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考察作家人格与文学作品的辩证关系，人们不难发现：文学受作家人格力量的作用，作家人格的优劣决定文学创作品位的高下。古今中外的许多文学大师对此都有精到的论述。
　　鲁迅先生有自己的名言：“从喷泉里出来的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血。”被誉为“德国文学的伟大时代”开创者之一的歌德也曾说过：“在艺术和诗里，人格确实就是一切。”甚至连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梅洛·庞蒂也认为“生命与作品相通。”
　　而俄国的一代大师——艺术家兼学者的瓦·康定斯基，他在其著名著作《论艺术的精神》中则详细地谈道：“精神生活可以用一个巨大的锐角三角形来表示，并将它用水平线分割成不等的若干部分。顶上为最窄小部分，越低的部分越宽，面积越大。”“整个三角形缓缓地、几乎不为人们觉察地向前和向上运动。”“三角形的顶端上经常站立着一个人。他欢快的眼光是他内心忧伤的标记。”“三角形越大的部分，理解这类艺术家的人就越多。”
　　伟大感与渺小感，一筹莫展与欣喜若狂，颓丧与振奋，这种种的矛盾心绪贯穿于整个写作过程中，这样的时候，你是作家，也是艺术形象；你塑造人物，你也陶铸自己；你有莎士比亚的特性，你也有他笔下的哈姆雷特的特性。
　　的确，路遥常说他最喜欢看高水平的足球赛，在德国访问期间观看足球赛的一张照片，尽管照自己是俯背侧影，但他一直作为弥足珍贵的纪念保存着。因为高水平的足球赛的运动员所表现的异乎寻常的拼搏精神与路遥本人在文学创作上那种忘我的顽强劳动，其内在精神是相通的。路遥对他们的羡慕和敬仰，恐怕是因为两种辛苦之间，包含着同样令人钦佩的人格力量。
　　难怪有评论家说：“人格理想与人格缺陷，生活理想与生活缺陷的搏斗，贯穿于精神劳动者路遥整个人生历程。他作品的许多人物，特别是主要人物的内心冲突是他自己
　　康氏所谈是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人类整个的精神生活。他的“锐角三角形”的比喻，是很有道理的。
　　以文学创作而言，也正是具有层次不同之分。而且依次从大到小排列。最高层次代表着人类思想的精华，由具有优良人格，同时具备高度艺术技巧的作家所创造，成为鼓舞人、鞭策人、激励人朝着理想人格奋进的经典作品。而这是少数，多数是一般层次的作品。
　　其实，这不仅是由作家生态所决定，而且也是文化环境生态状况的体现。做为现今人类的审美需要，还是由本能美感需要、性爱美感需要、知性美感需要、德性美感需要构成，并且依次呈宝塔型模式排列。也就是说，人类的审美需要发展至今，在多数情况下，仍然是本能美感需要和性爱美感需要大于知性美感需要和德性美感需要。美感需要的天平，依旧有着天然的倾斜性。
　　我想，由作家人格所体现的作品的“锐角三角”状态与文学欣赏环境本身呈现的“宝塔型”模式惊人的一致，是否正说明是一种规律性表现呢？

五

　　关于作家的人格，它与气质不同，我们不能绝对的或过多的从个人先天性因素和特征方面去看问题。文化、见识、社会、时代以及历史基因、集体无意识等，都对它起作用。
　　例如，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绝大多数作家，都对土地、农民怀有无比的深情，其作品数量和成功率也远远超过其它题材的作品。这不能不说与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有关，与中国作家长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从祖辈、父辈那里承接下来的“恋土情结”有关。即使已经长期生活在城市，甚至在城市出生的作家也是如此。
　　可以说，在中国，是土地，是在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一代又一代耕耘、播种、奋斗、牺牲、踏着泥泞前进的农民及其农业文明，赋予了他们的作家一人格力量。在这些作家的心里，人人都有一曲或是“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或是“在那遥远的小山村”一类的歌。

六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20世纪末期的中国，人们正在从农业文明的大森林中走出。面对另外一种文明的汪洋大海，不少人已经开始了新人的生涯。我们的作家将肯定从中吸取更富蓬勃朝气的精神营养，锻就更加独特完整的人格力量，去进行艰苦卓绝的新的创造。
　　说到这里，我们还应该看到，作家的人格对于文学创作来说，不仅是一种生成机制，而且还是一种调节机制。当然作家的文学创作活动是一种“系统质”作用的结果，生成和调节作用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但是人格力量对创作过程的调节作用甚至控制作用，也是相当明显的。
　　例如，作家在创作中，时不时会出现创作冲动现象。正象我们前边提到的“灵感”现象一样。有人形容说，创作冲动一旦袭来，人的心中便如春江涨水，骏马奔腾，一股按捺不住的激情在胸中冲撞着、翻涌着，闹得人食不甘味，卧不安寝。甚至胸口感到灼疼，眼睛湿润起来，脊椎都在一阵阵抽搐，真象是一个即将临盆、胎儿已在腹中躁动的妇人。
　　巴金老是著作等身的大作家。他二三十年代所写的《爱情三部曲》和《激流三部曲》等，就使千千万万的青年读者为之倾倒。其中有些作品，如《家》、（春》、《秋》等，直到现在，仍为青年读者所喜爱。作家在谈到他创作《家》的体会时曾说道：

每天每夜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好象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眼前是无数惨痛的图画，大多数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们使我的手颤动。我不停地写着。环境永远是这样单调：在一个空敞的屋子里，面前是堆满书报和稿纸的方桌，旁边是那几扇送阳光进来的玻璃窗，还有一张破旧的沙发和两个小园凳。我的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纸上移动，似乎许多、许多人都借着我的手来倾诉他们的痛苦。我忘了自己、忘了周围的一切。我变成了一架写作的机器。我时而蹲在椅子上，时而把头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来走到沙发前面坐下来激动地写字。我就这样地写完我的长篇小说《家》和其他的中篇小说。

　　一般说来，创作冲动有对于生活感受的冲动，有与读者交流需要产生的冲动，有事业心驱使的冲动，也有功名心急切的冲动，还有因概念启发产生的冲动等等。既然因素复杂，对于作品的问世来说，其冲动就有许多复杂情况，甚至有真有假。前面已经提到，我们把那种因不利创作的因素产生的冲动叫做”假妊娠”。许多名作家如柳青等，都谈过自己创作过程中的这种“假妊娠”现象。“假妊娠”的不断出现可能导致一个作家丧失文艺产品的生产能力。医治这种“假妊娠”。也有治标、治本两种办法。治标，需要靠理智的控制；治本，则要靠人格的调节。
　　用人格力量对创作进行调节和控制，对于现时代的作家来说，尤其需要意识到作家的神圣责任，文学的神圣职守。不能为了迎合某些读者的低级趣味而猎奇斗艳，最终丧失了我们美好的精神家园。
　　当然，人格力量对文学创作的调节是宏观的、长远的，有着丰富的内容和较深刻的层次。所以，作家人格力量对于成就一个作家，特别是大作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