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袁可嘉对现代诗的本质所持的根本看法无不借镜理查兹的学说。他甚至偏颇地认为西方现代诗歌批评是“以立恰慈的著作为核心”的。［①③］理查兹有关“包含的诗”与“排斥的诗”的划分，有关诗是“冲动的平衡”的见解，有关诗的本质是“整个心理状态，精神状况”［①④］的心理学论调，以及认为现代诗具有高度综合性质的观念，在袁可嘉的批评中激起热烈的反响。袁可嘉赞同理查兹有关现代诗是一种“包含的诗”的看法，并把它作为一种诗歌范型引入他对“新诗现代化”的构想，认为这种诗的优点在于“包
含冲突，矛盾，而象悲剧一样终止于更高的调和。它们都有从矛盾求统一的辨证性格。”［①⑤］袁可嘉多少认为40年代以前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最缺少的品质就是种现代诗的包含性。“包含性”是袁可嘉诗论的核心词（另一对应词是“综合”）。在不同场合，“包含性”与“复杂性”、“辨证性”、“有机性”、“戏剧性”这些词汇在意指上可互为界说，但在他的批评理念中，“包含性”是居于统摄地位的，其他那些词汇不过是对它的某一层义的具体阐释。

基于对“包含的诗”的认同，袁可嘉提出“新诗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最后必是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①⑥］袁可嘉试图通过这一概括一揽子解决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发展中的几个难题。从一种批评的包容意识出发，袁可嘉主张现代化新诗应以平等的态度接纳政治，“现代人生与现代政治如此变态地密切相关，今日诗作者如果还有摆脱任何政治生活影响的意念，……无异于缩小自己的感性半径”。［①⑦］并明确划定了与“为艺术而艺术”（现实主义的主流话语喜欢给中国现代主义贴上这一标签）的主张的界线。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发展中的另一裂痕，是“反映人生现实性”与“尊重诗的实质”［①⑧］之间的相互抵牾。袁可嘉对此所做的弥合是宣称：“耐心”、“诚挚”地解决好诗艺问题，是反映更加广深的“人生价值”的先决条件。这多少可以看成是对中国象征主义借口“尊重诗的实质”而回避反映现实问题的一种矫正。这种综合传统也暗含着一种评判诗歌的标准。袁可嘉也象理查兹一样，主张既然现代诗是“包含的诗”，那么一首诗的优劣就可依据它的容量（包容性）鉴别出来，“诗篇优劣的鉴别纯粹以它所能引致的经验价值的高度、深度、广度而定”。［①⑨］这样一种标准的确立对心理学的依赖恐怕要甚过对美学的依赖。不过，对40年代中国新诗发展的现状来说，这样一种评判标准的提出仍然是准确、恰当的。把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写作同理查兹的“最大量意识状态”的心理学诗学联系起来，可以说是袁可嘉最突出的批评贡献之一。袁可嘉将理查兹的诗学简括地表述为“作品的意义与作用全在它对人生经验的推广加深，及最大可能量意识活动的获致”，［②⑩］并针对当时现实主义诗学（“人民的文学”）主张文学从属于政治的观点，对这段话作了如下引申：“艺术与宗教、道教、科学、政治都重新建立平行的密切联系。”［②①］这种引申表明他的批评的基本立场，是恪守文学的本体独立的原则，即“坚持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②②］这种“文学本位”的主张比30年代同类主张成熟的地方在于，它赞同加强文学与现实的“密切联系”，“肯定文学对人生的积极性”。［②③］对新诗现代化而言，它引进的是一种视野开阔充满活力的诗歌审美力。袁可嘉敏锐地看到把诗的本质界说为“最大可能量意识活动”对新诗现代化的特殊意义。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绝大多数诗人只愿意承认诗的本质与生命冲动、感觉、感情、激情、情绪、神秘心理有关，绝少看重经验的作用，更不用说意识对现代诗的重大意义。依今天的学术标准，我们不必抽象地在诗是感情和诗是经验之间非区分出高下不可。历史地看，袁可嘉对诗与意识的关系的强调，促进了新诗的诗歌感受力从感觉——情绪层面向经验——意识层面的更具现代性的转化。艾略特就曾说：“诗歌是生命意识的最高点”。［②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