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秦观的全部诗作，不难看出，秦观的诗歌风格并不是单一的，“女郎诗”的评价不能代表它的全貌。评价秦观诗歌的风格，应顾及诗人的全部诗作及其创作背景。秦观现存诗歌共４００余首，其中真正有“女郎诗”味的，也不过占作品总数的四分之一。吕本中《紫微诗话》云：“少游过岭后诗严重高古，自成一家，与旧作不同。”在《淮海集》中，《泊吴兴西观音院》（卷二）、《答朱广微》（卷二）、《蓬莱阁》（卷八）、《寄少仪弟》（卷九）等诗作，就表现出“严重高古”的一面。如“人生迕意十八九，月得解颜能几度。著书准易空自疲，服药求仙良自误”（《寄朱广微》）。如“所遇信悠然，此生如寄耳。志士耻沟渎，征夫念桑梓。揽衣轩楹间，啸歌何穷已”（《泊吴兴西观音院》）。这些诗歌或用典，或自抒，寄托着深沉的人生感慨，颇有旷达疏放之气，岂能以“女郎诗”一语以蔽之。

     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序例》说：“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在这位“伤心人”的诗集里，贯串着一种深广莫名的悲哀和抑郁。这种风格特征与他一生中的不幸遭遇分不开。秦观生长在江苏高邮的一个寒士之家，少年丧父，借书苦读，“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神宗熙宁十年（１０７７），初见苏轼，作《黄楼赋》，苏轼誉为“有屈宋之才”。元丰七年（１０８４），苏轼特荐其诗与王安石，安石以为“清新似鲍谢”。青年时期的秦观已是闻名于世的才子，黄庭坚称赞他“国士无双”。元丰八年（１０８５）登进士第后，历仕太学博士，国史院编修。但不久（绍圣六年，１０９４），即因与苏轼的关系牵连党籍，列名《元祐党人碑》“余官”第一，一再遭贬，远谪南荒，身心受到双重折磨。１１００年，徽宗即位后，始得复职北还；不幸中途逝世于藤州。仕途上的坎坷遭遇，理想抱负的一再受挫，使秦观的诗歌染上了浓重的感伤色彩和凄凉哀怨的情调，透露出对整个人生的绝望与究诘。

     秦观学识渊博，“善为乐府，语工而入律，知乐者谓之作家歌，元丰间盛行于淮楚”（叶梦得《避暑录话》）。其词“专主情致”，辞情并茂，尤以写情细腻、音韵和美著称，堪称宋代词坛婉约派的一流作家。秦观的诗歌也自有他的特色。据说，苏轼曾向门生晁补之、张耒问及自己的词作比之秦观如何，“二人皆对云：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二引《王直方诗话》）。《后山诗话》也记载时人的话说：“苏子瞻词如诗，秦少游诗如词。”上述评价表明了同时代人对于苏秦作品的艺术感觉，也从侧面反映出秦观的诗歌在某些方面有别于宋诗的一般风貌。

    秦观的“诗如词”主要表现在，他的诗作与词作一样，无论是早年那些惜春赏景、怀才不遇之作，还是贬谪以后抒写飘泊潦倒、困顿穷愁的篇什，主旋律都是以一个“情”字贯穿始终，并且辞情相称，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

     秦观早期诗歌每多惜春赏景之作，具有较高的艺术性。不过，他笔下的春日景象，不是浩瀚澎湃的春潮，百花争妍的春光，万紫千红的春景，却多为败絮残花，弱柳轻风，水光树影，夕阳暮蔼等缺乏力度的小巧纤弱的景色。其佳句如：“雨砌堕晚芳，风轩纳飞絮。”（《春日杂兴十首其四》）“乱絮迷春阔，嫣花困日长。”（《辇下春晴》）“清渭日长游女困，武陵春去落花迟。”（《燕觞亭》）连最著名的《春日》一诗：“一夕轻雷落万丝，霁光浮瓦碧参差。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诗的背景虽然是姹紫嫣红的春日亭榭，烘托出的主题却是泪美人与病西施相融的一种感伤无奈的情怀。诗人常用比兴手法，赋予这些春天的自然物象以女性特有的绵绵情思和袅袅风姿，其独特的妩媚风流，给读者带来动人心魄的审美感受。

     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序》中说：“据唐宋两代的诗词看来，也许可以说，尤其是在封建礼教眼开眼闭的监视之下那种公然走私的爱情，从古体诗里差不多全部撤退到近体诗里，又从近体诗里大部分迁移到词里。”在以理智为基础，以自我抑制为特征占统治地位的宋代诗坛，秦观却在诗歌里公然表现爱情，并且伴随着真诚的感伤与痛苦。如《赠女冠畅师》：“瞳仁剪水腰如束，一幅乌纱裹寒玉。飘然自有姑射姿，回看粉黛皆尘俗。雾阁云窗人莫窥，门前车马任东西。礼罢晓坛春日静，落红满地乳鸦啼。”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对畅道姑的真诚赞美，同时还流露出含蓄的倾慕之情，与一般的艳情诗有着本质的不同。秦观还有一些与当时歌妓交往的诗歌。对那些有着超凡的聪明才智和青春美貌却又社会地位低下的妇女，诗人是同情与尊重的，他以纯净空灵的笔触，含蓄地讴歌了这短暂的不为世俗所容的感情。

     中国古典美学向来把美分为阳刚与阴柔两种。阳刚之美，“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山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姚鼐《复鲁絜非书》）。指的是一种雄伟壮阔，崇高庄严，刚劲豪迈的美。而阴柔之美，“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同上）。指的是一种柔和悠远、幽深温婉、纤秀明丽的美。秦观的诗即属于后一种。它以清丽婉柔为其主体风格，以多情善感为其内在气质，洋溢着恬静清奇的阴柔之美，而其后期诗作又兼有激愤凄厉的情调。客观地来讲，作家的艺术风格本受时代条件和历史环境的影响，元好问对秦观诗歌评论的局限性在于，他忽视了不同时代不同作家艺术风格的多样性。宋代政治经济积贫积弱，始终没有出现过像唐代贞观、开元之治那样气魄宏伟的兴盛局面。韩愈身处中唐，承盛唐遗风，其诗风格奇特雄伟，光怪陆离。而秦观诗柔弱纤丽，情调温婉，也是由其所处的历史背景与个人遭际所决定。元好问幼年正当金代盛世，早年有志经世治国，对金的中兴抱有幻想，而长期的怀才不遇，又使他逐渐清醒，并退隐山林。以他的文学主张和审美标准，自然会对秦观诗作出“女郎诗”的评价。

     南宋敖陶孙《臞翁诗集》卷首《诗评》云秦观诗“如时女伤春，终伤婉弱”。钱钟书先生却以为“时女伤春的诗境，未必不好”。客观地讲，元好问的诗评揭示了秦观诗歌的特点，亦指出了它的不足之处，但问题在于不能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尤其是“破却工夫，何至学妇人”之语，明显流露出封建社会性别歧视的偏见，并非不易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