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泽雄

      ●越来越多的文人，热衷于借助事件而不是作品，偷袭舆论，搅扰视听。留意近年来的年终文化盘点类文章，我会得出一个沮丧结论:事件淹没作品，几成大势所趋。
　　
　　●当事件型文人不断像斗牛士那样在读者面前挑逗性地舞动红绸，就可能诱使一部分读者无暇旁顾。读者卷入事件的热情越高，他们也就越有可能远离平静的阅读。
　　
　　周泽雄:自由撰稿人，现居上海。著有《说文解气》《性格辞典》《耳朵的立场》《当代眉批》等。

　　文学界——也可以扩大到整个艺术界——炮制热点的要诀，似乎只有一个:用事件代替作品。
　　
　　站在营销角度，把书籍推广弄成一桩耸人听闻的事件，是可以理解的策略，哪怕不值得尊重。我理解出版人追逐利益的权利，我也不会贸然用一道文化界限把书商与企业家区分开来，就像我不会因为地产商喜欢搬弄几句哲学格言(如“人，诗意地栖居”之类)，就对房地产界的人文素养刮目相看。认为图书经营者一定比私营小矿主更多一些人文关怀，那是一厢情愿。就出版人而言，把图书发行捣鼓成一桩沸沸扬扬的事件，无可厚非。它惟一的不足之处在于:招术有点用滥了，用老了。
　　
　　站在作家角度，就得换一种话头了。作家靠作品说话，这道理不言自明，正确到接近废话的程度。不过考察近年来文坛，我发现这句正确的废话，有必要再次重申，反复强调。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文人，热衷于借助事件而不是作品，偷袭舆论，搅扰视听。留意近年来的年终文化盘点类文章，我会得出一个沮丧结论:事件淹没作品，几成大势所趋。为数不多的事件型文人，总能以自己弄潮儿的天赋，占据舆论制高点，遂致那些埋头写作、性格内敛的作品型文人，日趋门庭冷落。当然，后者原本为数寥寥。
　　
　　我们听说有一个国学热，但没有人告诉我们，有哪部拿得出手的国学著作，随着这股热潮应运而生。我们目睹一种名叫“恶”的大众讽刺在互联网上大行其道，令无数网民群情振奋，谁知硝烟散尽之后，我们只看到满地狼藉，并没有一部真正称得上作品的东西，水落石出，静静地等待大众的品鉴。超女诞生了，传说中的“梨花教主”被命名了，诗人又客串“裸体秀”了，文人打架了，作家行乞了，谁和谁又在博客里彼此叫阵了……性喜围观的文化看客，会因忙着追踪文化热点而备感光阴似箭，那些同样热爱文学、畏惧喧哗的读者，却可能百无聊赖，顿觉长夜漫漫。
　　
　　理由简单得令人绝望:所有这些事件，都是在作品缺席的情况下隆隆开展的。
　　
　　平均十个人气鼎沸的文化事件，不能换来一部还算优秀的文学作品；平均十个以诗人自居的家伙，无力留下一篇让人铭记的诗篇。我们听说哪里又有签名活动了，哪里又在进行某个重要纪念活动了，但作品始终缺席。事件型文人较之作品型文人，就像球星较之学者，天然具有明星的能量。我还不无窘迫地发现，永远有那么几个名字，出现在各类事件的风口浪尖上，就像永远有那么几位职业批评家(其实是职业表彰家)，习惯以团体操方式给某部价值可疑的作品哄然叫好。
　　
　　这构成了一种不正当的游戏规则。注意力之所以是一种经济，在于注意力符合一项重要的经济学原理:稀缺性。注意力的有限性，导致人们通常无法同时面对多个文化现象。当事件型文人不断像斗牛士那样在读者面前挑逗性地舞动红绸，就可能诱使一部分读者无暇旁顾。读者卷入事件的热情越高，他们也就越有可能远离平静的阅读。而另一些有尊严的读者，也许掉头旁顾，干脆不理文坛上的那一茬。
　　
　　那么，作品与事件的关系应该如何是好呢？依我小见，就作家而言，事件不宜先于作品，不宜高于作品，更不能取代作品。理想的情况是:作品本身构成一个自足的事件，如果它因此带动一个热点，生成一个流派，像雨果的《欧那尼》那样全面宣告浪漫主义文学的诞生，自是无上美事。倘若做不到，也绝非失败。比如《西厢记》、《红楼梦》的出现，既没有导致一场战争，也没有发起一场文学革命，只是我们抬头向天时，发现星空中又多了一颗璀璨星辰。
　　
　　事件，哪怕是人为制造的，就积极一面来说，具有激活文坛的功能，所以，文坛好事者原本有其价值。现在的问题是，好事者太多了。谓予不信，我们可以等待今年的年终文化盘点类文章，看看那一个个“十大文化事件”里，可有一丝作品的魅影。在此之前，我是疑字当头的。
 
【原载】 《文汇读书周报》