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小明

　　

　　我认识那个老头是在一个码头上。那是在江南，我不想坐车，可现在也没有客轮，于是我下到码头等待一艘向我去的方向的货船。我不知道船主会不会带我，不过带不带我我都会央求的。有些事情你不去试就不行，试了就有可能成功。别忘记了可能二字，有时候你会发现它比肯定还让人着迷。

　　

这个码头颇大，一些船在这里卸货，一些船在这里装货。装货的船一般朝向我相反的方向，只有空船才符合我的意愿。而这又是多么方便的事啊，空船走路，船主手头有了刚结的钱，心情总会好一点。于是我就这么上了一艘船，船主刚下了货，心情良好。可是有些人即使他满心幸福，总是一副板面孔。我的这个船主就是这样，我知道他很幸福，他刚刚下的是一船石料，估计价格不低，所以运费也高。他满心愉快地在码头上转了两圈，确认自己的幸福之后，向自己的船走去。我看到他的两圈之后，也确认了这个人是我要找的人。我决定去试一试。他似乎在听似乎不在听地听我说着要求，似乎答应似乎不答应地哼了一声，于是我在犹豫和等待着上了船，最后我也不知道这个人欢不欢迎我。他看到我上船，也没说什么话，可是他尽量不看我，好像不关他的事。

　　

这事情就变得格外让人难受了，一般情况下会很难堪，因为你求着人家办事，人家帮了你的忙，看样子却不打算让你还情——古老的信念让我斗胆地向他表示谢意，他拒绝了。他拒绝见到我，只坐在驾驶室里，等我走过去的时候，发现仓门是关的。我敲了敲门，他没开，我只好走开，过一会，却看见他出来了。

　　

船上有几个人，他不驾驶船，可是非坐在驾驶室里。我只好凭栏远眺，看两岸的风景。风景格外好，已是人间四月天，我们走得又是江南。江南水乡，河上并不单调，不时有船相遇。我和几个水手打招呼，可是他们几乎不回答。他们匆忙而去，留下我独自欢欣。一天的时光就是在这样的招呼，和我看不厌的两岸风光中结束了。和船主的关系并没有好转，我以为这将是一个愁闷无比的夜，尽管我有地方睡觉，但孤独却还是让我心碎。没想到船主却来找我了，事情往往就是这么奇特，当你没希望时，事情就成了。我以为没有可口的晚饭，晚饭却是现成的；我以为没有酒喝，酒却多得要命，品种也多；我以为不会有人陪我这漫漫长夜，船主来了。事事显得如此，天下总会有条路，这条路总会通向你成功的方向。希拉里说：美国人永不言败，所以他们需要一个永不言败的总统。她说的是她和美国，可是这句话依旧经典。

　　

我们有四个人坐了下来，一个人掌着舵。我们喝酒，吃河鲜，江南全面禁渔，却禁不住我们船上的水手，他们都有一手好本领，即使现在河里鱼少，一网下去也有几条上来。我们就鱼喝酒，颇为欢乐。船主喝得也不少，有人就起哄，说，给我们来个故事吧。其实大家也知道，我该说的是这个故事，而不是这趟没多久的旅程。这个故事说完，天还未亮，我到了目的地，就下了船，和他们作别了。

　　

船主说了他一个颇为难堪的回忆。他老了，一说上来就是历史的东西，我的一个朋友说，这些人本身就是历史。我以前不相信，现在相信了。船主说，你们让我说个故事，我就说吧。我看你们，基本上都没有经历“文革”，就说一段那个时候的事吧。

　　

　　其实从六五年我就基本上形成气候了。气候这个词怎么说呢，我根正苗红，最关键是我一穷二白，上无老下无小，我二十多岁，还是光棍一条。六二年我的老娘和一个姐姐饿死了，我就成了孤家寡人，我是靠偷东西活下来的，可是这些事没人知道。没人知道的事千万不要说，当然现在我说了也不要紧。那时候我十九岁，成天饿肚子，就决定去找吃的，大队食堂里一粒米也无，老鼠都饿死了。于是我去大队粮库里去偷，那是国家战备粮，不少人看守，可是就算不看守也没人敢去偷。我敢偷的原因是我头脑简单，肚子饿得发慌。最后我偷了不少，自己吃了还多，就拿回家来给老娘吃，老娘非要问我这是从哪里来的。哪里来的都不是粮食吗？我说是仓库里的，她坚决不吃，她不吃也就算了，她还教唆我姐姐也不吃，结果两个人饿死了。

　　

说真的，这个事情我怪老娘。她不吃就算了，何必搭上姐姐一条命呢。姐姐是村里，大队里，全公社最好看的姑娘，没少人给她提亲，上有公社书记的大儿子，在公社里教书，下有生产队长。生产队长那时候还年轻，比我大不了几岁，成天分配给姐姐的就是送送水煮煮饭——当然后来没米了也就不煮了，各人吃各人的了——工分也不低，按壮年妇女算的，五分还是六分，我记不清了。姐姐饿死了，生产队长也难过了一个多月，后来娶了个丑姑娘，现在还在做生产队长。

　　

这么说下来，你们就该问我爸爸呢？他早死了，他先是抗日，后是解放战争，村里游击队长副手，队长死在日本鬼子刀下，我爸爸死在国民党枪下——追随他的队长去了。死得颇勇敢，后来我娘给我说了，是一个人打死了二十多个国民党，后来才被人包围着死的。这话后来我也闹不清楚，反正到了我十九岁那年，就孤家寡人，什么亲人都没有了。

　　

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一步一步走到深渊里。那年我埋了老娘和姐姐，就组织村里的人闹革命，肚子里没粮不成，于是我们就到处找粮，说是找，其实是偷。不过谁也不承认偷，都说是拿，到有了的时候还回去。我们偷得最多还是大队的粮库，不过也没偷光，最后还剩下不少。后来粮食有了，我们就不偷了。不偷了之后，我却有了威望，我让所有参与的人都跟我一样，给粮库还粮。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反正我这边把粮库亏空的补上不算，还多出来了。那时候我已经是看守粮库的民兵了，所以我最清楚。但我也没敢汇报，多出来也有我的责任啊。粮库是个高压线，谁都不敢碰。我碰了，却碰出了不少好事来。我后来算了算，我开始偷，因为大家都想偷，没胆，我带他们偷；偷了也就偷了，有的时候还回去，我提议的，人心向善嘛，大家又觉得我诚实善良本分；最后大家都服我了。

　　

革命年代就是教育人啊，我小小年纪，有了追随者。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有杆枪，枪这东西，到什么年代都起眼，何况那个时候呢？我是追随着不少，年轻人都跟我了。这叫什么，这叫有了群众基础。

　　

过了一年，六六年来了，好日子也就跟着来了。我得说这是我的好日子，别人算不上。我很快跟公社打好了招呼，要造反了啊。公社原则上同意了，最后彻底同意是因为我带着人包围了公社，把公社书记带到台子上斗了一下。斗书记我是第一个，后来别人都斗的时候，我不斗了。我斗书记的时候让他戴高帽，在公社里走了一圈。算是轻的，后来的人让他戴了镣铐，还给他面前挂了屎盆，往里面砸石头，溅得老头一身是屎。这就过了，没意思了。果然，老头没挨住，跳河了。

　　

我为什么斗他，是因为我说大队里有走资派，大队书记就是。大队书记姓夏，有段日子搞了不少黄花姑娘，我跟公社里说是强奸，公社里说没这个事。我说走资派，公社里让我不要乱说。于是我就斗了公社书记，回来的时候把夏书记也斗了。最后他也死了，搞了那么多姑娘，不死让人难受。我们不给他自杀机会，他趁吃饭的时候，给鼻子里插筷子，一头栽下去，筷子插到脑门里去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