。
②① 袁可嘉《新诗现代化》，天津《大公报》，１９４７年３月30日。
②② 袁可嘉《“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天津《益世报》，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７日。
②③ 袁可嘉《“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天津《益世报》，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７日。
②④ 转引自沈奇编《西方诗论精萃》，第３页，花城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②⑤ 袁可嘉《新诗现代化》，天津《大公报》，１９４７年３月30日。
②⑥ 袁可嘉《新诗戏剧化》，上海《诗创造》１２辑，１９４８年１２月。
②⑦ 袁可嘉《新诗现代化再分析》，天津《大公报》１９４７年５月１８日。
②⑧ 袁可嘉《诗与民主》，天津《大公报》１９４８年１０月30日。
②⑨ 袁可嘉《新诗戏剧化》，上海《诗创造》１２辑，１９４８年１２月。
③⑩ 袁可嘉《新诗戏剧化》，上海《诗创造》１２辑，１９４８年１２月。
③① 袁可嘉《新诗现代化再分析》，天津《大公报》１９４７年５月１８日。
③② 袁可嘉《诗与民主》，天津《大公报》１９４８年１０月30日。
③③ 袁可嘉《诗与民主》，天津《大公报》１９４８年１０月30日。
③④ 袁可嘉《诗与晦涩》，天津《益世报》１９４６年１１月30日。
③⑤ 袁可嘉《诗与晦涩》，天津《益世报》１９４６年１１月30日。
③⑥ 袁可嘉《谈戏剧主义》，天津《大公报》１９４８年６月８日。
③⑦ 袁可嘉《诗与民主》，天津《大公报》１９４８年１０月30日。
③⑧ 袁可嘉《综合与混合》，天津《大公报》１９４７年４月１３日。
③⑨ 施蛰存《又关于本刊中的诗》，《现代》四卷一期。
④⑩ 施蛰存《又关于本刊中的诗》，《现代》四卷一期。
④① 杜衡《望舒草·序》，上海现代书局，１９３３年。
④② 袁可嘉《新诗戏剧化》，上海《诗创造》１２辑，１９４８年６月。
④③ 袁可嘉《新诗戏剧化》，上海《诗创造》１２辑，１９４８年６月。
④④ 袁可嘉《新写作》（书评），天津《大公报》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７日。
④⑤ 袁可嘉《西方现代派诗与九叶诗人》，见《现代派论·英美诗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３７５页，１９８５年版。
④⑥ 卞之琳《戴望舒诗集·序》，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④⑦ 袁可嘉《对于诗的迷信》，北平《文学杂志》２卷１１期，１９４７年。
④⑧ 袁可嘉《新诗戏剧化》，上海《诗创造》１２辑，１９４８年６月。
④⑨ 袁可嘉《从分析到综合》天津《益世报》，１９４７年１月１８日。
⑤⑩ 袁可嘉《综合与混合》，天津《大公报》１９４７年４月１３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